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三种假孔子

讨论孔子研究史，便不能不特别重视由晚清到“五四”前后出现的两位假孔子，就是首先由康有为和章炳麟分别描绘的两位孔子。

成书于戊戌维新前夜的《孔子改制考》，在康有为讨论孔子和经学的众多论著中间，无疑属于影响很大的一种。康有为一反“道统”论的千年陈说，以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理则有，其事则无。他认为，在孔子前后，有老子称引黄帝，墨子称引夏禹，许行称引神农，都同孔子称说尧舜文武周公一样，无非假冒先王的牌号，以赢得人们的信仰，因而都属于伪造历史。但这样的伪造，在康有为看来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据他说，因为“贵古而贱今”，是人之常情，倘若直说自己有意革新，将会引起守旧的人们强烈反对，倘若先说明是古圣前修早已有过的主张，则可以压服口声，万一失败也可说非己之罪；所以，孔子追求“太平世”的理想，却要编造历史作为未来的倒影^[5]。

在康有为的本意，强调孔子“托古改制”，可以借用原始“圣经”的权威，来打击封建的经院哲学的权威。结果呢？出乎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逆料，他的《孔子改制考》，恰好反对了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即孔子属于复古派、保守派，而树立了另一个形象，即孔子主张变法改制，是革新派^[6]。

常言道：憎恶和尚，恨及袈裟。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康有为的主攻方向，由那拉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转向了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这当然引起了更觉悟的改革者的愤怒，于是康有为描绘的孔子，也着倒运。

本世纪初，以撰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名震中外的章炳麟，便同时发表了《订孔》、《论诸子学》等文^[7]。他描绘孔子有三副面孔：“有商订历史之孔子”，“有从事教育之孔子”，还有醉心于富贵利禄的“国愿”孔子。据他说，作《春秋》而成为史学宗师的孔子，办私学而成为平民先师的孔子，都已属过去；只有那个热衷于向上爬的孔子，“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的孔子，却对后世留下长远影响^[8]。

章炳麟后来承认，他描绘的这位孔子，也是假的，旨在树立一个与康有为相反的孔子形象。他当然没有料到，思想一旦形诸文字，便进入特殊的客观范畴，将不依原作者主观认识的改变，而使其在精神世界已发生的影响改变。所以，尽管章炳麟自悔“驷不及舌”，他的前声已波及后进^[9]。

所谓极端相合吧，康有为和章炳麟描绘孔子，命意相反，造假则同。就命意来说，他们虽然互相反对，但都出于要求中国进步的渴望，都不算错。问题在于，他们都多少自觉地以为，只要使好意得到实现，便可不择手段，因而历史也就只被看作达到某种现实目的的手段。然而历史究竟不是手段，它属于已经不可改变的过去，属于任何主观意向都已对它莫可奈何的客观存在。人们可以由历史发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却不能由历史找到救治时病的现成药方，否则势必抹煞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任意剪裁历史为我所用。康有为和章炳麟，在孔子问题上的毛病，正是同出于此。

毫无疑问，他们的毛病恰好造成了他们的影响。正因他们造假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所以求进步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往往愿意相信他们编造的幻想，反而视坚持从历史说明历史的做法为迂腐。康有为和章炳麟大相径庭的两种孔子论，因而便各自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经过激烈的争论，有人退回早先的出发点，重新扶起“至圣先师”乃至“大成至圣文宣王”一类旧偶像，如陈焕章之徒；有人前进到马克思主义的孔子观，尝试对孔子作出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如李大钊等人。然而在“五四”前后，为否定孔教而评论孔子的论著，多半总不免令人时而想起章炳麟，时而想起康有为。

以呐喊“打倒孔家店”著名的《新青年》，主要编作者中间有好几位与章炳麟的历史联系，已为人们所熟悉。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与章炳麟都曾保持朋友或师生关系。他们反对孔教和旧道德的文字，不少篇都露出受到章炳麟早期论著影响的明显痕迹。即如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说》以批评章炳麟的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章炳麟的《论诸子学》等书，同样有着无可否认的亲缘关系。因而，“五四”以后，柳诒徵指斥胡适等否定关于孔子和经学的传统说法，多来自章炳麟旧作的启示，这并非无的放矢。

然而，章炳麟在自悔少作的同时，又指斥胡适等“直窃康长素之唾余”^[10]，也是真的。岂止胡适！就是《新青年》，虽曾猛烈地抨击康有为所谓定孔教为国教之类谬说，但主要从政治角度着眼。它的某些知名作者，在学术上并没有断绝同康有为的思想联系。这只要对照一下易白沙的名文《孔子平议》下篇与《孔子改制考》中的有关论点，便不难了然。

正因如此，在“五四”以后，昔日《新青年》的健将胡适、钱玄同，转化为《古史辨》的支柱，兼取章炳麟、康有为二说，发展出一种新的辩护论，就不是奇怪的事。

这种新辩护论的主题，可一言而蔽之，即说孔子是好的，孔子学说也是好的，不幸被不争气的孔子之徒坏了名声。这当然也不是胡适、钱玄同的发明，梁启超、易白沙等早说过类似的话^[11]。然而就实际的学术影响来看，胡适、钱玄同的说法，似乎更大一点。

不妨举钱玄同为例。这位“五四”时期激进的“新青年”，早年受教于章炳麟，后来又改宗康有为、崔适，在“五四”后又化为“古史辨”营垒的中坚，甚至连姓名也改成“疑古玄同”，因而很有典型性。

正是这位“疑古”先生，在《古史辨》上率先提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12]。于是，他怀疑孔子没有删述过或创作过六经，他怀疑现存五经本是战国末才配成的互不相干的五部书，他尤其怀疑历代学者同声断定为孔子写定的《春秋》绝非孔子之作。如此等等，构成学者所称“六经与孔子无关说”，在客观上否定经今古文学关于孔子著述的一切旧说，尽管失诸偏激，却为研究者摆脱传统偏见，提供了重要启迪。

也正是这位“疑古”先生，怀疑各色孔子之徒的“古”，却不怀疑孔子本人的“古”。他那样激烈地否认六经与孔子的相关度，其实旨在替孔子辩诬。他遍疑群经而唯独不疑《论语》，其实以为《论语》显示了孔子乃古代“大学者”的形象。他矢口否认《春秋》是孔子笔削的著作，其实因为在他看来《春秋》确属“断烂朝报”或者“流水账簿”——“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13]。

这是什么尺度呢？凡挂在孔子名下的文化遗产，在自己看来像样的便归功孔子，在自己看来不成东西的便归罪后儒。而像样不像样又漫无客观标准，因为根本不知“孔丘的著作是怎么样的”。照此逻辑，唯一用来裁量的尺度，便是纯属主观想象的那个“样”，那个所谓孔子的“学问才具”。倘说这不叫主观主义，能令人同意么？倘用这样的主观尺度去裁量孔子，难道可能得到历史上活过的真孔子形象么？不会的，如此这般，描画的仍然只能是个假孔子，而且更不伦不类。例如说孔学被后儒弄坏，不过在重复康有为；说孔子只是一位学者，又无非回到章炳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