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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说过，他亲政后，最关注三件大事，即三藩、河务与漕运。

从1682年镇压三藩反叛的战争结束，中原无战事，达百年之久，就是所谓“康雍乾盛世”。可惜，百姓虽然并不安居乐业，终究万喙息响，黄河及其邻流淮河却依然不肯驯服，几乎年年泛滥，小则冲破某处堤岸，大则洪水滔天，酿成数省大灾。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御史郭琇上疏所形容的：“海宇升平，万邦底定。宵旰殷忧，时切如伤之念者，止一线黄河与淮、扬等州县昏垫之黎民耳。”^[1]

黄、淮闹事，所以使康熙旦夕不安，原因不难明白。一是由于清朝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江南田赋，而南粮北调，主要依靠运河漕运，但漕运通畅与否，又系于黄淮安流与否，因此康熙承认，“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2]。其二呢？康熙没明说，但理由也很显然。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处于清朝的腹心地区。两河不能安流，势必引起水旱大灾，天灾势必引起饥民遍野。“饥寒起盗心”。倘人心思乱，那盛世不是可危么？

于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迫使清朝改由海道进行漕运以前，河道总督一直是封疆大吏的第一要缺。

要缺未必是美差。但那一个多世纪里，河道总督又确属第一美差。

此差美在哪里呢？一是位尊，受皇帝重视，自不必说。二是责轻，专管水利工程，修治堤坝，疏通水道，只要“河神”保佑，少闹或不闹大灾，比起直接临民的督抚要对付不安分的活人容易得多。三是权大，顾名思义，河工需任用知水性懂工程的专家，因而从元明以来，总督属官照例不经吏部“选补”，而由他“题补”即经由他保举便可授职，此类河工道厅及杂职官员，在康熙初便常有百十余名，这是任何督抚都企羡的人事特权。四是金多，治河工程是消费性支出，要民工可向地方征派，要经费可向政府伸手，只要理由“充足”，虚报冒支，损公肥私，不消发愁。

如此肥美的官职，当然令人眼红。看一看那三朝，尤其是康熙时代，凡任河道总督，无论有没有成绩，必定在政府中间遭到一大堆非议乃至谤议。攻之者除说在任者治河无方，几乎都要向皇帝献出自己的平河策，由此即可见议者眼睛盯住在哪里。

康熙很精明，很了解河工积弊，也知道河道总督常受弹劾的真实原因。康熙四十三年（1704），河道总督张鹏翮受弹劾，被责“奏销钱粮，浮冒十三余万两，应交刑部治罪”。康熙替张鹏翮辩护，说是“河工钱粮，原不限数，一年水大，则所需者多，水小则所需者少。谓张鹏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谓以十三万两入己，必无其事。”^[3]

“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这无疑变相承认，河督贪污是必然的，只要捞得不那么多，便可容忍。当然，容忍有限度。最重要的是河督做出实绩，防止灾害，保障漕运，那皇帝不妨对“小有所取”眼开眼闭。

当然，在康熙看来，无官不贪，“有所取”而小，容忍不妨，但河道总督权既大，缺既美，那要用贪官的话，只捞钱又坏事，就不可容忍。因此，他任用的治河大臣，首要条件便是要有“清官廉吏”的名声。在先的张玉书、于成龙、靳辅、陈鹏年等，都号称“清廉”。于成龙称“天下第一清官”，陈鹏年早年便被唤作“陈青天”。而张鹏翮在康熙三十八年被派巡视陕西，一路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康熙对他的表现大为满意，说是“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4]。于是，仅过两月，张鹏翮便调任河道总督。

此人上任，首先要求撤销“协理河务”一职，其次要求撤销“河工随带人员”，再次要求撤销工部对河道总督建议的审驳权。理由都是充分的，一为“专总河之任”，二“免糜帑”，三去“从中阻挠”。康熙都予以批准。这一来，河督无疑权更专，钱更多，议更坚，按照逻辑，应该事必成。

不幸，这位“天下第一廉吏”，非但也有任人唯亲的毛病，也对把公款塞入私囊很有兴趣。还不幸，他善于揣摩圣意，“自到河工，在署之日甚少，每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但对神意似乎不太熟悉，只知道极力“抬举”，不断“增筑高堰月堤”，把河湖淤底抬得比土田民居高得多，而河神依然不满，反而增加了洪水冲决堤坝淹没大地的危险。

当然，神与人一样，抬举也暂时有效，因而起初几年，张鹏翮没有因为洪水泛滥而遭大难。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康熙南巡回京途中，视察了黄河工程。早春水枯，堤坝完好，使得龙颜大悦，文思泉涌，即作《箴淮黄告成诗》，赏给张鹏翮，回宫后又“以淮、黄告成，颁诏天下恩款三十八条”^[5]。

康熙没有想到，时隔数月，山东便报告水灾，要求发仓库存粮一百二十余万石救济，还说不够，要截留当年应运漕米十余万石。康熙颇为难堪，批准之余，下令因此造成的亏空应由张鹏翮及其下属和山东巡抚以下官员赔补。

遇到罚款，这位廉吏就顾不得廉耻了，上疏引经据典，说是赈济灾民，只应动用积谷备荒的常平仓粮，而补还亏欠，只应由山东地方官承担。康熙很生气，当面责备他：“尔常以经义奏对，经义以本心为要。尔河工人员，动用常平仓谷赈济，邀取名誉；及令抵偿，则委之山东官员，于心忍乎！”^[6]

张鹏翮自康熙九年中进士，历任中枢地方要员，至此已三十余年，深知如何对付康熙。凡遇康熙对他发怒，他不是谢罪，便是认错，决不给皇帝火上浇油。这回又拼命“叩头谢罪”，果然奏效。只过数月，康熙大概又想到自己公开肯定过他的治河业绩，否定必于自己“圣德”有损，于是非但不再追究，反而下令政府给他叙功，说他治河“不辞艰瘁，又清洁自持，朕心深为嘉悦”，于是加官太子太保^[7]。

岂知此公仍不争气。康熙四十四年初，皇帝又南巡，再度视察山东境内治黄工程，发现清口黄水倒灌。工部官员乘机对张鹏翮提出弹劾，揭发他奏销钱粮“浮冒十三余万两”的经济犯罪事实，从而引出前引康熙所谓“小有可取，亦未可知”的模棱两可式辩护。

其实康熙心里未尝不明白。他先前称道张鹏翮出使“果一介不取”，要是本来对他的清廉是否做作没有怀疑，何必暗中命人沿途察访呢？

既然早已有数，为什么还要坚持替张鹏翮辩护？他驳还工部官员的控告，理由是“奏事不公”，而所谓不公的理由，又是依据他本人的逻辑，连照例“下部察处”的批示都不敢发，可见他并非不信张鹏翮确曾以虚报手段贪污公款十三余万两。内心相信，但佯予否认，唯一理由只能说这位皇帝不敢认错。他肯定过张鹏翮为“天下第一廉吏”，那么任何揭发此人不廉，尽管证据确凿，他也要予以否认。

这里有反证。在工部要求将张鹏翮交刑部治罪的时候，康熙的辩护词，一说“张鹏翮量甚窄，断不认错”，二说“河工恃乎用人，张鹏翮所用之人，皆不胜事，故至如此耳”^[8]。既怕大臣不认错，又诿过于大臣的属僚，这像专制皇帝的口吻么？如果不是自感用人不当，那么即有宽容之名的皇帝如康熙，能对弹劾者使用这等类似理亏的口气么？

这里还有确证。康熙四十四年三月，他在苏州过生日即“万寿节”那天，召见了张鹏翮，一则说：“朕至清口，见黄水倒灌，因以问尔，尔反称不曾倒灌，此即尔毫不认错处。”二则说：“尔自谓一介不与，一介不取。一介不与则有之，一介不取则未必然。取与不取，惟尔自知之。曩者直隶岁歉，巡抚沈朝聘曾奏，民食粗粝，故臣亦食粗粝。朕谓之曰：‘尔食粗粝，不过在百姓面前耳。若在署中，岂亦然耶？即果食粗粝，不能有济民生，有何益哉！’”^[9]。

按照逻辑，张鹏翮的伪君子行为，已被皇帝看穿，而治河无功，更直接妨害王朝安定，从此应该完蛋了吧？岂知事实不然。他一度倒霉，经内阁会议决定革职，而皇帝仍命其“革职留任”。尽管以后又被康熙亲自查出他对河工其实不留心，乃至被谴责为“以读书人而为此残忍之事，读书何为？”以至于被降级。但不久又复职，升官，在康熙临死前还官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又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还入祀贤良祠。

此人在康熙一代，可说始终官运亨通，但亨通决非因为有政绩。恰好相反，在缺虽肥而官难做的情形下，骂而不倒，蹉而复升，品伪才庸，劣迹昭彰，反而步步高升。从他的际遇，专制君主用人之道，难道不昭然若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