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利玛窦圆梦

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廿四日，当西历一六　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帝国京师居民正忙于“过年”，由农历庚子年进入辛丑年，一位自称“大西洋陪臣”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率领他的同伴们，押送“所贡方物”，驰驿抵达北京。

这人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其实早在万历十一年（1583）仲秋，已随同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e）由澳门进入广东首府肇庆。那时他三十一岁，到这时他已年届半百，在华传教也有十七年多了。

自从踏上在东方最大的这个文明帝国传播天主教的不归路，利玛窦便同他的上司范礼安（Alexander Velignano）和罗明坚一样，念念不忘要进入北京。罗明坚早就以为，“归化”这个帝国的最大困难，不在于说服中国人接受天主教信仰，“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根据级别而遵守互相听命和非常严格依附的关系，甚至直到皇帝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全部事项都取决于皇帝是否有意和渴望把神父们召到其身旁”。

于是，一五八八年范礼安派罗明坚返罗马，要求教宗遣使吁请大明皇帝允许自由传教。因教廷混乱，计划流产，罗明坚也颓然死去。但利玛窦似已决意继其遗志，于一五九五年在韶州邂逅返京述职的兵部侍郎石星，便仓促决定随其北上，仅抵南京便被逐。

所谓弱者总是盼望奇迹吧，一五九五年六月利玛窦被迫离南京到南昌，起初托身无处，忽然夜有所梦。他追忆说，在梦乡，“看见迎面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对我说：‘你就是在这里要消灭古传的宗教而宣传天主的宗教吗？’我听后非常惊讶，这人怎会知道我心内的事？便问他道：‘你是魔鬼？或是神明？’他回答说：‘我不是魔鬼，我是天主。’我闻声跪地叩拜，流泪痛哭谓：‘主啊！您既然知道我的心事，为什么不帮助我啊？’他回答我说：‘你可以到那座城里去！’——当时我懂是指北京而言——‘在那里我要帮助你。’”

于是利玛窦说他有信心进入北京了，“希望天主有一天能使这梦实现才好”。

就在利玛窦仍然期盼罗马教廷遣使要求中国皇帝正式批准“传扬圣教”之际，却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会督，赋予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务必先获得中国皇帝的青睐，准许我们自由传教”。时在一五九七年七月或稍后。

因此，利玛窦便搁下日趋兴旺的南昌教务，由郭居静（Lazare Cattaneo）陪同前往北京。他们在一五九八年（明万历二十六年）九月抵京。哪知明廷对抗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仍在继续，照例怀疑一切可能与倭人有关的外国人。利玛窦虽事先疏通了多重关系，到北京后仍然无人敢向皇帝报告他们前来“进贡”的消息，只好南归，哀叹“功败垂成”。

所谓塞翁失马罢，利玛窦叩宫门未遂，却意外地打进了南京的士大夫社会。作为帝国留都，南京仍有除内阁外的全套中央机构。由于他同南礼部尚书王弘诲有私谊，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即农历己亥新岁才入南京，便立即受到政军要员和贵胄权阉的竞相款待。这使利玛窦复萌在这里建立耶稣会新住院的念头，并在各部势要扶助下得以实现。

这一步被以后事态发展证明是关键性的。他在南京两年五个月，出入官府，广交权贵，熟读儒书，舌战佛僧，重刊舆图，讲授西学，深结耆学，名扬士林，都属日后居留京师的必要铺垫。如果没有在南都建立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在官场周旋的应对经验，如果没有在学界树起的西儒形像，如果没有在士林结识的名流揄扬，如果没有对他在南京官绅社会初获成功而惊喜不已的澳门葡商倍力支援，那么利玛窦要在北京立足，必定困难得多。这只消一瞥利玛窦当年的札记和书信，便不难了然。

应该说，利玛窦具有人们称道的那种开拓者的清醒头脑。他没有为一时的成功所陶醉。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最终使命在于“归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达此目的，“先得皇帝的批准是最要紧的”。于是，当万历二十七年明帝国与侵朝日军的战争终于结束，多年不露面的皇帝，“御午门受倭俘”，“以倭平诏天下”，紧接着明廷便忙于对付皇帝派出充任税监的宦官们横征暴敛而激起的内地“民变”，似对海外来人的警惕放松了。于是利玛窦以为时机逆转，赶紧在澳门耶稣会当局的协助下重新打点礼物，于次年五月偕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以及钟巴相等两名华人修士，登舟再赴北京。

利玛窦没有料到，正是在山东临清民变中险些丧命的税监马堂，为捞回被抗暴民众焚其府衙造成的财产损失，竟觊觎他们准备献给皇帝的贡物。但此人到底是奴才，一面拦路抢劫利玛窦携带的西洋奇物，一面报告皇帝说有西洋人入贡。他藉口等待皇帝谕旨，将利玛窦一行转移到天津私行囚禁，并拟好将他们处死的罪名。哪知时过半年，胖得懒于动弹的万历皇帝，忽然想起有西洋人要进贡叫作自鸣钟的新奇玩物，立即索要，顿使奴才马堂慌了手脚，赶紧归还原物，命地方官用驿马将利玛窦一行驰送北京。

这出差点使利玛窦殉教的悲剧，便以利玛窦圆了入京梦的喜剧煞尾。从此利玛窦、庞迪我便居留帝都并深入皇宫了，但他们“自由传教”的追求，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