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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多年前，涉猎晚清思想文化史料，偶然读到几份反“洋教”的地方文献，总感到似曾相识。但在哪里曾经见到过类似作品呢？当时没有细想。

近阅《反洋教书文揭帖选》^[1]，不禁又感到似曾相识。约略回顾，始觉恍然，原来它们极像那个动乱岁月的大小字报。因为曾荣幸地被对立各派红卫兵贴大字报声讨致罪，所以很熟悉这类作品的风格，以为它们的思路情结很像，行文推理也很像。

于是，积疑胸中廿载的一个问题——何以那岁月的开端会特别表彰上世纪末的义和团、红灯照？也顿然冰释，自以为窥见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某种消息。

读史偶得，谨录数帖，略附跋语，以就正于高明。

慨自邪说日炽，正道浸微，异类横行，人心共愤。有如逆夷　咭唎者，僻处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半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鳀人”者也。明纲不振，宣德时利玛窦、艾儒略等，始以其国之耶稣天主教惑人。当时有识者已为隐忧，至请旨屏逐，遂勒回本国。我朝惠鲜远人，乾隆四十年准互市广州，盖圣主无外之意，非有所取于彼也。讵意狼心叵测，欲壑难填，不念覆载之恩，反肆猖狂之志。所至传教，诱赚愚氓；刊布邪词，敢为欺诞；彝伦攸　，廉耻胥亡。始尤畏人攻击，私相授受；今则到处招引，白日连横。四野骚动，人情汹汹；厝薪之忧，贻患胡底？为虺弗摧，为蛇奈何？挟而绝之，乌容稍缓！^[2]

以上录自清同治元年（1862）江苏巡抚沈葆桢的呈送件。原件很长，如同晚清出于绅士之手的各种檄文揭帖一样，照例充斥八股气。现节录首节，看一看那行文的格式和语气，有堂皇的破题，反接的承题，由反而正的起讲，不是活像时文中的那一套概括全檄题义的引论么？

这份檄文，当时流播多省，十多年后在民间仍有节本传刻，应该承认影响很大。作者义形，跃然纸上，自不消说。可惜，作者虽对制艺揣摩颇熟，于历史则不甚了了，以致开口便错。

比如说引用古典骂人，原是中世纪士大夫的拿手戏。然而此檄将英国人比作“倮虫”，第一恰好不见于《山海经》中的《山经》，而见于《吕氏春秋》和《礼记》；第二这两书说到“倮虫”，恰好在于说明人为倮虫之灵^[3]。你说，这一比喻，对“英夷”究竟是辱骂呢，还是恭维？所谓鳀人，也并非倮虫的“汉译”，而是指戴鱼皮冠的人^[4]，这同“英夷”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数落人家祖先历史以揭老底，也原是中世纪人们骂街的惯伎。然而起草此檄的绅士们，虽然都有资格进入明伦堂，但考起历史来都只配得零分。如所周知，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时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上距宣德末年（1435），已有一个半世纪多。艾儒略入华更晚，在利玛窦死后三年（1613）。此檄说他们都是宣德间东来传教，已属子虚，而说宣德间“明纲不振”，也非事实。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就正在那十年间。利玛窦、艾儒略都是意大利人，并非英吉利“国”人——这一纰漏尚可宽恕，因为清末的大学士徐桐也弄不清西欧有几国。但利玛窦卒于北京，由明朝皇帝的关注而举行过盛大的葬礼；艾儒略卒于福州，葬礼尽管没那么风光，生前却已被中国士大夫誉为“西来孔子”。明朝大臣中间，反对他们的固然有，保护他们者却更多，因而他们都在中国善终，何尝被驱逐回本国？——这一纰漏，适足以确证那些左右舆论的绅士们，对于“近代史”已何等无知。

无知倒也罢了，更糟的是偏见。清朝准许英国等西洋人来华做生意，早在雍正间便见于官方记载，不必说了。就是在内地传教，清朝从康熙到乾隆，几度下过禁令，但始终网开一面，只要传教士遵守中国规矩，就不禁绝。而此檄作者却比“我朝圣主”走得更远，不分青红皂白，凡外来事物一概用“诛心”法予以否定。

此檄自入题而下，首先驳斥“洋教”的教义，那迂腐就不谈了，其次又“谨摘其最恶而毒者十害”，逐一给以声讨。然而，罪状虽达十条，也足以煽动土迷信者交斥洋迷信，却几乎没有一条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例如将举行洗礼说成诱导信徒发狂，将临终忏悔礼说成要对死者剜目剖心以拿去制药，不都是胡扯么？至于说传教士取处女的红丸，吸童男的精髓，那更是用中国道士的采补邪法来诽谤他人。用土迷信反洋迷信，尽管可以蛊惑群众于一时，却决不可能反掉洋迷信。

据历史所揭示，反洋教运动持续了四十年，到义和团出场而登峰造极。结果怎样昵？单看信徒人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就比半个多世纪以前翻了几番，达到百万以上。这与其说是西方基督教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土迷信所受到的惩罚。不是吗？

同里崔五子先生辑《辟邪纪实》一书，隐其名曰“天下第一伤心人”，避鬼锋也。汉不然！天诛邪教，捏造耶稣邪鬼名目，僭礼干分，尊祀配天，捏造妖书，吠天地三光为邪鬼所造之器物，吠人祖宗父母弃世如器物损敝然。中国圣贤仙佛，悉遭辱詈。胆敢四处散发，煽惑中国愚民，诱奸中国妇女。罪通于天，神人共愤！是不鸣鼓攻之，邪教妖书，何由而灭？痛恨从邪鬼徒，助鬼为虐，与汉寻仇，誓与死斗！预作挽联一章，刊传天下后世，听之公论。其联曰：

以遵神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毅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灵，稽首自称真铁汉！

若忧横祸惑浮言惧狂吠而改节，死犹不忠不孝不智不仁不勇之臭，全躯岂算大清人？

上件原藏英国国家档案局。我觉得有趣的，倒不是因为它在国内罕见，而是因为它属于今存周汉那些反洋教文字中顶“文雅”之列。

光绪十六年元日，当公元1890年1月21日，这个周汉虚岁五十^[6]，也就是步入“知天命”之年。他虽是诸生出身，但在湘军中吃粮近二十五年，退伍前为“钦加二品衔陕西候补道兼袭云骑尉”。在清朝，候补道多如牛毛，云骑尉只称“半个前程”，是二十六阶世职中最低的一阶。在兵营里混了四分之一世纪，只换得礼帽上那个镂花珊瑚顶子是真的，此人参谋军务的本领看来也很有限。

但此人“以病归田”之后，不返宁乡而居省城，没几年便成为长沙宝善堂的主要头目。那时湖南的山、堂、香、水，因为湘军退伍官兵大量涌入，势力膨胀，名目更多。宝善堂当为其一，而且当为受地方豪绅把持的一个^[7]。周汉入堂后，起初几年干了些什么，还不清楚。但由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一起，他忽然发誓要与洋教为敌，则由前录那篇大字报显示得很清楚。

在义和团大闹前，周汉和他经理的宝善堂，散布的各种反洋教文件，据说有几百种，今存的还有三十余件^[8]，大部分是1890年到1892年间的作品。就创作数量来说，堪居当时独家创作的此类作品之魁首。

那么，创作质量怎样呢？前录那篇已有示范。倘说思想迂腐，辞气鄙陋，文格卑下，逻辑不通，则一篇胜似一篇。可以称道的，确实只有他所引以自豪的非凡勇气——如此下劣的货色，居然敢于自诩为卫道的杰作，居然敢于冒称为通省的公论，又居然敢于广为张贴散发。

周汉自称“谨遵圣谕破邪”。那圣谕，不是“今皇帝”光绪的，而是光绪的高祖“宪皇帝”雍正的。雍正关于天主教的圣谕广训，他也没全看，仅看过他的同乡崔暕《辟邪纪实》一书卷首恭录的那几道^[9]。至于他要破的邪说，他同样不读原书，只据《辟邪纪实》摘引的片言来揭批。但他尽管除圣谕、邪说外，连驳论都剽窃此书，却又表示瞧不起它的作者，讥之为胆怯，怕死，故而匿名发表——中国古近圣贤之徒行剽窃之实而避剽窃之名的惯用伎俩。

运用如此妙法化人为己之后，周汉的勇气大增。他写下前录揭帖的当天，诗兴大发，“自励四绝”。诗无诗意，却足以言志。“孔门弟子大清臣”，“儒宗振起要奇男”，都已显示他何等自负。更妙的是他硬拉周敦颐做自己的祖宗，暗示他才是这位宋代道学开山的血统继承人，应该成为当世卫道首领^[10]。果不其然，过了一个月，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一，他又写了一份大字报——《周程朱张四氏裔孙公启》，尽管自谦为“从孔颜曾孟四氏裔孙之后”，却明白自封为当世理学世族的首脑。“天下士大夫莫不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泽与我大清列祖列宗今皇帝之恩者也，蒙恩泽而不图万一之报，是谓非人”。怎样才能算人？只消日讲宋代理学家解释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难懂，只消日讲雍正之流的圣谕广训；圣谕广训难解，只消日讲什么“像解”、“直解”、“宣讲集”之类高头讲章。就是说，八股通了，“邪说”自破。

可惜自徐光启、利玛窦以来^[11]，八股日讲，洋教依然披猖。周汉于是想出又一克敌妙策，就是谩骂。

利用方言谐声，文字谐韵，移花就木，丑诋他人，原是中世纪游民无赖的拿手好戏。在这一点上，周汉确实超过了《辟邪纪实》的作者，不愧是流氓成性的帮会头子。他将天主教称作“天诛邪教”，一字之改，已够刻毒了。但他觉得还不够，随即刊布的大小字报里，更改“主”为“猪”，改“教”为“叫”，改“洋”为“羊”。“天猪耶稣妖叫”，“耶稣猪精臭秽之书”，“西羊鬼叫”，“猪羊杂种”，诸如此类不堪入目的谩骂字眼，充斥于这个自称“孔门弟子大清臣”的揭帖歌词中。

然而宗教属于信仰领域。无论盲信还是迷信，对于信仰者来说，谩骂固然会造成精神创伤，却很难动摇他们的内心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认为人生在世就是替人类始祖赎罪。假如信徒真的坚信这一套，那么谩骂的作用岂非正好相反，越骂越是为丛驱雀么？

不过周汉是帮会头目。中世纪式的帮会，不论其内部怎么讲哥们义气，其活动方式必具流氓特色，何况晚清湖南等地的帮会已变成兵痞为主干的组织。流氓手段与不择手段从来是同义语。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就以不择手段作为特色。因而他当然还有更多的克敌妙策。

不妨引一段他的自白：“其辟邪书文各种，有具名大清臣子周孔徒著者，有统称大清天下儒释道三教公议者，有孔颜曾孟四氏裔孙及周程朱张四氏裔孙公同刊布者，有全湘士绅公刊者。”^[12]周孔徒已是化名，已可证实此人并非他自诩的什么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真铁汉”，其他署名更是假冒公论以虚张声势。只消看看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衍圣公”雇佣军乐团欢迎侵略者的丑态，便可知这个周孔徒并不代表孔圣人后裔的心愿。何况什么“儒释道三教公议”，什么“全湘士绅”决定，更使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造谣。

但以上造谣，无非止于假冒“民意”。周汉比一般流氓更勇敢的地方，还在于他居然假冒“官意”。人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氛围中，假冒官意与假传圣旨，罪过几乎相等，因为一个县太爷即等同于百里方圆内的土皇帝。周汉留下的反洋教文件，有署名“湖南巡抚部院咨复直隶总督部堂稿”、“总理衙门通行晓谕”等多件，可知他不择手段地造谣，已到何等目无法纪的地步。他所以敢如此，并非表现他对洋教的仇恨——真正的仇恨决不会用造谣惑众的卑鄙手段来表达，而适足以表明他和他的同道内心的胆怯，也适足以表明“我大清”帝国政府已对各种离心倾向的失控状态。

周汉假冒民意和官意造作谣言，直接意向无非是对教徒实行恫吓，对“愚民”实行煽惑。不论他的手段多么卑鄙，他这一招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目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南的排外思潮颇为激烈，而湖南士绅间流传的周汉反洋教歌谣揭帖，又掺入很多美化性的附饰，例如将周汉描绘成自觉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就是证明。

我不想否认周汉辈反洋教活动的客观效应。但客观效应决不能与主观动机画等号，卑劣的目的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因此，我以为，反洋教斗争蕴含的某种正义性，与周汉之流目的之卑鄙性，并不存在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矛盾。

黄州八邑公议：近有无耻之徒，私自与洋人来往，擅将房屋地基，或租或卖与洋人。将租卖主全家打死，并将所住之屋宇概行焚毁。倘洋人挟官逼民，民就同变。不逼不变。此□告白^[13]。

这是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在湖北黄州张贴的一份告白。它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要求州内百姓，用拒绝出卖出租房屋地产的办法，使西传洋教士无从在本州获得立足之地。对于胆敢违反此议者，所发出的威胁当然是严厉的，灭门焚居都是中世纪的典型措施。但有意思的是结尾数句。告白作者，清晰区别官、民、洋，以为洋、民不两立，而官则首施两端。因而，此告白与其说是写给洋人看的，不如说是写给清朝政府看的。你要站在洋人一边反对民人吗？那么民人就会造反。你要去顶洋人吗？民人不仅不会造反，还会谅解你，帮助你，“不逼不变”。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份软弱妥协的文件，我以为却是很有识见的表现。

约初十日，打洋房，赶洋人。大众议和，各铺执棒一根。若有不来者，是洋人的舅子^[14]。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出现于成都街头的这份大字报，可说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反洋教文献中最短的一份。然而内容和思想都很有趣。有那么几个人，也许在茶楼酒馆，也许在私室书斋，作出一个决定。然后形成文件，到处张贴。“打洋房，赶洋人”，无疑是号召拆毁教堂，驱逐外国教士。然而要求每个店铺出大棒一根——意味着各出执大棒者一人，却值得思考：为什么要求“四民之末”的商人站到第一线？为什么强令信奉“和气生财”的商店主人参加武斗？难道揭帖作者已感到四民以商为主了么？难道当时四川省城的商人，同洋人的利害冲突，已经超过熟读圣贤书的士人了么？我不懂。但我以为结束二语，特别有意思，说明那时中外通婚，尤其是中国妇女与外国男子结婚，在一般市民眼里是怎么回事。

[1]王明伦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6月版。据编例，书中收录的是1861—1899年间反洋教运动中形成的文献资料。下引原文，均据此书。

[3]《礼记·月令》孔疏引《乐纬》：“倮虫三百六十，圣人为之长”。

[4]见《战国策·赵策》高诱注。参看《广雅·释鱼》“鳀”字王念孙疏证。

[6]同上书页174，介绍周汉生于1843年，卒于1911年。但据同书页176所录《周汉自励四绝诗》，作于上述揭帖同日，而第四首云“努力挥戈争一胜，赎还四十九年非”，则是五十初度的惯用语气。据此上推，周汉生年似当为道光二十一年己丑，当公元1841年。

[7]今存周汉反洋教作品中，屡称代表“全湘士绅”、“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等，可证。

[9]崔暕，湖南宁乡人，曾出入湘军首领胡林翼、左宗棠的幕府，戴过花翎，中过举人，做过知县。同治元年（1862），他匿名刊行了《辟邪纪实》一书，攻击天主教，抬举哥老会，在同、光间流传甚广。卷首“恭录圣谕广训”十六道，均摘自雍正的禁教言论。

[11]周汉等假托扶乩而得的“敕封溥护照应翟公真鸾训”，公开斥责明代天启、崇祯间传播信仰天主教的徐光启、利玛窦等中外人士是“匪徒”。见前引《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页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