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尊朱抑王的奥秘

与明朝对王学的宽容不同，清朝显然有意扶植程朱理学，而抑制王学。这一策略的形成，同清初帝国政府与东南地区士绅的特殊矛盾，有着密切联系。

包括江浙皖赣闽诸省的东南地区，是朱学和王学的共同策源地。但从明中叶起，后起的王学，在这里已超过了朱学，成为士绅们热衷的思潮。这一地区，尤其是江南，经济之发达，文化之先进，都居于全国前列，而明朝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给这里的士大夫提供了最多的参政机会，因而享有的政治权益也最多。这就不难理解，这里的士风在明代何以远比其他地区活跃，而比朱学更少受传统拘束的王学，何以恰好以这里作为辐射中心。

然而这样的格局，却被满洲贵族的武力征服所打破。满洲建立的清朝，统治形式散发着浓烈的民族压迫气息。原来享有权益最多的江南士绅，感受到的打击和屈辱也最大，因为他们通过文官考试进入帝国政府的大门变窄了，地租等收入却被迫割出更大份额作为奉献给皇室贵族的赋税，同时还被迫抛弃传统而改从满洲的衣冠礼仪。打击和屈辱，引起反抗和愤懑，一有机会就爆发。举子因考官舞弊而闹科场，绅商在郑成功进军得胜时表归顺，在顺治后期已使满洲统治者大受震动^[20]。顺治生前已对江南士绅大加打击，临终还下诏罪己，更说渐习汉俗，效法明制，偏用文臣，委任汉官，都是自己的大错误^[21]。结果康熙刚即位，满洲顾命大臣鳌拜等，便假手汉奸朱国治，制造“江南十案”，广泛株连，搞得江南士大夫人人自危。不消说，在晚明形成的活跃文化气氛，趋向消歇，沉寂。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认为应对晚明士风负责的王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冷遇和压抑，又有什么奇怪呢？清初还有几个王学家，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同清朝合作，在学术上都多少采取调和王学与朱学的态度，并且强调所谓躬行践履，实际是向清朝奖掖的朱学取向妥协；因此他们作为王学家，都后继乏人，孙奇逢甚至还替清朝教养出一批所谓“理学名臣”^[22]。康熙亲政后，在学术上明白尊程朱而抑陆王。善于投机的“理学名臣”熊赐履甚至专著《道统》一书，大言唯有程朱才是上继孔孟道统的“正统”，陆王则是“杂统”。这话连康熙也认为太过分，在谕旨中将此公申斥了一通^[23]。然而到十八世纪，堪称王学家的著名人物，就只有一个李绂。此后王学便成绝响，直到下一个世纪末，即戊戌维新时期，忽然又奇迹般地复活，成为改良和后起的革命派共同尊崇的学说，但那已是后话^[24]。

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把尊崇朱学当作一以贯之的国策，效应不能说没有。康熙将朱熹抬得比孔子还高，致使在十七世纪末，著名理学家陆陇其敢于声称，只有朱熹才懂得孔孟“圣道”，做学问只要读朱熹的书，就算到家了^[25]。到十八世纪，从皇帝的日讲官到三家村的塾师，捧着的钦定教科书，都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及“御撰”的《性理精义》、《四书文》之类；被皇帝表彰的模范官员，也都号称“理学名臣”，或者号称“清官”，例如汤斌、李光地、张伯行、于成龙之流。无可否认，此类书和此等人，对于庸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一瞥《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周进、范进、马纯上、匡超人等形象便可见一斑。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庸人尸居高位，权术盛极一时，尽管屡见不鲜，却从未见过他们能够挡住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在十八世纪也一样。

怎么见得？提倡理学的清朝皇帝，其实都最不相信理学。康熙帝就不消说了，他对自己表彰的“理学名臣”，如汤斌、李光地、熊赐履辈，在密谕中全都予以讥斥，屡见于《实录》、《东华录》。雍正是最爱讲什么“天理良心”的，然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已在揭露他“以理杀人”^[26]。他自己颁布的《大义觉迷录》，在理论上着重批驳的是吕留良的学说，而吕留良恰是笃信朱熹所谓躬行践履那一套的理学君子，为了实践朱熹辨夷夏的说教，甚至不惜同至友黄宗羲决裂^[27]。乾隆表现得更露骨，一面表彰理学，一面讥讽理学。他在位期间屡兴文字狱，最感兴趣的案件便是揭露“假道学”^[28]。他以禁书为目的，编校的《四库全书》，将宋元以来大批理学著作列入“禁毁书目”。他任用的《四库全书总目》主编纪昀，在假托狐鬼讽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最爱讥嘲的对象就是头脑迂执的道学先生。在上者如此，怎能叫在下者相信，他们应该恪守理学的道德说教才是纯洁心灵的唯一途径呢？

从朱熹起，理学家就爱讲“内圣外王之道”。他们内心如何睿智，是凡人不易了解的。但在民族冲突之际，他们的“外王之道”则很清楚，一是“以夷制夷”，二是“夷狄为诸夏则诸夏之”。后一道策，由自命为卫道士者总向新朝俯首，在金元时代已很明白。到清朝康雍乾三代，早已薙发易服的理学家，从康熙初的杨光先到乾隆末的姚鼐之流，大讲“夷夏之辨”，而辨的是“先进于礼乐”的满人比诸夏还先进，应该贱视排斥“后进于礼乐”的西洋人，个中奥秘不也很清楚吗？变“以夷制夷”为“以汉制汉”，就是真正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