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信言有征见真实

于是，科学地研究孔子的历史，便引起我们重视。其必要性已如前述，问题在于怎样研究才合乎科学。

我认为，只要有助于再现历史，各种方法都不妨一试。事实上，在建国以来的孔子研究中，从古老的考据学方法到现代的系统论方法，都在被应用。这也许是学术界仁智互见的一个原因，但更可能是导致问题最终解决的正确通道。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从各种方法的应用中都受到启迪，遵守的则是马克思指出的研究方法：“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4]

不过，尝试应用这一科学方法去研究孔子，便困难了。在我看来，这些困难，是弄清孔子的历史所必有的障碍，要克服还得花大力气。

首先是详细地占有材料。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谁都离不开《论语》。这是不错的，因为经过历代学者反复审视，都肯定《论语》保存了孔子言行的原始记录，属于较可信赖的材料。但倘如钱玄同所说研究孔子只有专门根据《论语》，才能保持可靠性，那就成了问题。

今本《论语》编定于公元二世纪，上距孔子去世已六百年。它的原始结集虽然可以肯定出于孔门弟子之手，但结集的时间和编者本来就不清楚。它怎样在各个宗派中间抄写流传，到公元前一世纪出现三种文本的过程，也仍然是个谜。我们只知道今本是西汉张禹和东汉郑玄在相隔百余年间两次重新结集的产物，篇目文字都有变动，却无法同早期文本对勘。这个事实，已使今本的可靠性打了折扣，何况其中可能还有别家作品窜入^[15]。

即使今本《论语》完全没有经过后人增删窜改，作为研究孔子的原始材料，也有严重缺陷，就是太简单，太笼统，太片面。依据孔子“三十而立”的自述，他在春秋晚期历史舞台上，活动长达四十三年，而今本《论语》的白文，据统计只有一万二千七百字，每年平均记录不足三百字。其中大部分篇章是孔子同他的学生或主人的对话录，却多半不记背景，甚至不记对话者是谁，这就为用它来历史地考察孔子思想带来很大困难。据我考察，今本《论语》保存的材料，大概都是孔子五十岁以后的言行录，充其量只能利用来研究孔子晚年思想，而且也需要先作编年的考订。历代学者对《论语》考证虽多，但如欧洲近代学者考证《圣经》那样逐一弄清各书各章的编订时间和可能作者的工作，极少有人从事，也许只有清代崔述可算例外。正因如此，《论语》可以作为材料依据，却不可视作唯一可靠的依据，也不可当作现成依据随意利用。

先秦两汉各种著作，几乎无不说到孔子，不少种编集时间都早于今本《论语》。其中固然有荒诞的神话，失实的传说，有意的编造，但也含有极有价值的古老史料。比如说，每个传记作者都渴求的有关孔子个人身世的材料，在《论语》中便难于觅到，却在战国诸子和两汉史书经注纬书中能够寻踪。奇怪的是，愈到近代，人们愈是忽视乃至鄙弃这类材料，仅仅抱着一部《论语》论孔子，实际仍在张禹、郑玄的手心里翻跟斗，自然愈论愈模糊。

不消说，利用《论语》以外的材料，应当十分谨慎。但谨慎不等于拒绝。包括充满妖气的纬谶诸书，明白作伪的《孔子家语》，都不该拒绝利用。我曾经介绍过周予同先生的《纬谶中的孔圣和他的门徒》一文，以为展示了两汉时代经学家把孔子由人变成超人，变成通天教主的真相，是成功地利用纬书研究假孔子的一例^[16]。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便是纬书的材料有助于研究真孔子，研究孔子的真实历史。

这里就要说到详细地占有材料还不够，还必须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

假孔子的发育史，也就是真孔子的神化史。孔子由人变神的过程，从他死后便开始了，至东汉初而登峰造极，时间长达五百年。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早期孔子史料集，搜录完备，编年准确，可资讨论这一发展过程。大概地说，那五百年间，孔子形象凡四变：由子贡作俑，使孔子由普通贤人一变而为超级贤人；由孟轲发端，荀况定型，使孔子从贤人再变为圣人，凌驾于世俗王侯之上而在人间不得势的圣人；由董仲舒首唱，西汉今文博士们应和，使孔子从不得志的圣人，三变为接受天启、为汉制法的“素王”；由王莽赞助在先，刘秀提倡于后，使孔子从奉天命为汉朝预作一部法典的“素王”，四变为传达一切天意的通天教主^[17]。

那四次变化，当然还有种种中间环节，联结着不同发展阶段，促使一种形象过渡到另一种形象。制造中间环节需要材料。既然制造者们的注意焦点都在孔子，那就必然引导他们去搜罗有关孔子的种种历史材料。既然制造者们的目的都在利用孔子，那也必然促使他们特别注意合乎自己心意的有关材料，而且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材料，极力探究内中的暗藏意义，想象内中的隐秘故事，穿凿内中的神喻默示。于是他们保存了材料，又毁坏了材料。有关孔子的生平和教义，文字的或传说的，因为此弃彼取，前弃后取，而得以零散的片断的留存。然而有关孔子的原始记载或较早传说，则因为增删窜改，添枝加叶，而变成真伪难辨或神秘难解的作品。利用它们无疑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有传统的经史考证方法可以借鉴，还有恩格斯解开《启示录》之谜那样的范例可供参考，我们能够从中披沙拣金。

更难的自然是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

以往的学者不是没有注意到孔子生平和教义材料的不同形态，例如章炳麟、刘师培在清末便注意到纬谶中的史料及其涵义，后来学者也注意到孔子的故事已经被非儒家的神话渗入乃至替代。但他们往往只作形式的比照，只罗列材料来指出各种形象的异同，而对于真正的历史事件则很少注意，比如说汉武帝初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才促使胆小谨慎的董仲舒敢于在朝廷上公开宣称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这在长期内便很少受到注意。假如上面说的孔子由人变神的四个依次更代阶段合乎历史，那么不研究作为更迭动因的历史事件，不研究造成更迭发生的实际矛盾，便不可能说明孔子神化史的客观进程。但一旦了解这个实际进程，那么附丽在孔子历史材料上的重重“笋壳”便能剥落，而显露出简单的原始的事实。

研究自然不能限于清理材料。然而研究孔子的历史，强调重新清理材料，似乎属于迫切需要。

据初步统计，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有关孔子和他的学说的文字，见诸报刊的便超过五百篇^[18]。近五年发表的，尚无较确切的统计，初步估计又超过二百篇。涉及方面极广，包括孔子关于社会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诸方面的见解以及生平著述等，而以综合讨论居多，约占全部已刊文字的三分之一。除了十年动乱时期那些另有异图的“批孔”文章而外，其余多半都是学术性的。专书很少，除论文集外，不过数种。

但很奇怪，面虽广，量虽多，却至今没有一部有分量的《孔子传》，甚至没有一部新编的《孔子年谱》。因而我们的讨论，凡牵涉到孔子的生平事迹，便往往陷入模糊影响之谈。倘要了解孔子和他的思想，却不了解他生活的时代，他个人的道路，他说话的环境，那就不可能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就难于写出信史。

二十三年前，周予同先生写过一篇《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就已提出讨论孔子，首先要注意史料问题，第二要同“儒”、“儒家”和“儒教”区分清楚，第三要重视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最后要注意掌握“基本功”。^[19]他的意见，都是积极的建议，现在依然值得重视。当时周先生便曾呼吁，我们急需大部《孔子传》，一部《儒学发展史》，如今看来，这一任务越发迫切。

【注释】

[1]参见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32—33、338—339。梁启超语见《清代学术概论》，收入拙编《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71；又，拙作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86—87，参看拙作该则校注。

[2]清代皮锡瑞语，见皮著《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页193。

[3]参见新、旧《唐书·礼乐志》。

[4]《韩非子·显学》。

[5]“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见《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托古考》。

[6]参见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下册《孔子改制考·叙》“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309—311。

[7]《订孔》，先收入《訄书》，后有改动，收入《检论》。分见拙编《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134—136，页423—427。《论诸子学》，原刊于1906年，见前揭《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355—399。

[8]前揭《章太炎选集》，页361—365。

[9]“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见章炳麟致柳诒徵书，《史地学报》一卷四期（1922年8月）。参见章炳麟《自述思想变迁之迹》，前揭《章太炎选集》，页586—593。

[10]“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同前页291引文。

[11]梁启超语见前引《清代学术概论》。易白沙语见《孔子平议（下）》，拙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96—105。

[12]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页52。

[13]疑古玄同：《论〈春秋〉性质书》，《古史辨》第一册，页276。

[14]《资本论》第二版跋，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ⅩⅩⅡ页。

[15]参看拙著《〈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页40—52。

[16]原文见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页295—32l。参看拙著《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前揭书，页843—845。

[17]不言而喻，这样的段落中，列举的人与事只是表征。事实上，前一段落已有后一段落的提示。还在孔子生前，子贡已宣扬孔子为“天纵之将圣。”《荀子·非十二子》已称孔子为“圣王”。“素王”之说见于《庄子·天下》，可见战国已有此说。至于孔子不仅为汉制法，而且预言汉运将终，西汉宣帝时盖宽饶已有暗示。西汉元帝时，经学家翼奉、京房等，则说得更露骨。在西汉，经今文学家中间一直有种“内学”，由经师向其高足弟子秘密传授，实即纬谶的秘密流传阶段。近人多以为纬谶起源于西汉哀帝、平帝间，那是很大的误解。此非本文所论，兹不赘述。

[18]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下册统计，见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598—618。该书凡列530篇，不包括讨论五经或所谓传记的文字。

[19]参见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页705—710。此文原刊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