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南国汉学家的反应

于是，以往单从学风着眼造成的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便可由此获得合理的说明。

清代汉学的先驱大都是江南人^[29]，正如晚明西学的柱石产地一样^[30]。它臻于极盛，是在乾隆、嘉庆二朝。它的学风，就被称作乾嘉学风。复古与朴质，就是乾嘉学风的两大特色。

人所共知，清代汉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相传由孔子整理和传授的经书，而经书研究的首要目标，则是恢复在他们看来是最可信从的东汉古文经学家的解说，尤其是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大师的传注。惠栋开创的吴派，对于东汉的古传注如此执著，甚至宣称“古训不可改”，只可“墨守汉人家法”。梁启超讥讽他们“凡古必真，凡汉皆是”，是有道理的。戴震光大的皖派，没有吴派那么泥古，但同样“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31]。在主张复古这一点上，两派是一致的。

至于朴质，两派更相近。戴震概括的经书研究公式，所谓“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32]，是汉学家共同遵循的基本方法。因此，从文字音韵入手，考证字义，辨别名物，弄清古制，疏通传注，要求做到没有一字一事不识来历，便成为汉学家人人必有的基本功夫。因而，汉学家最不愿意离开训诂谈义理，对于论“道”普遍采取审慎态度。如戴震所说，“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33]。而戴震已属汉学家中最喜谈义理的一人。

然而，尽管清代汉学家自命为两汉经学的真正继承者，客观事实却表明，他们的学风，与其说复活了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不如说复活了宋代理学形成期的传统。

怎么见得呢？两汉经学，虽有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区分，但两派都把“五经”当作神学教义大全，都用信仰代替理性，都重“术”胜于重“学”；就是说他们研究经书，不是为了求真，为了恢复孔门经书的历史本色，而是为了致用，为了借助经书的权威来推行自己那套统治术。宋代理学，是唐宋间经学更新运动的产物。朱熹和他们的先驱者，对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历代王朝承认的所谓阐扬周公孔子“道统”的经书，所持的基本态度，恰好不是信仰，而是怀疑，不是维护古典经学的权威，而是批评乃至否定古代经传的历史真实性，使周孔之道或孔颜之道失去了昔日头上笼罩的灵光。譬如说，朱熹继吴棫、郑樵等人之后，从疑伪孔传到疑伪《古文尚书》，从疑《毛诗序》到疑孔子本人关于《诗经》的解释，这就是宋代理学家“疑经”的著名例证^[34]。

从表面看，清代汉学家标榜复古，似乎同宋代理学家好疑经的作风相反，其实是殊途同归。

笃信圣人无谬，笃信圣经来自天启，是两汉经学所以变成宗教性神学的思想基石。清代汉学家则不然。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恢复古圣前修的信仰权威，而是企求揭露古代经传的原始面貌。清代的汉学家们强调“实事求是”，它也许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那种涵义，只是指恢复古代文献的真实面目和本来意义。但是，他们坚持说话要有证据，坚持一事一义乃至一字一词的诠释都要符合历史实际，不也是一种反对迷信盲从的学风吗？所以，他们所谓复古，在本质上也是疑古。“以六经孔孟之恉，还之六经；以程朱之恉，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恉，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35]。这就是清代汉学家普遍采用的方法，所谓“治经如剥笋”的方法。倘若历代经学家给经书所加的层层神秘外壳都剥光了，那么经书不过就是在古代某种特定环境内思维着行动着的凡人留下的历史文献，绝大部分甚至不配称作个人著作，它们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朱熹和他的先驱者疑经，尽管动机可能是为了打倒旧权威而树立新权威，但在不迷信古圣前修这点上，同清代汉学家实在毫无二致。

然而清代汉学家还是憎恶宋代理学。在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所谓乾嘉考据学的先驱者们，如阎若璩、胡渭、顾栋高、江永、沈彤之流，还不公开非议理学，甚至著书迎合理学。阎若璩的《潜邱札记》，便充满着有意向理学妥协的酸腐气。但自惠栋、戴震出现以后，凡自命为汉学家的学者，却无不“訾议宋儒”，以致到十八世纪晚期，在书坊里都见不到宋明理学的著作出售^[36]。

学风类似，而学派渐成水火，当然不能拿学风当作原因。正如清代汉学与晚明王学，虽然学风好似相反，——汉学客观，踏实，近于繁琐，而王学主观，空疏，趋向易简，——但汉学家不以王学为主要对手，令人难解一样。

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在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即在于从康熙到乾隆越演越烈的“以汉制汉”的政策。他们极力提倡朱熹系统的理学，但这套学说在晚明清初早已消失了最后一点生气。即使他们是真诚的理学信徒，这种行为在客观上也是“复古”，恢复那种注定要伴随中世纪一起消逝的过时传统；何况他们的心术并不正当：自己也不真信的学说，却强制人们去信仰。这样的复古，除了使“朱子学”变得更叫人嫌恶，从而引出反效应，能有别的结果么？

清代统治者“以汉制汉”的首要鹄的，就是压制以江浙为重心的、以晚明王学为思想外壳的南国文化。他们用文字狱示儆，用朱子学诱导，用博学鸿儒科之类迫令名士硕学就范，用收缴删禁图书以期消灭人们的历史记忆。他们当然获得相当成功，因为士大夫的结社会盟活动匿迹了，“经世先王之志”消弭了，相率钳口不谈国事，更多士人在揣摩制艺中度过一生。但他们从根本上说又失败了，因为在文网最密的雍乾二朝，正是晚明王学的故乡，文化取向非但没有如满洲帝王期待的那样复归于朱子学末路，反而比王学更进一步，连“朱子晚年平定论”都弃而不讲。学者们“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37]。这就是南国汉学家们对于清朝文化专制的反应。这反应是消极的，还是虽曲折而属积极的？似已毋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