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西学领袖

徐光启在明崇祯六年（1633）去世以前，已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

晚明的西学，涵泳着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神哲学、论理学（Logic）、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美学和工艺学等。首先将它们绍介给中国人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因而原型无不带有罗耀拉开创的天主教这个教团的文化印记。

上海人徐光启，并非由利玛窦付洗的中国教徒，却与杭州人李之藻，成为利玛窦晚年最著名的中国学生。当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以后，徐光启便成为中国基督徒的实际领袖，以致连教徒们都很少有人知道利玛窦的传教团首脑传人是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

自初唐至晚明的九百年间，西方基督教曾三度入华传播。唯有第三次入华的耶稣会站住了脚跟，使这个异教流传至今。利玛窦尽管不是基督教三度入华的第一人，却是在中国取得传播“西教”成功的第一位耶稣会士。他取得成功的诀窍，中外研究论著议论纷纭。有一点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就是他借“西学”为“圣教”开路的策略，因缘时会，赢得了正在寻觅走出中世纪道路的中国文化先驱的认同。

号称“大明”的中世纪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帝国，开拓者即所谓明初二祖，都是不学的草包，相继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都把反智论当作文化专制的出发点和归宿。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效应恰好反证帝国统治者顽固墨守“以我为中心”的陈腐观念，自外于突破中世纪传统的世界潮流。当明成祖死于塞外征途以后，他的子孙更急忙修复长城，也不敢越海疆直捣“倭寇”巢穴，龟缩于所谓本土残民以逞。难怪从明英宗“复辟”之后，帝国再传不过三世，便内乱不已，导致阳明学向高踞庙堂中心的朱子学挑战。

到阳明学熬过嘉靖、隆庆二朝五十多年的黑暗岁月，并在僭主张居正死去以后，突然活跃于经济最发达的南国，乃至学派林立，致使外来的泰西耶稣会士，沿着陈献章、湛若水到王守仁的反道统轨迹，由边缘到中心北上，其实并非偶然。我在拙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的导言《利玛窦在中国》中，已予就史论史的说明。

当十七世纪最后一年（1600，明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在南京他的老师焦竑的座中初识利玛窦，那时利玛窦已年届“知命”，入华也近二十年。利玛窦未必注意到这位年轻十一岁的后生，但徐光启已对这位“西儒”留下颇深的印象，证据就是徐光启在四十一岁细读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书以后，终于决定放弃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幻想，转而认定真理就在利玛窦申述的西教之中。那以后，到他七十二岁去世，逾三十年，中国基督教便有了华人信徒的第一“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