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初说

十八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更换过三代皇帝。他们就是赫赫有名的祖孙三人——老年康熙、壮年雍正和青年乾隆。《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恰好成为这三代君主统治的一个见证。

关于吴敬梓，尽管文学史家已作过许多考证，但我们对他的生平仍然知道得很少。比如说，《儒林外史》的成书时间，据鲁迅说“殆在雍正末”^[1]，据不同意见者说当在1745年^[2]。二说相差十年。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个差别是要紧的，因为它涉及小说的文化背景。任何史料，都有时代性，而编年的精确与否，便涉及史料引用者判断作品的文化背景的准确程度。由于史料编年出纰漏，造成背景判断“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毛病，还少见么？

前人已据作者的经历同书中的描写相印证，判断此书当成于1745年，即清朝乾隆十年。这里再补充一则本证，那就是吴敬梓在书中一再斥责明成祖。

《儒林外史》第八回，描写已故宰相之子娄府两兄弟，前往嘉兴拜望姑丈蘧太守，说起王守仁镇压江西宁王反叛的话，娄四公子便道：“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当即受到姑丈警告，“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说话须要谨慎。”作者往下又写道：“那知道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每常只说：‘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每到酒酣耳热，更要发这一种议论。”^[3]

同书第九回，描写娄府两公子辞别姑丈后，在回湖州老家途中偶遇本家看坟老人邹吉甫，去邹家吃酒，岂知就在席上听到这位乡下老人的见识同他们一样：“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他还引用自己亡父的话，提出一个切实的证据：“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4]

像这样的话，便绝非雍正朝的人们敢说，更甭说敢写了。理由很简单，那时倘说此话，定被统治者断作借古非今。雍正继统经过，本来就不明不白，即位后又诬兄弟反叛，斥大臣谋逆，将自己的政治对手和拥戴功臣不断剪除，杀关废放，株连九族，手段极其残酷。在他生时，朝野便有种种谣传，以致他不得不借曾静案，亲自出面替自己洗刷，颁布《大义觉迷录》“昭告天下”。根据谣传，他的“夺嫡”和坐稳帝位手段，正与明成祖相似。他对江南舆情又极其重视，由曾静案而引出吕留良案，乃至将已死的吕留良剖棺戮尸，就是对江南士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如果吴敬梓敢于在雍正朝写出上面那些话，岂非自寻死路？

相反，乾隆即位，是雍正生前立下遗嘱所确定的，没有继统合法性的纠葛。在熬过了雍正十三年严酷统治以后，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新君，如贾谊批评秦二世时已说过的，“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5]。饱受汉人经史教育的乾隆，对此是有数的，因而即位初期，便藏其忮刻，阳示宽和，而且立即下令没收《大义觉迷录》，从长远说可替其父遮丑，从眼前说又可显示钳制口舌政策已有放松。只有在这样的时候，那些犯忌的议论，才能稍稍出现。吴敬梓去世于乾隆十九年。假定他再多活几年，又逢上乾隆开始大兴文字狱，而且那专一诛心的忮刻手段，远胜于乃祖乃父，这时他敢不敢没有顾忌地骂永乐，怕也难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