《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和清朝出卖领土为契机，把在中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提上了改造中国的日程。国内人心的巨大变化，在康有为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很大动摇，连梁启超、欧榘甲等也在怀疑清朝皇帝是否可保。这使康有为大为恐慌，于1902年接连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力图论证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因而绝对不可以放弃对光绪皇帝的希望，以稳住“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经历过两千年封建主义统治，迷信好皇帝的观念根深蒂固，因而康有为的保皇说教，在中国自有其生存基础。如何打破人们对清朝皇帝的崇拜，把少数人的革命认识变成多数人的革命行动，便成为那时革命民主派的迫切任务。团聚在上海爱国学社里的一群革命者自觉承担起这项任务。他们设法控制了《苏报》的编辑权，从这份小报上放出成串抨击保皇宣传的霹雳。其中震动最大的，便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序〈革命军〉》。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采取公开信的形式，对康有为答复美洲诸华侨的公开信，逐点予以反驳。除了广引中外历史以证明反清革命完全合乎进化公理而外，章太炎特别注意驳斥康有为关于光绪皇帝是“圣君”的种种议论。他指出，光绪皇帝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清朝皇室贵族的象征。当初光绪支持变法，所考虑的只是借此“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在变法中间，光绪面对清朝王公贵族的掣肘，表现得那样怯懦，足证“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何况他眼见慈禧发动政变而不敢违抗，分明可跳出慈禧掌握而不敢动弹，即使作为皇帝也是个孱头。康有为却要人们相信这个皇帝有旋转乾坤的神力，不明明是“诳耀天下”吗？

“载小丑，未辨菽麦”；“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诸如此类，直接骂皇帝，歌颂民主革命，构成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旋律。正因如此，章太炎被关进上海的“西牢”里。

章太炎过分强调满汉矛盾，由此引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议论，这是他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共有的弱点。我们毋需替他辩护，却也不该对他苛责。研究清末革命史，无疑不能脱离清朝的全部统治政策史，否则许多现象将变得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