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可是，从中世纪的中国史来看，徐光启还有两项贡献，都与“西教”没有必然联系，却与中国历史变化大有关系。

第一项是推广甘薯种植。

众所周知，十五世纪哥伦布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也开始了一个全球性的物种大交流时代。由美洲原居民、总称印第安人的各族，累积万千年驯化成的农作物，有两样经过西班牙殖民者占领的菲律宾，开始传入中国，一是烟草，二是甘薯。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吸烟有害健康”。但十五六世纪烟草在中国蔓延的速度是惊人的，以致万历十八年（1590）去世的太仓人王世贞，就描述这个有害的风俗，说“三尺童子无不吃烟矣”。作为农学大师，徐光启没有在著作中提及这种外来作物，似非不知烟草的普及，如何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生活方式乃至民间文化观念，而是似乎淡然视之。

然而对于已在福建等地引种成功的甘薯，有山芋、地瓜等多种俗名的番薯，徐光启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看中这种原产热带的粮食作物的理由，当然不是它的营养价值居一切菜蔬之首，而是它高产，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能力强，这类特性都是中国传统粮食作物稻粟麦等不及的，也较诸同样原产美洲的马铃薯、玉米、花生更宜于推广。问题是甘薯不耐霜，能否在中国亚热带边缘以北成活，还有待实验证明。正如已故的胡道静先生的《徐光启农学著述及〈农政全书〉》（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典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所揭示的，徐光启的农学原创性，就在于通过反复的实验，破除了“风土不宜”的保守观念，先后在上海、天津引种甘薯成功。他的改良品种，可说是科学认知与农艺技术双重创新的结晶。正如他自始便捕捉到演绎几何学可以改变本土空间认知传统的意蕴一样，他驯化甘薯等外来作物适应北国风土，那都证明直到十七世纪，中国人依然保持文明的原创精神。

用不着指出徐光启引种甘薯等外来作物的本意在于“救荒”，表明他被迫退出豺狼当道的权力中心之后，仍然不忘啼饥号寒的贫困同胞。但他显然没有料到，他成功地解决了推广甘薯等种植难题，却给“人口爆炸”添了助燃物。据研究，从元朝一统前夜到明朝嘉靖中叶，中国本部人口总在六千万上下浮动，但到明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去世以后，帝国人口却已增至一亿三千万，比前四百年翻了一倍以上。虽经明清之际巨大的动乱，爆炸势头放缓，但康熙朝重建一统帝国之后，到十八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便超过三亿。当然这时满清统治者极力抹煞胜朝历史的政策也取得成效，徐光启总结种甘薯有“十二胜”的《甘薯疏》，却于鸦片战争前夕就在中国失传了，反而要靠日本学者在朝鲜汉籍遗存里重新发现，其时已是一九六七年（见前揭胡道静文）。这倒真可“以史为鉴”。

徐光启的第二项贡献是力主引进“红夷大炮”。

这同样富有历史反讽意味。中国是火药的故乡。火药西传曾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炸得粉碎（马克思语），但到明朝中叶，中国却要从大西洋人那里学习制造火器技术，不过终究“落后”于葡萄牙、荷兰等入侵者一截。

万历末明军面对满洲八旗马队的进攻，屡战屡败，徐光启从来自澳门的传教士那里，闻知“红夷大炮”的威力，于是在自请练兵的同时，建议朝廷引进这种远程火器。

那以后的故事，中外学者已讲得很多。简单说吧，徐光启的努力一再受挫。好不容易从澳门弄来四门红夷大炮，明廷却要物不要人，将澳门当局派遣的炮手遣返，结果运抵北京的两门，由初见这奇器的军士试放而发生爆炸。又是那个沈　，才依仗宦官魏忠贤等当上东阁大学士，便抓住这次事故，声称它证明澳门葡人早有征服中国的预谋，将分管军队装备的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免职。时为天启元年（1621）。但还是有火炮送到了关外前线，于天启六年（1626）宁远战役中首次发威，击伤了努尔哈赤，或说他同年的死因就是伤重不治。无论如何，这使起用徐光启的崇祯皇帝，终于批准徐光启的建议。当崇祯三年（1630）春末澳门葡将公沙的西劳带着两门火炮和炮手赶到北京，正值皇太极率军围攻涿州，北京吃紧。而红夷大炮一发，便吓得满洲马队赶快撤退。

岂知徐光启借机更新明军装备的努力又受重挫。据前引邓恩书，涿州之战后，应明廷要求组成的澳门新军，开拔到南昌又被皇帝下令遣返，原因是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商行，唯恐澳门葡人乘机取得在内地自由贸易的特权，于是用重金贿赂朝内大臣，劝说耳软的皇帝出尔反尔。更严重的打击来自登州海防前线。这道防范满洲渡海进攻的重要防线，由徐光启的学生、右佥都御史孙元化指挥。他有能耐借调公沙的西劳率领的炮队前来助防，却没办法偿付部下明军被拖欠的粮饷，因为盘踞朝廷军政要津的赃官蓄意刁难，借机给新入阁的徐光启看点颜色。于是孙元化部下耿仲明、孔有德二军哗变了，结果是满清得到了很有战斗力的汉人降军，而卓越的西学家孙元化，却被明廷问斩。这对年届古稀仍为挽救帝国殚精竭虑的徐光启，无疑是一记重击。那以后，他把注意力倾注于改订历法，而对改革朝廷财政军政积弊无所作为，是否表明于此没奈何呢？

然而满清反而享受到徐光启引进“红夷大炮”之利。正所谓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吧，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领教过这种西洋奇器的厉害之后，满洲权贵就全力掌控造炮技术，本书《“红夷大炮”》已略加介绍。效应呢？就是清军在这方面很快“超胜”，因而甫入关，将一代枭雄李自成亲率的造反大军，打得顷刻瓦解的，并非满洲马队强于闯王骑兵，而是经过用失蜡法技术改良的“红夷大炮”，把大顺军队炸得阵脚大乱。此后入主北京的清廷，驱使大军南征，没有陷入曾使女真先辈金军难以度越的江南泽国，固然是用前明降军充当前驱，而降军都拥有“红夷大炮”作为轰破坚城的利器，似乎仍然没有受到晚明史论者的应有注意。

总之，徐光启在明亡前十一年就见天主了。他生前矢忠于大明帝国，却万不及料他认定可以让帝国起死回生的西洋技术，恰好都走向反面，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帝国的灭亡。倘说技术不能救世，那么他力主引进的军事技术，乃至他主持的历法改革，怎会到头来都被满清用作征服全国的工具呢？当然相反的问题，就是他暮年终于进入帝国权力核心，由三辅晋次辅，按说可以大展救世宏图，但终于在辉煌的哀乐中抱恨西去，是不是表明“技术救世”乃至所谓全盘西化在中国失败史的开端呢？

纪念徐光启，窃以为这是难以不谈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