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目的与手段的倒错

从利玛窦晋升会督到撒手人寰，总共十三年。如果说，利玛窦在华传教的策略与方法，形成过“中国特色”，那就在这十三年间。

难道这以前利玛窦的传教活动不具自己的特色吗？要看讨论的角度。从传教的路线与基本方法来看，大体是沿袭沙勿略创于日本的那一套，而由罗明坚略予改造。利玛窦的长处，除了个人的韧性，便是娴于汉语，擅于辞令，并且具有在欧洲或在印度学会的制图及修造仪表等技艺。这样多能，让他自始便成为入华耶稣会士中间的佼佼者，却并非决策者。因而涉及活动大计，起初都听命于澳门神学院神长和住院院长兼传教团会督。

就传教方式而言，目前没有材料可证，利玛窦在入华的前十多年，在实际活动中违背过已往陈规，例如聚众布道、散发宣传教义教规和“信经”的宗教印刷品等。那期间他们走上层路线，重在结交官府，目的是借助权力庇护以取得立足点，而不是已经领悟到“归化”士大夫乃是在这个帝国传播基督教的关键。反证便是在粤十多年，他们劝化的基督徒都属于下层民众，他们与当地生员乡绅的关系一直紧张乃至敌对，他们结纳了不少官员朋友而没有劝化过任何官员入教。包括利玛窦在肇庆便开始改绘并用中文译注的世界地图，起意必得罗明坚乃至范礼安许可自不待言，而直接目的在于取悦地方长官，并非借学术传教，也可断言。

因此，自肇庆、韶州到初次北上碰壁，被迫由南京折返南昌，那期间利玛窦由传教迭次失利的经验，悟出既往传教方式未能因地制宜的弊病，由他离韶州前说服范礼安准许修正沙勿略的规矩，可得佐证。

但认识有个过程，认识付诸实践同样有个过程。利玛窦在韶州受到瞿太素启发，顿悟以往见官必跪，恭顺备至，却总被帝国官员轻视，原来毛病出在装束模仿佛教僧侣，而和尚的地位在中国远比在日本卑微。相反按帝国传统，读书人一旦通过考试进入县学做生员，身份就顿时改变，升格为儒士，登上“仕”的初阶。既然士的身份是由教育程度决定的，那么耶稣会士无例外地都受过高等教育，晋铎之前又曾通过多科考试和德行考验，怎不可以等同于帝国功名呢？

问题是帝国的士有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衣冠制式颜色都有区别，利玛窦认同于哪个等级？他没有明文交代，但看他信件的描述，以及留下的画像，可知他头上所戴的四方平定巾，属于当时“儒士生员监生”的冠制，而长袍的颜色，据他说似紫近黑，当属明代规定只有进士才可穿着的绯袍。冠服搭配委实不伦不类，但也许故意如此设计，以彰显他们是与中士有别的“西儒”。

在利玛窦的初衷，无非要通过“易服色”，取得士绅的同等礼遇，例如出入公门较自由，拜访官员不用跪着讲话等等。他固然如愿以偿，从此在华耶稣会士得以跻身士林。然而由此带来的另外效应，或为他始料不及。

传教士在欧洲也是僧侣，来华后脱去黑袍、披上袈裟，虽有混同佛僧之嫌，但还是出家人，宣扬宗教是其本业。一旦脱去袈裟，改穿儒服，在中国人看来便意味着还俗。尤其因为中国传统向来看重名实关系，儒士好佛尚被讥为“佞”。服色同于有功名的世俗儒士，再要公然传播宗教，并且是已被当时中国社会遗忘已久的域外异教，用传统眼光来看，非但属于不务正业，还大有秘密结社之嫌。

这不是推论。人所共知，明帝国的开国君主朱元璋，便是参与秘密宗教聚众造反而起家的，因而他改朝换代成功后，极怕他人重施故伎，尤其严禁民间宗教，乃至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就是畏惧有人利用天象异变鼓动民众反抗暴政。他的继承者多不肖，唯独对防范异端这一祖训记得很牢。即使为求长生而佞道的嘉靖皇帝，因生母佞佛而默许和尚入宫的万历皇帝，一旦疑心身边的僧道插手宫廷政治，也会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处死或流放。

当利玛窦决定易服色那时，可能只想到与佛教僧侣划清界限的直接好处。但他以西儒面目现身于士绅社会之后，似乎已渐渐意识到这个世俗身份，给“传扬圣教”事业造成的效应未必都是正面的。前已引用他在南昌决计改变布道方式的话，其实也在含蓄地承认作为儒士不便于公然传教。以后他首度赴京企图面求万历皇帝准许自由传教未遂，返程再过南京，却意外地获准在这个帝国南都居留，与达官贵人的交往也比在南昌更密切。然而他倒认为传教应该更加谨慎，理由即前已引及一五九九年八月他的那封信，所谓在华传教，“为安全计，应慢慢来”云云，这话以后在他的书信和札记中反复出现。

这话大有自我辩护气息。确实的，耶稣会士进入内地，前后十七年，接踵十来人，花了钱，死过人，跑了几省，“归化”的基督徒，总共一二百名，要是修会内外没有责言，才怪呢。更怪的是“归化”速度如牛步，利玛窦个人名声反如兔脱，二者反差那样强烈，怎叫人不怀疑他违背终身誓愿第三条，所谓“在修会外不追求权力、地位或荣誉”呢？

所以，利玛窦只好诉诸中国的国情特殊，抱怨百姓不开化，可是忘了他赞美过的虔信者多半是“低级平民”；也抱怨皇帝专横，可是又要将自由传教的赌注押在这个暴君一人身上。不过有两点他说对了。第一是“目前对他们固有的宗教或迷信等，较以往更持怀疑的态度”。但这里的“他们”，应该特指南国的王门诸派的学者士绅。第二便是“假如我们聚集许多教友在一起祈祷开会，将会引起朝廷或官吏的猜忌”。就是说他担心的原因在政治，唯恐用教会习惯的布道方式，会使天主教与白莲教之类“邪教”等视，会被帝国官方指作秘密聚众图谋造反。这并非杞忧。万历朝的权力腐败日趋严重，帝国为“防民”建构的官僚系统依然有效。利玛窦所到之处都曾遭到跟踪监视，后来在韶州、广州都曾发生怀疑传教士谋反的事件，都是明证。

只是利玛窦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正视，他的不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食其果。肇因便在他首倡的易服色措施。既然认同于中国儒士，那就自动地使自己的角色，变换为世俗的学者文士，就是说讲西学成了正业，而布西教反而降为副业，并且沦为半地下状态的副业。因而他可以公开地说和写有关欧洲哲学、伦理学或数学、地理学等论著，也可以赶学界的时髦，当众辩论儒释道三教该合还是该分，乃至指斥梵土佛学不过剽窃泰西古哲毕达哥拉斯遗说，但是对于他理所当然地需要“大声宣扬”的天主教道理，他却欲言又止，著书则比附儒家经典，口传则只敢造膝密谈。手段与目的出现这样本末倒置，岂能完全诿诸环境因素？

于是，利玛窦非调整或变换传教方式不可。他不得不把“归化”对象由平民转为文士。他不得不把宣教手段由演讲改为著书。他不得不把著书重点由西教要理移向西学入门。他也不得不冒着同事非议而似乎真的不务正业，用大量精力去向非教徒的李之藻讲授欧洲的数学与历法天文学等。总之，利玛窦走上“学术传教”的独特路径，未必可说早就主动作出的选择，倒不如说很晚才采取的被动措施。

据说在近代世界愈来愈成为政坛商界权力角逐通则的一句名言：“只要目的合法，可以不择手段。”最早就是十七世纪中叶一名耶稣会士写出来的，看来它在耶稣会内部早成共识。

所谓目的合法不合法，衡量尺度自然是所谓法。古典时代的中国哲人，早在质疑法是什么。被汉以后的经学家，群指为孔子诠释古圣排忧除患的经典命意的《易传》，便曾说“制而用之谓之法”。据此，则法不等于律，不等于刑，更不等于君主的金口玉言。末一点强调法重于君，曾使明太祖何等恼火，由明初不止一名谏臣因劝说那个流氓皇帝别自乱其法而丢了脑袋可证。耶稣会自称捍卫三位一体的上帝之法，却既反对新教诸宗的宗教改革，也要求罗马公教进行自改革，乃至在欧洲到处树敌，这已证明他们所谓目的合法，只是把罗耀拉《神操》宣扬的一家之法，当作衡量目的正当与否的尺度。利玛窦正是要把沙勿略使中国变为“真教基地”的遗愿化作现实，也就是以罗耀拉的目的为目的。这目的可以称道么？

再说手段。有一种意见，以为利玛窦的策略手段，在晚明到清初的在华天主教传播史上占上风，表明理性的胜利。的确，利玛窦拒绝桑彻斯的传教需用武力清道的野蛮策略，可说理性战胜兽性。信仰属于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问题不可能用暴力手段化解。中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大都妄想用权力意志征服人心，无不把秦始皇采纳的李斯策略奉作圭臬，所谓“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术即策略手段，曾被贴上道、法、儒之类标签，统称“君人南面之术”，措施有文有武，或说张弛阖辟；不过由历史表明，无论是谁而机关算尽，似乎最终都不成功。明世宗用独裁权力将王学打成“邪说”，张居正用僭主权力对泰州学派杀关贬逐，效应都适得其反，就是利玛窦时代的近例。利玛窦否定桑彻斯的策略，又没有权力可以强迫中国人改宗其教，相反时刻担心中国权力者将他打成邪教头目。因此为达“归化中国”之目的，他的手段别无选择，就是自己先“归化”于中国士林，取得帝国官绅对他的“儒”的资格的承认。怎能取得承认？戴儒巾穿绯袍留长指甲当然不够，明廷屡屡严禁衣冠逾制，可见假秀才假缙绅比比皆是。因此，利玛窦除了按照传统，从道德、学问、文章三个方面，向帝国官绅士人展示他够格称“儒”以外，同样别无选择。

不消说，按照逻辑，自从利玛窦得到范礼安准许“易服色”那时起，便注定了他不再可能用“合法”的宗教家身份从事传教活动，而只可能把“学术”当做手段，进行曲线传教。可见，利玛窦为了活动便利而改变形象，却作茧自缚，迫使自己将突显手段当作急务，反而堵塞了使目的走向合法的道路；结果终于进入北京，也终于“获得大明皇帝的宠幸”，然而要求万历皇帝“准予我们自由传教”，也在他有生之年终于成为泡影。这能完全怪罪明廷对宗教不宽容么？这难道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报应么？这难道不是把实用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从而以非理性的态度选择手段的必然归宿么？

应该说，利玛窦晚年似已悟及上述矛盾，似已觉察他多年努力，效应只是手段彰显，目的非但未遂，甚至哀叹“以人的力量求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他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他的信念不允许，也因为他的手段已有效应的鼓舞。他依然认为自己采取的策略手段，对于实现传教目的是可行的，在卒前不久给修会当局的报告中逐点作了重申。这篇可以看作他主持中国传教团工作十多年的一份小结的文献颇有趣，可惜迄今未见从历史与文化相应的角度对它作出中肯的剖析。这里不是讨论的地方，只拟指出一点：它恰好给研究者提供了本证，证明他的传教团在华宣扬福音，收效甚微，而他本人作为那时代第一位沟通中国和西欧异质文化的使者，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