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中世纪特色的回光返照

这里又不能不涉及清代皇帝的个人作用问题。

在中国，体现中世纪特色的君主专制，到明清两朝臻于极致，这是一般中国史研究者的共识。章太炎在清末写过《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46]，就汉唐宋元历史说，或许不完全正确，但就清代历史说，则很正确。因为满洲本来就严分主奴，凡隶属旗籍的，无论满汉，对皇帝都自称“奴才”。清朝入关后，对非旗籍的汉族官僚，互称君臣，阳示尊重，实则看汉臣还不如旗奴。因而非旗籍的宰相，在皇帝眼里不过是被征服民族的奴才首领，除了绝对服从君主意旨，便不许有任何个人主张。陈名夏、钱谦益等，降清以后，为清朝统治稳定出过大力，却生遭放杀，死谥“贰臣”，秘密即在于此。

相形之下，清代君主对于欧洲传教士的优礼，便显得异常突出。汤若望曾替明朝服务，除了参与修治《崇祯历书》，还传授西洋大炮的图样和制造、应用诀窍，使满洲在明清战争中吃过大亏。然而入清以后，汤若望仍然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尊重。他不仅被任命为钦天监正即皇家天文台台长，一种在中世纪享有颇大权威的要职，而且被顺治帝视作政治顾问，称之为“玛法”（满语“爷爷”）^[47]。康熙初，由杨光先发难的《不得已》案，表面上是借历法问题打击西洋人，实际上是满洲权臣鳌拜集团利用这个题目清算顺治的汉化倾向，而汤若望只是作为顺治的亲信跟着遭殃^[48]。因此，这个大狱在康熙祖母干预下得到平反以后，接着就是康熙演出了小儿擒鳌拜的那出活剧。汤若望的继承者南怀仁，也同样得到皇帝的信用。

康熙本人对西学所抱的浓厚兴趣，已由各种中外史料作证。他主动接受欧洲科学和哲学的系统教育，使他对于欧洲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表示容忍和同情，以致传教士指望他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49]。他的西学造诣，如同他的汉学修养那样，未必如耶稣会士的中国通讯和《康熙帝传》之类著作所夸张的那么高明，但比他那些满汉大臣都高明些则是事实。他对欧洲科学方面的兴趣，集中在数学、天文学、植物学和医药学等领域，尤其喜欢亲自观测和实验，同时他还留心语言比较和音乐。作为专制君主，康熙的学术兴趣和爱好，必定对他的臣民发生影响。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汉学家的研究取向，多半是同康熙关注过的领域相近的。

然而康熙对西学的兴趣，始终限于个人范围，始终没有考虑过将这种兴趣扩大到更多学者中间。相反，他对汉族士大夫研究南明史都不许可，更谈不上主动鼓励他们放眼域外世界。同时，他虽然一度表现得有意扩大中西联系，曾派法国传教团成员白晋回国要求路易十四增派传教士来华协助发展科学和艺术，但这种意向在他晚年显然愈来愈减退。

减退的原因，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但从各种矛盾的陈述中间可以得出的印象，可能在于他年老“倦勤”，更可能在于他晚年面对的内外矛盾。他很早就立第二子胤礽为太子。这位太子对西学的热忱似乎比乃父更大，就是说心态比乃父更开放，自然成为传教士争相结纳的对象。但不幸这位太子对于等待继统的时间太长，显得有些不耐烦，终于酿成父子冲突，被废被禁，又再立再废。此事给老年康熙带来极大苦恼，也想必引起他对传教士的某种疑心。正好在这时，在华耶稣会士围绕所谓“中国典礼”即是否容许信徒祭天祀祖问题的内哄加剧。内哄的实质，看来是争夺传教事业的控制权。罗马教廷支持坚持龙华民派传统的一派主张，反对中国信徒继续祭天祀祖，两度遣使来华，理所当然地碰了康熙的硬钉子。康熙支持的是后来居上的法国传教团，以为他们表示尊重中国的礼俗，才符合利玛窦的传统。但这批人在罗马教廷两次派遣来华特使之间，多已死去^[50]，自然加深了康熙帝同其他在华教士的疏远感，并使罗马教廷企图干预中国信徒的传统礼俗所引起的愤怒更激烈。康熙末年一再重申禁教^[51]，无疑同这类矛盾有直接关系。

目前没有任何材料可证雍正受过乃父爱好的熏陶。倒是有材料透露，他视作主要政治对手的异母弟胤禩、胤禟^[52]，可能与西教西学有相当密切的联系^[53]。无论当时传教士有没有参与康熙那一堆皇子间的权力争夺，这种情况决不会对他们有利。雍正严禁天主教传播，他的继承人乾隆也照样奉行禁教政策。实际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因为在中世纪，君主专制愈凌厉，适足以表明一切方面的离心倾向愈严重，这一点早由恩格斯所指出，清朝自不例外。譬如雍正、乾隆二朝禁教近八十年，然而十九世纪初天主教信徒仍有十余万，反而比百年前增多了。这大约就是用强制手段禁锢思想和信仰的必然结果。

那么，真是没有效果么？不然。在十八世纪，即使对西学有颇高造诣的汉学家，例如江永、焦循，尽管终身不肯做官，也不愿正面承认自己的学问乃受西学启迪。这是悲剧，但正是中世纪回光返照时代才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