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史小说岂是信史？

借用“讲史”形式创作小说，在元明间进入繁荣时期。那个时期产生的作品，倘论对后世的影响，莫过于罗贯中编著的《三国演义》，和可能也经罗贯中改编过的施耐庵的《水浒传》。

直到本世纪，民间仍然流传着“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那意思大概是，少年人血气方刚，读了《水浒》容易激发叛逆精神，老年人饱经世故，读《三国》后会流入阴鸷狡诈一路。

其实也不一定。鲁迅的小说《风波》，便描写了一个年纪虽老，却因读《三国演义》入了迷而变得迂腐可笑的人物：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

不过，在作为中世纪表征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以后，由于勉强识字而会读《三国演义》的乡村酒店老板，竟然成为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学问家”，从这里便可想见，这部讲史小说的影响，怎样的渗入了社会的底层。

“讲史”成为小说一体，大约起于北宋末^[1]，即十二世纪初期或略早。它和一般小说的区别，也如鲁迅所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2]。

没有虚构便成不了小说。但讲史小说的特点，却在于寓虚构于叙史之中，外真内假，以假乱真。作者也虽熟悉历史，比如《三国演义》的作者，便显示他对汉晋之际的那段政权分合史，不仅材料熟，而且有见解，但也正因如此，便更易熔铸剪裁，推演粉饰，写得似历史而实为小说。人们常以为讲史小说和历史著作，主要是雅俗有别。是这样吗？不然。史书本来就有雅俗之分，通俗的就是历史普及读物。既称历史，则无论雅俗，第一大忌就是陈述存在主观虚构，即使细节也要力求符合历史真实。而这一大忌，恰好是小说家不能拘泥的。因为在他那里，历史不过是创作的素材，艺术加工的原料，借以抒发现实的感情、理想和追求的寄托。分明是小说，却硬说自己旨在“真实的再现历史”，只能使人感到好似纪晓岚说鬼一样。

举例说吧，赤壁之战，属于《三国演义》最好的章回之一。从战云密布到火烧曹营，三方出场人物数十名，多半性格分明。诸如周瑜智高器小，曹操自负多疑，诸葛亮神机妙算，鲁肃长厚可欺，以及黄盖甘行苦肉计，蒋干误中反间计等，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被后人改编成多出好戏。可是，人有其人，具体情节合乎历史实际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写了这场战役，也是综合陈寿原书，裴松之注和各种矛盾记录以后改编的，在历史著作中也素称名篇。假定还对罗贯中的描写信以为真的话，何妨将两书对照一下呢？

然而，在中世纪，讲史小说，却常使读者误看作信史，尤其是《三国演义》。那原因，固然在于罗贯中是位颇有学问的小说家，寓假于真的技巧相当圆熟^[3]，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太贫乏的缘故。

中世纪的历史著作，正如宋神宗赐给司马光那部巨著的名称所显示的，目的在于给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子。历史能不能作为“资治”的明鉴，那是另一问题。但怀着替君主和政府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目的，本来不准备给平民看，而平民也得不到，得到也不爱看。即使在统治者中间，即使像《资治通鉴》那样翔实生动的好书，也常因为缺乏历史素养，或者害怕卷帙浩繁，没有几个人愿读。司马光曾经悲哀地说，他花了十九年才写成的这部书，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朝臣读毕一遍，别的人都是没翻几卷，“辄欠伸思睡矣”。那么，这类史著能广为普及吗？

南宋的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尝试把《通鉴》改编成普及本，就是篇幅只及原书五分之一的《资治通鉴纲目》。可惜他动机不纯，企图把改编本变成第二部《春秋》，使自己变成孔子第二。因此，他的主要心思，都用在什么书法呀义例呀上面，追求所谓一字褒贬，体现理学的“微言大义”。他自己又不动手，拟了个凡例，叫弟子去改编，结果简是简了，比起《通鉴》来，“诛心”式的说教大增，唯独少了历史。他死后，地位被统治者捧得甚至比孔子高，《纲目》也被清帝加上“御批”，作为比《春秋》还重要的经典迫使全国学生诵读，可谓满足遗愿。效果呢？也有一点，就是他以蜀汉作为三国“正统”的观点，看来影响罗贯中、毛宗岗^[4]。至于他本人的《纲目》，已经无人记得了。

其实，一般人还是关心历史的。既然学者的著作太难读，《纲目》之类说教又太可怕，那么在印刷术逐渐普及以后，以“讲史”为名的通俗小说应运而生，便是自然的。

讲史小说受到欢迎，还因为它能适合各阶层的要求。讲史起源于“讲”。中世纪的帝王贵族，大多忙于淫乐，懒于读书，虽也关心修史，但最关心的还是历史家如何写自己，如何替自己遮丑溢美，将恶行说成善举。至于前代兴亡，昔人长短，他们也关心，除却少数人，多半宁愿“耳食”，还要带趣味性。所谓讲史，在两宋首都盛行，同宫廷娱乐有关系^[5]，以后逐渐普及到民间。至于民间欢迎，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化低，听故事便是主要的知识来源。

《三国演义》经过罗贯中重新改编，较诸元宋间流行的《三国志评话》，生色不少，但仍保留说话人语气，因而讲读均宜，雅俗同赏。他大约是位落魄才人^[6]，改编此书，既抒才情，兼以见志。

说到志，总的看来，这部书未必高明。帝蜀贬魏，没有跳出朱熹的窠臼；护礼诛心，仍然恪守道学的规范。但作者饱经世故，洞悉人情，所以表忠义虽多败笔，写奸邪却颇为生动。尤其倾心于出身微贱的乱世英雄，关羽、张飞、赵云等，都是他用力最多的人物。全书写诸葛亮、关羽和曹操最多，唯有关羽可算成功，竟成“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化身，那秘密就在于有关他的情节多半虚构，创作时不受史料拘束而纵放作者感情的缘故。

作者大约没有想到，这部讲史小说，在他身后居然家喻户晓，更其是他笔下的那群人物。其普及程度之高，远胜过朱熹集注的《四书》。所以如此，当然得力于小说本身，但也得力于戏剧家再创造的舞台形象，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摇羽扇的诸葛亮，都成了人们一看便知的人物。这部书和这些戏，在清代甚为流行。流行的原因，或说是艺术性，或归诸人民性，固然都有道理，却未必符合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