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关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便从一个侧面，集中映现了利玛窦生前对于中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作出的历史业绩。

上个世纪初耶稣会史家汾屠立（或译宛杜里）、德礼贤，编校过《利玛窦全集》，辑集了利玛窦的西文遗作，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无论对于利玛窦传记研究、晚明在华耶稣会史，还是对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交往和比较的历史，都是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但也一如常见的情形那样，《利玛窦全集》非但不全，而且是片面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将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论著和译作，全部摒诸集外。

原因不难了解，却很难令人同情。清末民初著名的天主教徒马良即马相伯，曾是耶稣会士，终生敬佩利玛窦，但晚年在教会内部抨击在华外籍传教士及其本国教会，也不遗余力。他在这方面的言论通信，均已收入我主编的《马相伯集》，文繁不具引。大概地说，他批评鸦片战争后重新露面的天主教传教士，大半不谙汉语，不通中文，学问教养较诸利玛窦和他的后继者差得不可以道里计，却蔑视中国文明，面对从辛亥到五四的“誓反教”的批判，分明无力还手，还要装得不屑置辩，“听其下地狱可也”。那时有份法文《教务月志》，更月月载文诋毁利玛窦和汤若望、南怀仁等，“罪其喜引古书上帝，而不专用天主名”；“罪其阿悦华人，而将顺其礼俗”；更怪的是这班仰赖当年法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庇护的天主教传教士，未尝一读晚明到清初有关中文文献，却全盘否定利玛窦，“罪其日间所事，治钟表，会宾客而已，著书则徒有其名，而惟李、徐二公是赖，然于文学科学，毕生无足观也。”如此这般，“深文锻炼周内”，曾使马相伯、英敛之等痛心疾首。同时代的《利玛窦全集》编注者，显然意在恢复历史实相，但他们将利玛窦的中文著译作品摒诸“全集”之外，不论出于怎样的理由，效应只能使《教务月志》那一类言论在非中文世界读者中继续传播。

所谓极端相合吧，前半个世纪国内曾有若干论著，从科学哲学角度批判利玛窦绍介的西学，认为他在华关于那时代欧洲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翻译传授，多属在欧洲的过时货色，而对哥白尼到伽利略的最新成就秘而不宣，误导徐光启等中国科学家，实际起了障碍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作用。这样的意见，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争论，出现了从不同角度重作的价值判断，迄今仍在继续。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从业者，我以为明清之际属于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起点，而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现象发生的内外因素极其复杂，有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晚明正在起变化的所谓经学，与适当其会并由利玛窦首先引进中国的所谓西学，二者发生遭遇以后激起的一连串学术畸变。我向来赞同马克思的一个说法，即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因而我对国内学界出现的上述争论，深感兴味，不断追踪海内外有关的研究进展，并曾不揣冒昧，以局外人说点局内事。所以想说，无非出于职业习惯，以为围绕利玛窦诸问题的争论非常必要，但历史问题只能由历史本身才能说明，那第一步就是清理历史事实。在这方面，我还是赞同马克思的说法，即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就我寡闻所及，海内外关于利玛窦及明清间宗教文化的研究，愈来愈重视相应的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或翻译，海峡彼岸的学术界出版界对此贡献尤多。令我不解的，是利玛窦的中文著译作品，虽被不同领域的学者反复审视，也曾个别地整理重印，但至今没有一部编校较完整的结集本。某些重要作品，包括《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乾坤体义》等等，从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或跨文化研究等角度来看，对清理历史实相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之类，然而在国内仅有几家图书馆收藏，索阅很难。

造成这个古怪现象的原因也颇复杂，且不去说它，但客观必要是清楚的。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适值利玛窦入华四百周年前夕，上海几位学者因而合编《徐光启集》，我也忝列编者之一。于是忽生一念：何不借助搜罗材料的方便，编一部《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给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生们略解觅书难呢？这样就编起来了，也有出版社乐于刊行，岂知竟成死胎。被扼杀的理由与学术无关，不说也罢。一晃十七年过去了，又逢世纪交替。人们又记起四百年前那个世纪交替时刻，利玛窦忽然时来运转，由明廷太监的囚徒变成万历皇帝的外臣，从此在北京终老。于是这部已成死胎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也居然“克隆”再生。

再生需要感谢张隆溪教授。没有张先生的善意督促，又将本集列入他主持的《跨文化研究丛书》，那也许不可能仅用年余时间就完成这部著译集的重编重校工作。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为本集排校付出了巨大努力，城大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合作出版本集所作的辛勤工作，同样使编者深为感谢。

这部著译集，凡收利玛窦用中文撰写和述译的论著十九种。毋需特别指出，除了署名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译述的科学之作外，利玛窦别的作品，多半也曾经中国学人润色。这不足奇，十六世纪以来欧美基督教新旧各宗传教士的中文论著，没有经过华人文士做过文字加工的例证，也许有吧，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意的主要不是文章形式，而是这些著译的内容与见解，究竟是否出自利玛窦的思与言。对后一点，我们尽量做了必要的考辨。

考辨的过程涉及大量的历史细节，例如当年利玛窦的著译主题的由来，撰写编译的过程，传抄付刊的曲折，版本文字的同异，以及诸种各自与整体的局部的人文环境的联系等等。其中有的已为人熟知，有的似有定论而不合实相，有的异说纷纭而莫衷一是，有的则以讹传讹而习非为是，也有的虽经名家校订而实不可信。因此，要做到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历史实相，向读者提供文字句读乃至标点分段都较可信赖的文本，谈何容易。我们不敢保证没有失误，只能说已下过死功夫，尽可能不放过涉及时地人事、音训考辨的任何差异，将可能存在的瑕疵的几率降至最小。

为了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以上提出的问题，除编例外，我给每种作品都写了一篇简介。简介均属就文谈文，但也偶加评论，包括订正既往研究的纰漏，澄清既往误解的史实，难免冒犯某些权威的或流行的见解。我希望拙见有助于讨论的深化。因为每种都有内容简介，所以这篇导言不再撮述。某些国内论著有争议的问题，依愚见如能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如能摆脱以论带史乃至割裂材料以拼凑奇谈的劣习，那就不难解决。因而这篇导言也不拟具体讨论，不仅为了节省篇幅。

这部著译集的编校，是我与四位小友共同完成的。他们分别查勘不同版本，进行会校，每种都做过详尽的校勘记，由此筛选出较合历史原貌的底本，然后区分句读，初施标点，并予分段，同时也辑集了每一种的既有研究材料。正因为他们做了奠基工作，我才可能在较短时间通读全稿，推敲原文，订正字句，修改标点，择定校记，以及撰成每种简介。因此，这部著译集是我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当然，编校存在的任何错误不当之处，都应由我负责。尚祈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二　　一年三月草，五月改，七月再改。

附记：2001年，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纪念利玛窦入京四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该中心主任张隆溪教授盛意，邀我将拙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书稿修订，列入将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跨文化研究丛书》第一部，于会前印成中文繁体直排本，并将拙撰导言列为会议论文。同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据我再作校订的城大版《著译集》，刊行了中文繁体横排本。现在以简体字初次发表的导言正文，文字即据复旦版，仅有个别字句改动。文内小题依旧，但另拟正题。依拙作积习，导言正文叙史力求简约，注释则一注引据文本，二释相关史实及疑义商榷。然格于本书体例，原刊本注释近万字，概予删略，尚祈读者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