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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夸大十八世纪汉学与西学的联系。这个世纪，在西方学术界，固然对中国文化有极大好感，谈论耶稣会士从中国发回的信息成为时髦风尚，但从中国学术界来看，却属于晚明至晚清中间对欧洲文化最隔膜的世纪。

这种隔膜，归根结蒂是清朝文化政策造成的，但也不能否认学者心态的作用。君主专制所加剧的离心倾向，在学术文化领域造成的困扰，可能比其他领域更严重。所谓逆反心态，即无论事实是否可靠，主张是否正确，只要由清朝统治者提出或支持，便一概持明白的或含蓄的反对态度，就是一种表现。

譬如说，康熙初的历法争讼，错的分明是杨光先，受害者是汤若望和钦天监支持新历的中国官员，被囚被杀被流放的有一批。后来冤狱平反，祸首杨光先不过止于流放，不久赦归，中途病死。但十八世纪中钱大昕重提此案，却宁信谣传，说杨光先是被西洋人毒死的。钱大昕在汉学家中有长者之称，又深知历法优劣，也明知杨光先用以代替西历的回历并非“国粹”。但他仍然不顾事实，寄同情于也是异端的杨光先。这除非承认他们以此发泄对皇帝信用西士西法的反感，此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

这种心态，可以同情，可以理解，却不可以称道。情绪化的倾向，所谓爱之者举上天，恶之者按之入地，表现于方法论就是形式主义的“非此即彼”。它对学术研究造成的损害，更甚于其他领域。清代汉学家普遍憎恶理学，反对空谈义理，反对单讲致用，反对孤证立说，都并不错，但走向极端，变成饾饤考据，变成迷信古训，变成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这已给他们带来了烦琐哲学、逃避现实之类恶名。而他们由于西方传教士受到清帝宠信或疑忌，而表示对西学或憎恶，或回避，或潜研，结果都只能妨害学术自身发展。

清代汉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做过巨大贡献，迄今为止谁想研究中国古典文化遗产，都无法拒绝利用它的研究成果。然而清代汉学尽管属于近代意义的学术文化，在形式上则始终没有超脱中世纪学术文化的范畴。结果内容被形式窒息了，繁荣了还不到一个世纪，便成为僵化的东西。十九世纪初，在汉学内部便分裂出了自身的对立物，打着“真复古”的旗号的经今文学派，在恢复西汉传统名义下凭藉经义讥弹时政。而在它的外部，又早已站着自称恢复唐宋间“文以载道”传统的桐城派。加上太平天国起义，汉学的故乡全都化为两军厮杀的战场。这样内外夹击，文武合攻，汉学还能存活么？到清末，虽然还有俞樾、孙诒让那样的大学者，号称汉学后劲。但只消认真考察他们的思想学说，大概谁都不会赞同这样的结论。

[1]清朝禁止天主教传播，始于何时，史有异说。康熙八年（1669）八月发布的替汤若望平反的上谕，已有“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所有直省立堂入教，仍着严行禁止”的说法（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九）。但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发布诏令准许欧洲传教士到内地传教（见法人白晋《康熙帝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页247）。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却又批准兵部议覆广东总兵陈昂疏，重申康熙八年严禁各省传播天主教的敕令（见蒋氏《东华录》卷二三）。康熙五十九年（1720）接见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派遣的第二次特使嘉乐宗主教以后，又在嘉乐呈递的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的教谕上批示，再度申明禁止“西洋人在中国行教”（见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4通后朱批）。因此，倘说雍正即位后才开始禁教，如《剑桥中国史》第十卷第十一章作者所说（中译文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587），并不确切。

[3]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已公布了清廷有关档案。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又依据作者所见梵蒂冈档案印证，企图勾勒事实过程。但双方记录的年代月日便有矛盾。如罗光谓康熙帝首次接见罗马教皇派遣的第一次特使多罗宗主教，时在1705年12月31日，当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此事便不见于《清实录》、《东华录》。

[5]章太炎语，见《訄书·清儒》，拙编《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155。

[6]嘉庆间包世臣与友人书，论及唐宋八大家，以为他们的文章体势受《韩非子》《吕氏春秋》的影响尤深，“徒以薄其为人，不欲形诸论说”（《再与杨季子书》，《艺舟双楫·论文》）。这不一定是韩柳欧苏等人的心态，却反映了那以前汉学家的心态。他们对于西学，是否也是阳拒阴受呢？起码需要研究才有发言权。

[7]《皇清经解》汇编的作品，有的成书于十九世纪初期的嘉庆间，但与乾隆间的汉学属于同一系统。

[8]参看《訄书·清儒》，拙编《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前引书，页158。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民报》14期（1907年6月）。拙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9]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329。

[10]关于这一过程的实际情形，以往说法多不可信。参见拙著《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2）；又见《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页65—96。

[11]参看拙著《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已收入本书。

[12]此据恩格斯的概括，参见《自然辩证法》1971年版，页198。

[13]章太炎在清末曾指出此点，见《訄书·王学》，拙编《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前引书页145—150。

[14]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明儒学案》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68—169。

[15]“宋儒讲礼教，明儒不讲礼教，此宋明两代儒者之差异点也。”“夫宋讲礼教过甚，至明而撤其防；穷则变，自然之势也。”见《申报》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十五日“章太炎讲学第七日续纪”。按，章太炎此处所说明儒，即指王守仁及其后学，包括何心隐、李贽等。

[16]见陈第《松轩讲义·义利辨》，收入《一斋集》（清道光二十八年陈斗初重刻本）。

[17]参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八章，开明书店1941年版，页276—278。

[18]参看黄宗羲《上帝》，《南雷文约》卷三。按，黄宗羲对于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介绍的西方学说，显然作过认真而系统的研究，除《上帝》篇外，还有《魂魄》、《西历回回历假如》等可证。梁启超曾将他的《明夷待访录》，同卢梭的《民约论》相比，并谓黄著还早于《民约论》，见拙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页145。其实，倘说黄著同相近时代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关于三权分立的思想暗合，似乎更合适一些。而黄氏著此书时已在清康熙元、二年（1662—1663），他有没有从欧洲传教士那里汲取过灵感，也值得探究。

[19]颜元是直隶博野人，晚年曾“南游”至河南，见当时士林大讲道学陋习，极为反感，说是由此断定“孔孟程朱判然两途”，“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见李塨编、王源订补《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20]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的江南科场案，由顺治帝亲自出面处理，历时一年多。十六年（1659）郑成功进军江南，破镇江，克芜湖，围江宁，清军屡败，使顺治帝大为惊恐。据汤若望说，那时他“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郑军失败退出江南后，清廷追查江南各府州县向郑军纳款的官员和士大夫，诛杀数万人之多。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一卷（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有关资料。

[22]例如汤斌、魏象枢、魏裔介等，都出自孙奇逢门下。魏裔介曾向清廷献策灭南明。

[23]康熙三十三年（1694），熊赐履献上《道统》，由王鸿绪、高士奇奏请刊刻，颁行学官。康熙谕大学士有“朕览此书内过当处甚多”，“道学之人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等语，拒绝批准。见蒋氏《东华录》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

[24]参看拙著《章太炎与王阳阴》，《中国哲学》第五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页313—345。

[25]“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见陆陇其《松阳讲义》卷一。

[26]参看我所作的《章太炎选集·悲先戴》说明并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404—407。

[27]此点向为学者忽视。1986年10月在浙江宁波举行的“黄宗羲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多篇论文对此作了研讨。

[28]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对此有系统反映。参见该书所收乾隆朝诸文字狱的原档，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29]清代汉学的先驱，学术界公认的有：顾炎武，江苏昆山人；阎若璩，祖籍山西太原，但寄籍于江苏山阳；胡渭，浙江德清人；姚际恒，安徽休宁人，寄籍于浙江仁和。如果连史学方面的黄宗羲、万斯同也算在内（分别为浙江的余姚和鄞县人），那么除了张尔岐（山东济阳人，章太炎《清儒》以为他是清代礼学先驱），都是浙江人。

[30]徐光启，江苏上海人。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浙江仁和人。他们在明末被称为信西教而通西学的所谓三大柱石。

[34]参看拙著《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前揭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页850—859。

[38]参看拙著《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39]晚明的徐光启可说是受西学影响的典型。但徐光启的社会政治见解，大概仍然囿于理学家的见解，由徐氏《庖言》等著作（收入《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1984年），可见一斑。

[40]由南朝目录学家关于分类为四部还是七部的争论可知大概。参见钱大昕《经史子集之名何昉》，载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下册。

[41]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康熙帝传》，于此有详细记述。此书有马绪祥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

[48]杨光先一案，论者多有误解，真相见本书《汤若望与杨光先》一文考订。

[52]二人为康熙八、九子，被雍正更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即满语的“狗”和“猪”。

[53]据陈垣考证，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