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与汪景祺

只有证据确凿的事实，我们才承认是史实。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

年羹尧（1679—1726），在清朝康熙、雍正间，是重臣，是皇亲，而且是雍正的“藩邸旧人”。他本属汉军镶白旗，因为他的妹妹在康熙后期被镶黄旗旗主雍亲王选为侧室，所以全家被抬入汉军镶黄旗。康熙末，他主持平定西藏、青海叛乱，任川陕总督。雍正初又晋升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全国重兵所在的西北军务。

雍正即位后，对年羹尧十分倚重，屡见于雍正元、二年（1723—1724）的“上谕”。直到雍正二年十月，雍正还在年羹尧报告入京觐见的密折上多次批示，表示欢迎。岂知时过数月，雍正就翻了脸，下诏数落年羹尧犯有“僭越”等大罪，先降为杭州将军，接着革职查办，随即捉拿到京治罪，于雍正三年十二月判定犯下“大逆”、“欺罔”、“僭越”等大罪，共九十二项，“从宽”命其自杀。

不消说，这一大案，当时便引起朝野轰动。尤其因为它与两个大案纠结在一起。一是据说由康熙遗诏委任的顾命大臣“舅舅隆科多”^[1]，也突然被外甥雍正罢免；一是康熙的几个儿子，包括在康熙末被公认为有继统希望的十四子胤　，都在遭受自己的兄长雍正的残酷迫害^[2]。刚做皇帝，便左右开弓，同时打倒自己的帮手和对手。这种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更何况康熙暴死和雍正骤立，经过都不明不白，怎么不令人议论纷纷呢？

还在雍正生前，社会上便传说年羹尧、隆科多所以得罪，是因为他们洞悉雍正篡夺继承权的隐私，所谓“怀疑诛忠”。这种传说，如何使雍正大伤脑筋，由他借曾静案自编《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辩护，可得证明。

然而雍正死后，乾隆即位，不到两月，便公然违反乃父的公开许诺，杀了已被赦免的曾静，收禁已经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以后还篡改了历史。以致这段事实在清朝一直成为莫大的疑案。

正所谓欲盖弥彰罢，这一疑案反而越发引人注目。清朝灭亡以后，故宫所藏秘密档案陆续公布。史学家们对于这一疑案的考证，也有了更多依据。孟森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3]，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4]，都认定雍正在隆科多、年羹尧帮助下实现篡夺帝位的阴谋，因而这两人被杀逐的原因，在于他们知道得太多。近十多年，台湾及海外学者，对此又继续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杨启樵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5]，其中用了一章，力辨孟、王二说之非，以为年羹尧的获宠和得罪，都同雍正继位没有关系。

这里不想评论孰是孰非。目前已刊布的清宫档案，数量虽多，性质仍然是单方面的记录。其中既没有年羹尧、隆科多得罪后的辩护词^[6]，也没有胤禩等人遭难后的申冤词^[7]。在中世纪统治集团的内争中，“正义”永远属于得胜的一方，这是全部中古王朝史都已证明的事实。如果偏信既存的档案，那么引录材料再多，也难以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历史的事实。

令人感兴趣的是雍正给年羹尧开列的九十二款罪状。当日王大臣会议希旨拟定的判决词，蒋良骐、王先谦两部《东华录》都抄存了。那些条款，看来大半实有其事，未必尽出于“罗织”。比方说，历数年羹尧家藏铠甲，虚报军功，仪仗奢华，服饰逾制，接送皇帝谕旨不恭，“不许同城巡抚放炮”，“捕获私盐擅自销案”，以及收取贿赂、侵占官物等，很难说不是事实。

但这不是清朝官场司空见惯的现象么？纵容官员借权营私，本是清朝的“国策”。康熙晚年批评“清官多刻”，说对大臣官员应多包容：“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8]这里说的人，显然也指所谓清官。年羹尧官居大将军，爵封一等公，有此秽德，岂非更属于“理所当然”。

其实，由雍正在年羹尧密折上的批示来看，他对年羹尧的秽德，不仅洞悉一切，而且奖饰有加，甚至令人怀疑他唯恐年羹尧不贪婪不腐化。可是转眼间，昔日他明允默许的行为，如今全成了年羹尧的罪名，斥之为“大逆”、“欺罔”，咒之曰“僭越”、“狂悖”，真是“无限上纲”，重得可怕！

非但如此，就在一年前，雍正还公开赞扬年羹尧：“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不为大臣，岂知大臣之难？即使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处，人谁知之？”^[9]可是一年后，雍正传谕给狱中待死的年羹尧时，大功却变成了大罪：“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备兵，又命于八月进兵，尔故意迟延，及严催然后进剿，孤军冒险，几至失机。……此皆军务大事，而尔视为儿戏，藉快私忿，尚得谓之有人心者乎？又如尔所奏善后十三事，于不应造城处议造城，不应屯兵处议屯兵，筹画边机，如此草率，是诚何心？”^[10]你看，如此利口伪言，除了将这个大皇帝归入“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的行列，还有更客气的形容么？

不过年大将军为何非死不可的秘密，到底还没有解决。他的九十二款罪状，首列“大逆”五罪。照清朝律例，犯“大逆”之罪一条，就该凌迟处死，何况有五条之多。其中有一条，同清朝著名的文字狱汪景祺《西征随笔》案联系在一起，令人尤感兴味。原判决词如下：“见浙人汪景祺《西征随笔》诗词讥讪，及所作《功臣不可为论》，语多狂悖，不行劾奏”^[11]。就在年羹尧被恩赐自杀的同时，雍正又下旨道：“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应当处以极刑。今大臣定拟立斩具奏，姑从其请，著立斩枭示，妻孥分别发遣。”^[12]这里有两点疑问。一是大臣会议所拟判决词仅说汪“诗词讥讪”，那口气分明指讥讪“今上”即雍正，而雍正却断言讥讪对象为乃父康熙，并非讥讪自己。二是判决词断言汪著《功臣不可为论》“语多狂悖”，那狂悖所指向的当然也是雍正，而雍正却对此论不置一词。怎么回事呢？

汪景祺（1671—1726），本名日祺，浙江钱塘人，是个不得志的举人。雍正二年跑到陕西去投奔年大将军，被收入幕府。写了二卷书，名曰《读书堂西征随笔》，将手抄本献给年羹尧。次年他已去北京，年羹尧在杭州被抄家。抄家官员在乱纸中找到这个手抄本，“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封固恭呈御览”。雍正批示：“若非尔等细心搜查，几致逆犯漏网，其妄撰妖辞二本，暂留中，摘款发审，尔等几经目睹之人，当密之，勿得泄露。”^[13]

雍正如此重视汪景祺的这部小书，以至在上卷首叶还亲笔题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以漏网也。”^[14]

这部小书从此被封固于清宫深处，不见天日达二百年。正好与雍正的愿望相反，他越是严格保密，越是引起人们对“妖辞”内容的猜测。特别由于汪景祺曾入年羹尧的幕府，因此人们一直认定其中揭露了雍正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15]，或者在伸张“夷夏之辨”^[16]。

谁知不是那么回事。本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院将在懋勤殿封锢箱中找到的《西征随笔》刊布，真相于是大白。

原来，这个汪景祺，著书时虽已五十三岁，思想却极其鄙俗，文笔也充满头巾气。作者自称“好狭邪之游”，集中记他赴陕途中几次艳遇，写妓女如聂隐娘、杜十娘，却又同他缱绻，一看便知是唐明小说的拙劣模仿。集中确有诗词，内两种绝句十二首，是献给他想象中的高尚情人的，风格只堪称肉麻当有趣。还有两种，一是七言律诗六首，是初见年羹尧时的贽见诗；一是“秦中凯歌”十三首，内容也是歌颂年的功业，大概是自刻诗片以备投赠用的。

那献给年大将军的十九首，堆砌辞藻，滥用典故。什么“令公引满射天狼”，什么“破羌不数赵将军”，什么“收复淮西赖晋公”，什么“望尘迎拜郭汾阳”，将年羹尧比作霍去病、赵充国、裴度、郭子仪，有没有可比性且不说，但这些古人决非帝位僭望者，却史有明征，怎么看得出讪谤呢？硬要说语含讪谤的话，那就是汪景祺在诗中曾沿用传统的夷夏之辨说法，将罗卜藏丹津比作西夏的李元昊、金朝的完颜兀术，而称颂年羹尧可上继范仲淹抗夏、韩世忠抗金的功业。但是，清朝在入关前虽曾建国号为后金，自命为四百年前亡于蒙古的金朝余绪，却在入关前夜便已改国号曰清，入关以后更不断强调夷夏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夷狄为诸夏则诸夏之，诸夏为夷狄则夷狄之”。由顺治、康熙间，朝廷对待边疆少数族和外国使节的态度，证明满洲统治者早以诸夏自许。汪景祺的比方也没有过分。

然而雍正仍然指责汪景祺“讥讪”，而且回避王大臣会议公认为“语多狂悖”的《功臣不可为》论，这就令人疑心二者存在某种联系。

《功臣不可为》末署三月十七日，当作于雍正三年三月^[17]。那时年羹尧已屡被雍正斥责，训以“改过自全之道”^[18]。汪景祺素以穷途失意的江州司马白居易自许，这时与年羹尧因失宠而颓丧的情绪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

此论劈头就驳斥“或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弢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的论调，以为“鸟尽弓藏，古今同慨”。然后做了一篇铿锵的八股，大意是谴责才庸意怯的“猜忌之主”，在危难中不得不依赖奇才异能之臣，但危难过去，便对功臣由疑心而生畏心，由畏心而生怒心，由怒心而生厌心——“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徵，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19]对照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朝前后，雍正在他的密折上批示的态度骤然大变，在先是好话说尽，在后是斥责连篇。个中奥妙，难道能用雍正憎恶这位内兄“骄横贪暴”可解释么？

我以为，正因为汪景祺《功臣不可为》论，击中了雍正的痛处，要是公诸于世，则他以只手掩尽天下耳目的企图必定化为乌有，所以他才要极力保密，才要自作摘录供定罪用，才要在以后利用查嗣庭案、曾静案，一再断章取义地引用汪景祺文予以驳斥。他自恃聪明，没有想到天下耳目非只手所能掩尽。他过度重视《西征随笔》，适足以增加了年羹尧案的神秘性，抬高了仅因落魄而有牢骚的汪景祺的身价，以致汪景祺在清末竟被革命派描绘成力主“排满”的英雄。雍正的畸形心态，造成他始料不及的后果，不值得研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