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心讽世之书”

然而，鲁迅以为《儒林外史》，属于清代小说中唯一的“以公心讽世之书”^[6]，则的确是不刊之论。

所谓公心，据我的理解，便是力求不以个人爱憎作尺度，来判断当世的种种是非。

《儒林外史》的作者，“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7]。以士人写士林，取向又在于指出和挑明现实的弊病，想力避用个人爱憎作尺度，本来就很困难，何况吴敬梓对不同士人的爱憎又极分明。他的朋友程晋芳作的《文木先生传》，便说他特爱才士，唯独讨厌“时文士”，而且时文即八股文做得越好，越惹他憎嫌。

假如同治间金和给本书写的跋语可信，那么本书所传人物不仅十之八九有原型，而且作者本人就是书中杜少卿的原型。于是，杜少卿对那班靠八股向上爬的人物，鄙称为“暴发的举人进士”，说是“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杜少卿本人只是个“倒运的秀才”^[8]，便正是作者憎嫌“时文士”的自白。

可是作者也明知罕有与时文无关的才士。他所处的时代，经史考证之学还没有成为显学。要跻身士林，起码得是个诸生，不然只能如书中的牛布衣、景兰江之类，必须靠做幕僚或结交名人才能做成三四流“名士”。作者借书中迟衡山之口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9]这正是作者对当时的士林现状的估计。

因此，作者“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却不以读不读八股文作为是非标准，而以是否“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10]做标准。在书中，他对那些真信讲举业便可得君行道的迂君子，抱着同情乃至赞美的态度。而对那些在先处于底层，没有做官的奢望，却因缘时会，步步发迹，官腔也随之越来越足的“识时务者”——无以名之，只能借用叔孙通弟子对老师的评论，姑妄形容之——却先同情而后憎嫌，并不认为他们自出娘胎的第一声啼哭，便判定了他们终身就是伪君子。

《儒林外史》刻画了这两类典型。作为映衬，我认为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马纯上和匡超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在今本五十五回里，共占七回^[11]。一部集碎锦为帖子的小说，对两人的描写占了八分之一，说是典型，似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