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生涯

顺治朝总共十八年。那十八年也真多事，国内战争在继续，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新政府的满汉成员总在摩擦，宫廷内部的权力角逐风云迭起。

作为御前首席天文学家，汤若望不得不面对宫闱政争。“满人对于天算科学怀有极崇高之敬意。因此他们就视这一种科学之代表学者汤若望，为一优越杰出之人物。因为他能这样熟知天空现象，所以他也必定确切能知尘世上一切事体的。”^[5]这个占星家的角色，当然不容易演好，尤其在被咨询的内容涉及最高权力之争的时候。

汤若望显然演得不坏，因为他很快交结了一批王公大臣做朋友。其中有努尔哈赤的长子^[6]、“四大贝勒”之首的礼亲王代善，他使汤若望得知了清朝的开国史；有清初的“诸葛亮”、大学士范文程，他从入京起就保护汤若望并挫败反对者的阻挠而使汤若望得任钦天监正，还有当时在北京的高丽国王。

但汤若望的最大成功，却在于他相继博得了多尔衮、顺治帝和皇太后的信任。摄政王多尔衮，其实是摄皇帝。他对汤若望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如此尊重，致使他修复明代紫禁城的大规模工程的计划，在无人敢于出面反对的情形下，因汤若望上疏说不合天意而中辍。顺治的生母，一位蒙古贵族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已在顺治八年三月，由于汤若望略施小计，使她误以为汤若望用神术治愈了自己的侄女即顺治的未婚皇后的重病，而感激到愿像对待父辈那样对待这位西洋传教士^[7]。

顺治由亲政到去世的十年间，可说是汤若望在华四十四年里最为显赫的阶段。顺治在十四岁亲政那年结识汤若望。这时汤若望已是银髯拂胸的花甲老人。阅历丰富的老人本来极易博得好奇心盛的少年的欢心，况且这位老人来自素有尊重孩子传统的西欧，更况且这位老人深知结交身为皇帝的少年将有多大的利益。因此，汤若望很快博得了这位少年皇帝的信赖，这一信赖无疑由于范文程的推荐和皇太后的揄扬而加深。依据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寄回欧洲的书信报告来看^[8]，顺治对于汤若望的感情，的确已经逾出君臣知遇的范畴。

皇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的“爷爷”，很可能是因为皇太后已将他看作是“父亲”，而不尽是年龄差距的缘故。钦天监正仅是正五品官员，上溯至大学士还有八个等级，按说他的报告应该经过顶头上司礼部长官，再经通政司挂号，才能侥幸送呈皇帝。但皇帝却规定，“玛法”可不受任何繁文缛节的限制，任何时候都可亲自将奏折直呈皇帝过目。皇帝不仅免除“玛法”觐见时的跪拜礼，还在就寝时让“玛法”坐在自己床前，回答他关于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皇帝还不顾尊卑名分，或轻车简从，或摆出銮卫，前往北京宣武门内汤若望的教堂兼住宅去看望“玛法”。据魏特从有关资料统计，仅在顺治十三、十四两年（1656—1657），这种访问便有二十四次，就是说平均每月一次。

假如我们理解，中世纪晚期的信息传递，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迟钝，特别是皇帝的言行，通过邸报，通过口传或私信，旬日内便可通达全国，那么便可了解，顺治帝和汤若望这种超越寻常礼仪的君臣交往，将会带来怎样的戏剧性效果。

受益的首先是基督教的教士和教徒。凡是在华的传教士，无论在清军所到的任何地方遇到麻烦，“只用说自己是汤若望底同人或亲属，那么他就可以获得自由入国的许可，可以获得高官显宦以及各级官吏与人民底礼敬与重视，并且还可以要求自由传教的允许为他的权利”^[9]。而据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给耶稣会总会会长的报告，在清初，基督教已被称作“伟大汤若望之宗教”，即“汤老爷之教”的雅译^[10]。

那么能说皇帝和他代表的清朝统治，在这种交往中毫无裨益吗？不然。顺治亲政尽管时值冲龄，却由于他的地位和处境而显得早熟，因此对于汤若望，他也是疑而后信。这就迫使汤若望在他面前异常谨慎，时常防止逾越自己的权限，非不得已时决不敢对朝政发言。这也就使他能在重大时刻的发言更有力量，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11]。

不妨举两个例证。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军北伐，很快占领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南京被围，安庆被占，江南人士纷纷表示“反正”。二十二岁的顺治，先是惊慌失措，准备放弃北京逃回东北，继而受到母后怒斥，又在暴怒中走向另一极端，宣布将御驾亲征。谁都知道御驾亲征属于孤注一掷的绝望行动，因而顺治的宣布引起更大的惊慌。但他的暴怒，连他的生母和他的乳母都无法抑制。“在这时就只有一个人才可以帮忙，就是汤若望。各亲王和各显贵，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为一长队到汤若望底馆舍中，迫切地请求他援助。他良久拒绝不允，最后他竟让步，顺从他们的请求，因满清一摇动，教会亦必随之受影响。因此他就决断，‘要为公共的安宁，为耶稣会底荣誉和教会底前途，把他的性命拿来孤注一掷’。”^[12]次日汤若望在做祈祷后同留堂神甫挥泪诀别，抱着拼老命的战栗去觐见皇帝，当然还是假借天意进行说服。不想皇帝立即接受，因为他觉得“玛法”关于派遣新军并给重赏以平“海盗”的献策，比他亲自出征更有效。“因此汤若望便被称为国家底救星，许多显贵及体面人物，在继续的时间都到他的馆舍里来，并且伏地叩头，向他和他的同志礼敬”^[13]。

顺治十八年（1661）初春，因半年前他最珍爱的董鄂妃产后母子俱亡而痛不欲生的青年皇帝，突然染上当时令人最感恐怖的天花，发病三天便溘然长逝。这三天，无疑是清朝入关以后最可怕的日子。依照努尔哈赤的祖训，清朝皇帝不预立太子，由八旗旗主会推君位继承人。这规矩，虽由皇太极集重个人而受到破坏，但在形式上仍然是“祖训”。顺治虽然年轻，却已有四个儿子。因而等他患了当时公认的不治之症，问题就变得紧迫了：到底按前朝传统立子呢，还是依本族传统传弟？年方二十四岁的顺治，或许因为自己行为不遵祖训而感到忏悔，因此提出传位给一位堂兄弟。他的母亲、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会同八旗王公商议，以为传子更能保持大局稳定。病危的皇帝立即派人征求“玛法”的意见。我们不知道汤若望当初是怎么想的，仅知道他立即上奏，提出一道方案，赞同太后和王公会议传子的意见，但具体提出一个继承人，即皇帝的第三子、庶出的皇子玄烨，理由是皇三子已出过天花，可永保皇位无虞。这条理由显然打动了面对痘症娘娘追命的皇帝，随即命人草遗诏立玄烨为储君，然后便撒手归阴。

公元1661年三月，年仅八岁的玄烨即皇帝位，次年改元为康熙。顺治在临终前照例任命了辅政大臣，作为皇帝未成年时的集体领导核心。他们共四人，以康熙即位后首封的皇后之祖父索尼为首，依次是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都不是皇室。在顺治帝的原意，也许非宗室的旗人易于受皇帝控制。岂知不尽然。索尼太老，不久死去。遏必隆太笨，遇事都三缄其口。苏克萨哈原为多尔衮家臣，虽以首告主子起家，但背后缺乏军政势力支撑。剩下的是鳌拜。此人为皇帝直辖的上三旗中镶黄旗的军功贵族，按说应该尽忠于上三旗的共同旗主康熙帝。岂知他很快效法《三国演义》中曹操故技，力图挟天子以令诸侯。

既然企图挟天子，当然容不得汤若望继续充当新天子的顾问。因此，汤若望有建言立储的大功，没想到很快成为易代后的阶下囚。

这里就要说到杨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