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发难

杨光先在明末便曾大大有名。他原是新安卫的荫袭副千户，一个相当于后世副团级的小军官。如同《金瓶梅》里描写的那个千户西门庆一样，此人也以告讦他人作为生财之道。他的眼睛专盯住富户的钱柜，用捏造罪名、发人阴私之类手法进行敲诈。据说被他诬告致死的有百人以上，可知他从中捞到的油水必定可观。

也许在地方上干这一行总是得手的缘故，他忽然想赴帝都大显身手。于是将世职交给其弟承袭，自己在明朝崇祯十年（1637）由安徽跑到北京，“伏阙上书”。

他头一个状告的是吏科给事中陈启新，说这人出身低贱，徇私纳贿。不想奏疏被通政司拒收。他碰壁以后，索性买口棺材，抬到禁城前，去控告内阁首辅温体仁。舁棺上疏本就罕见，何况告的是当朝首相，因而此举果然轰动京城。温体仁在当时已有“奸相”之名，于是杨光先的行为便被视作壮举，沿途人们纷纷做诗丢进棺材。但当他跟着装满诗笺的棺材跑到宫门，等待他的却是皇帝的盛怒，接着是被廷杖，充军辽西。后来王士祯追述此事，便评论道，杨光先虽因此得到敢说话的名声，“实市侩之魁也”^[14]。

他的谪戍生涯随明朝灭亡而结束。但在辽西那些年，他居然学得了一项骗人钱财的新本领，就是占星算命，所谓六壬神术。以后他从戍所返乡，又重操讼棍旧业，但显然已无副千户地位支持，有回失手，险些被人要了性命，于是逃亡入京。在北京，他居然以他的神术博得满洲某亲王赏识，于是俨然以知天文者自居，出入于贵族达官府衙之中。

就在这时，他的“红眼病”又发作起来，他愈来愈对汤若望的天文学家盛名充满妒火。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便写出了批判西洋历法的《摘谬论》和攻击基督教的《辟邪论》。但到次年年底，他才正式向礼部上《正国体呈》，讦告汤若望编制的历书，在正文部分屡屡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居心叵测，“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而且讦告汤若望是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以邪教谋夺人国^[15]。

与二十五年前控告温体仁不同，杨光先这次向汤若望发难，从时机到理由，显然都经过精心选择。

原来，从顺治十四年后，顺治帝便对佛教日感兴趣，尤其喜爱禅僧的机锋，因而对汤若望尊重如故，但往来渐少。特别是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死后，顺治帝痛不欲生，不听太后和“玛法”的劝阻，坚欲出家为僧，并令名僧茆溪森替他削了发。一时宫廷内外大乱，谁都无法让皇帝回心转意。正在此时，茆溪森之师玉林　从杭州赶来，立即使用禅宗当头棒喝的故技，命令僧徒架起火堆，要烧死茆溪森，因他居然想使国家失去君主。这样顺治才“觉悟”到不该因色相幻灭而放弃对“众生”的责任，同意找个替身出家而自己蓄发复俗。

但这幕悲喜剧，却发出一个清晰的信息，那就是汤若望对皇帝的影响力正在褪色。这对当时把宗教与世俗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力量来说，当然是争取君主的好时机。

在汤若望活动中觉得受损失的力量很复杂。墨守旧生活方式的某些满蒙贵族，早在忧虑地注视着皇帝和太后对于萨满教和喇嘛教正在失去热情。顺治九年（1652）达赖喇嘛入京，皇帝竟不亲自出京远迎，太后也表示冷淡，很明显是汤若望的谏章起了作用。在中外贸易中获得厚利的西域商人，从钦天监被回回天文学家控制的传统地位中一直享有好处，后者能将天意解释得对他们的生意有利，而汤若望及其信基督教的门生主管钦天监，当然对他们形成巨大威胁。而佛教僧侣在顺治面前说话，背后站着的是宦官，从明朝以来他们就是僧侣地主在宫廷中的代表。这几种力量尽管互相冲突，但在对付汤若望代表的异教势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因此，尽管引诱顺治出家的是佛教徒，而佛教与伊斯兰教起初也是外来宗教，但杨光先要求“正国体”，没有一字道及它们，而将“国体”不正的罪责统统推向汤若望和基督教，从中可以见到某种密谋的痕迹，不是吗？

杨光先的这道呈文，没有被礼部接受。或许因为礼部主管判断汤若望还没有失宠。事实也证明，没有几天，顺治便突然患天花去世，而最后劝说顺治同意太后要立康熙作储君意见的，正是汤若望。

但顺治的去世，康熙的年幼，造成四大臣共同执政的局面。在四大臣中间，有杨光先的支持者。他是谁？据当时传教士信函说是苏克萨哈，而后来康熙替汤若望平反时则指为鳌拜。

这回杨光先有恃无恐了，他继续将汤若望推上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