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和徐光启

当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天徐光启在南京结识利玛窦，这时利玛窦已是留都闻人。

经过在南昌三年、南京二年与达官贵人和学者名士的广泛交往，利玛窦的形象，早就转换成“西儒”。他博取中土文化精英人物认同的手段，已经主要不是万国地图和西洋“奇器”，而是通过《天主实义》、《交友论》、《二十五言》等中文著作，所展现的基督教世界的哲理、伦常、宇宙观和审美观之类，还有令章句小儒们倾倒的“西国记法”，当然都把佛教当作论敌，极力证明耶儒二教同心同理。他不仅似乎于学无所不窥，而且恪守《神操》和耶稣会士誓愿的行为，也似乎使他成为儒者心目中的道德楷模。所以，还在徐光启皈依天主教（1603）以前，南国士大夫赞美利氏所传西学与“吾儒”同调的言论已多得很（可参看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2001年，内第九章曾汇引前人引述的众多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徐光启先信西教，再习西学。他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补翰林院庶吉士；但于三年后才散馆，便丁父忧，回籍守制；到他服丧期满，赴京起复为翰林院检讨，而利玛窦却已去世了。

因而，徐光启在南京结识利玛窦，仅一面，隔了一年多（癸卯冬即1603年底），重晤于北京，那时利玛窦已是都中“博雅名流”争相造访的宫廷宾客。据利玛窦说，他与徐光启时常相见，是在徐光启中万历甲辰科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以后。

按《明史》职官志，明永乐初定制，“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宣德五年，始命学士教习。万历以后，掌教习者专以吏礼二部侍郎二人。”可知庶吉士不是正式官员，而是可充皇帝或储君的文学侍从的候补人员，必在掌院学士或分管人事、文化的两名“副部长”指导下读宫廷图书档案即“中秘书”三年，再由阁臣出题考试，然后决定去留，只有成绩优良的两等学生，才能留院分授编修、检讨，级别分属正从七品，也就是号称清秘的翰林官的最低或次低的起阶。因此，庶吉士者，实乃皇家学院之博士研究生也。

明代翰林院号称馆阁储才胜地，尤其在中叶英宗复辟之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明孝宗时更定选制，凡新科进士均可预选庶吉士，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然而嘉靖、万历二朝中间有九科不选，反而使被选庶吉士的新进士声价大涨（参看《明史》选举志二）。徐光启在入教前两度会试落榜，改宗天主的第二年，便中二甲，所谓钦赐进士出身，还通过繁难的预选程序，跻身庶常。他是利玛窦进京开教之后获此殊荣的头一个华人信徒，怎不令利玛窦兴奋莫名，对他寄予厚望？

所以，尽管利玛窦因得万历帝优待而名重京城，为世俗和教会事物忙得不可开交，却对徐光启的教育备加关注。据利玛窦致修会上司书信，徐光启常在庶常馆放学后即赴他的寓所，每每谈至深夜。又据万历丁未（1607）利玛窦所撰《译几何原本引》，徐光启改庶吉士的第一年，主要致力于读中秘书（教习指定的宫廷文献），向利玛窦质疑的问题，多半是“天主大道，以修身昭事为急”。到第二年（万历乙巳，1605）秋天，徐光启开始关心欧洲学校的“举业”教育，显然出于利玛窦自称早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见利氏《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参看拙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此篇简介），而引发的中西文官教育体制的比较兴味。利玛窦说“余以格物实义应”，话题无疑转向耶稣会大学“七科”教育中的神哲学之外的其他课程，首先是作为“格物”基础的数理，初阶即欧氏几何。向来认定“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徐光启，一听便来了劲，以为这门“实学”，或中国古已有之，却已失传，恳请神父口传，由己笔受。

于是就有了利、徐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的汉译本。徐光启原非数学家，得充皇家学院博士研究生，长处在于“代圣贤立言”的时文揣摩精熟，忽然转向从未接触过的演绎几何学的公理定理体系，单靠不谙中土数学传统又不熟悉艰深文言的利玛窦自拉丁文转述，而用典雅的汉文表述，确如徐光启所谓，在双方都是“迎难”。从此，两人“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迟至万历丁未（1607）春季，由利玛窦老师丁先生校补的《几何原本》十五卷的前六卷，终于译成。

又过了一个半世纪，随着伟烈亚力、李善兰补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问世，汉语世界的读者才得窥欧洲这部科学古典名著的全豹。有的中国科技史论者于是追究当初利玛窦对译事叫停的动机，几乎都推测利玛窦居心不良，唯恐徐光启掌握西方科学而怀疑“天主实义”。有的思想史家还对利玛窦介绍的天学深表愤慨，说他向中国学者蓄意隐瞒哥白尼的日心说，误导徐光启等，在历法天文学实践中，采用在西方已属落后的第谷体系。

上世纪末叶我初读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又得读文革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的内部译本，以为利玛窦的确可恶，为防传教不利而误导国人。及至有机会接触欧洲近代天体运动认识史，继而细考晚明至清初的中国学术史，才怀疑成说未必合乎历史实相。首先是感到李约瑟未必真知晚明思想文化史，一味强调只有源于中土的科学技术，才算原创性的真知，殊不知勇于接受域外真知及其实践，破除传统偏见，更加困难。其次是近代学术史科技史论者，往往以论代史，先有所谓民族主义之类偏见存于胸中，当作裁量所谓学用是非的主观尺度，于是每见非孔孟传统的意见就心生憎恶，更糟的是以时君的政见当作真理的判词，又好挟洋自重，因而李约瑟的“问题”，竟成近代中国科技必然落后的断案依据。再次是苏联谬说作祟，特别是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导致苏联无论任何领域都必定宣传沙俄为世界第一，于是对斯大林主义亦步亦趋的中国某些权威，论及自然和人文的认识史，同样鄙夷西学而回归“西学中源”的腐论。

就史论史，我不以为徐光启“易佛补儒”的说法，有思想史意义，却以为有科学史意义。所以者何？因为徐光启不仅从利玛窦那里学得了西方的演绎几何学，还以此挑战当时佔统治学说地位的代数思维方式。

所谓代数思维方式，至迟从东汉末的经学大师郑玄，到南宋中的理学大师朱熹，都属于统治学说的形上学共同模式。照清末章太炎的说法，这个模式的特色，就是一二三四继发的“数”。用于观察历史，要么是韩非所谓的今必胜昔的直线进化论，要么是郑玄、朱熹共识的黄金时代必在三代的直线退化论。

徐光启或许没有想到，他对西方“举业”基础的欧氏几何的好奇，竟会导致中国士大夫开始改变知人论世的眼光。“数”不但体现于时序，而且存在于空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句传统格言，被赋予新的意义，依拙见可称之为时空连续性。我们追溯传统文献中的空间认知，固然可如谭其骧先生揭示的，可以上追至《汉书地理志》，乃至《禹贡》，但倘说近代认知，则据我的私见，只能从《几何原本》的汉译文问世（万历戊申，1608）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