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答疑的难点

回答以上问题是困难的。

第一，在中世纪，“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2]，越到晚期越明显。尤其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世，这种干预在形式上已表现为独裁君主竭力使学术服从个人意志，因而偶然性在文化史上的几率增长，使研究者更难以说明过程的必然性。

第二，在十八世纪，因为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仍然是欧洲传教士，而在华的天主教各修会都受罗马教廷控制，所以西学的兴衰，同罗马教廷加紧干预中国信徒的传统习俗，激起清朝政府的反干预，存在着密切联系。然而这方面的历史事实，还没有完全从各种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3]。

第三，学术发展的进程，固然不能摆脱政治的羁绊，但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任何思想观念的相对独立发展^[4]，倘说十八世纪的汉学繁荣，只是对于清朝的文化专制的一种消极反应，甚至是替清朝的君主独裁统治粉饰升平，那就只可说是误解。

第四，汉学家中惠栋式的吴派也好，戴震式的皖派也好，都发祥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从清初起，这里便是帝国政府打击地方携贰力量的重心，奏销案、科场案、“明史”案都是证明。“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5]。正是这里的汉学家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描写。假定汉学家们，或反对宋学，或赞同西学，也都很难要求他们采取坦率态度，何况其中还夹杂着受侮辱学者所特有的傲气^[6]。

第五，无疑还有全面掌握材料的困难。且不谈十八世纪汉学家关于先秦两汉诸子学和历史学的工作，单看他们考释儒家经传的著作，仅收录于《皇清经解》之内的，便达二千七百二十卷，包括一百五十七家的作品^[7]。倘作系统了解，即使日阅一卷，全部读毕也得七年又一个半月。况且还有《经解》未收的作品，还有入录于《经解》“续编”或者《皇朝经世文编》之类总集内的作品。这份庞大的经学遗产，至今还没有被系统地清理过。至于其中蕴藏着可用以论证汉学与西学相关的内容，目前更缺乏从定量到定性的比较研究。

诸如此类的实际困难，固然不能待排除以后，再尝试对以上问题作答。但任何作答的尝试，毫无疑问都需要考虑这些难点，否则难免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