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文盲权贵的教科书

底蕴何在呢？在于清初皇帝都是“《三国》迷”，也在于满洲统治者对关羽的虔诚崇拜。

原在东北生活的满人，文化本来很落后，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本族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才下令创制满文。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才设置文馆，主管“　译典籍”，记注政史。后金政府这第一个文职部门，奉命翻译成满文的第一批汉文典籍，仅十多种，其中便赫然列有罗贯中本《三国演义》。

由后金崇德四年（1630）译到清朝顺治六年（1649），前后费时十九年，满文《三国演义》的译事才告竣。清朝政府，在摄政王多尔衮主持下，于顺治七年正月为这部满文译本举行了隆重的“颁行”仪式，主持翻译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7]。那以前译成的几种书，包括《明会典》、《孟子》等，没有一部受到如此崇敬。

清初君主大臣重视《三国演义》，着眼点当然并非因为它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不是的。主持译事的范文程，原是沈阳的秀才，清初隶籍汉军镶黄旗。他从努尔哈赤建国初便充当谋臣，尤得皇太极信用，任文馆领袖，后文馆改为内三院，又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凡清初制度，灭明战略，无不参与谋划。据说皇太极对他宠信到一日数度召见，称章京而不名，每事必问“范章京知否”、“待范章京病已裁决”的地步^[8]。他们的关系，很像《三国》描写的刘备之倚重诸葛亮。而当时的国内战争态势，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方角逐，也颇似《三国》描绘的场景。由于目睹满洲统治者文化低，囿于族群畛域，于汉族逐鹿方式及心态手段均欠了解，因此他选择《三国演义》作为后金贵族的启蒙教科书，似乎不难理解。

这固然是推断，因为范文程没有留下文集奏议之类，但不乏反证。多尔衮对《三国》是感兴趣的。他在皇太极死后，拥立年幼的福临，随即由两辅政之一，自封为摄政王，大权独揽，却终身不做皇帝，这里难道没有阴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故伎的影子吗？范文程在清军入关初，以本人名义起草露布，向百姓宣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9]，那策略和语气难道不与诸葛亮出师以讨伐司马氏为名惟妙惟肖吗？直到雍正初，这时满洲的汉化程度已很深了，但《三国演义》仍被贵族们奉作政治教科书。雍正得以即位，统帅宫廷禁卫军的“舅舅隆科多”出了大力。但雍正五年（1727）十月，在两年前已因年羹尧案受株连而罢了官的隆科多，被雍正下令公审，王大臣会议审出他该当死罪的所谓罪证，首列“大不敬之罪五”，第二款便是“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10]。隆科多原奏已不可见，寻绎这里引文口气，大概是说康熙死后他宣读“遗诏”，命雍正继统，好比先主遗诏诸葛亮辅后主，但雍正不是阿斗，所以自己不敢自比诸葛亮云。自比诸葛亮，当然属于比拟不伦，但由此可知在雍正初总理朝政的这位满洲大贵族，对如此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其实都从读《三国演义》得来。这不是个别贵族的见识。据说，雍正间有个礼部满侍郎札某，上奏保举人才，引用《三国演义》诸葛亮不识马谡的故事，引起雍正大怒，斥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被打四十大板，荷枷示众^[11]。可见，那时在满洲贵族大臣中间，把《三国》当作政治教科书的风气，依然很盛。

在清朝前期，《三国演义》不但是满人的政治教科书，还是军事教科书。“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12]直到本世纪初嘉庆间，有个以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事著名的满洲大将海兰察，对帐下一名满洲将军额勒登保的骁勇很欣赏，指授说：“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他郑重授与额勒登保的“古兵法”，便是满文《三国演义》^[13]。可是，把《三国演义》当作兵法书，岂止满人，岂止清朝前期？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湘军将领左宗棠、刘蓉，都被人比作《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即使起义军也将他们称作“赛诸葛”。两人都得意非凡，刘蓉在同治六年（1867）答左宗棠书，大谈诸葛亮的遭遇还没有今日不幸，“蒙以武侯一席相让，所不敢当，谨以璧还”^[14]。可见汉族将领同样把《三国演义》读得滚瓜烂熟，自觉在模拟小说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