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夷大炮”

工艺学会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因此也会把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及从此生出的思想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附注89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火器的故乡。

利用火药的燃烧和爆炸性能，制造大面积杀伤敌人的火器，以取得刀枪弓箭等冷兵器所缺乏的防御或进攻的效应，这种设计据说十世纪初已经出现。但应用于实践，则在宋金战争中。

南宋高宗末，名将虞允文在采石矶大败金兵，最终奠定了南北二朝对峙的局面。赖以制胜的武器唤作霹雳炮，就是用竹筒盛混和瓷屑的火药的爆炸性火器。

金朝屡吃大亏，很快向敌人学习，研制出用铁壳盛火药的震天雷，用抛石机发射，作为攻坚利器。假如不是背后有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夹击，那么南宋的灭亡很可能要早半个世纪。

传统的射远冷兵器，如弓弩等，也有优点，可以反复使用，射程和目标都由人控制。因此，南宋初便出现了结合冷热兵器性能长处的管形火器雏型，叫作火枪。以后屡经改进，变成金属制成的射击性管形火器.也就是近代枪炮的前身。

现存的最早实物，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进攻乃颜部时所用的铜火铳，也是当今世界所能见到的第一件金属管形火器。但据阿拉伯文献，在这以前，即元世祖的祖父成吉思汗西征时，管形火器便由蒙古人由中国传到西亚了。它的发明当然早于十三世纪晚期。

火器西传伊始，就帮助阿拉伯人把最后一支十字军逐出亚洲，时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从此，火器在欧洲也开始发挥作用，如马克思所形容的，“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首先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仿制东方的金属管形火器。接着，英国、德国、法国，都相继揭开了用火药造火器的历史。

真是应了荀况说的那句名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欧洲的工艺师，竞相改进金属管形火器的结构和性能。以致不到二百年，当葡萄牙炮舰首次闯入珠江口时，中国的官员才吃惊地发现，所谓佛郎机炮，已比中国火器先进。

那时的中国统治者，心态远比后世的官僚正常，见到外国的先进事物，首先的反应不是疑惧，不是用“古已有之”一类遁词安慰自己，而是采取“拿来主义”。

在这以前，明成祖派兵镇压安南叛乱，在交锋中发现安南造的神机枪性能比明军的射击火器优越，便立即拿来仿制，装备出一支“神机营”。也许因为祖宗开例，明朝一代都不怕引进外国的兵工技术。首先发现佛郎机炮比明军火铳厉害的，是明武宗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　。他想方设法刺探出葡萄牙人造炮的工艺秘密，仅过三年便研制出胜过佛郎机的新式火铳，一战而将侵略军赶出海口。这样拿来的结果，使广东成为火器生产技术先进的地区。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在已升任大学士的汪　的推动下，明政府开始大量仿制佛郎机式大小火铳，以改善边防军装备，所用工匠就是由广东调取的。这种装上照门和准星的先进武器，何等受到重视，从明朝皇帝亲封大样佛郎机为“大将军”可得证明。

历史学家很容易犯忽视技术进步的毛病，而技术史家则相反，常常见器不见人。因此，技术进步的社会作用，在我们的一般历史著作中很少受到恰如其分的重视。但是，假如真正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作用，那么无论对历史采取什么态度，“阐明真相”也罢，“取得教训”也罢，都不可能如愿以偿。

“红夷大炮”在明清之际战争中间大显威风，就是被忽视的历史实例。

十六世纪晚期，荷兰战舰开始闯入我国海域。这批海盗的红头发红胡须引人惊异，于是他们便获得了“红毛番”或“红毛夷”的雅号。但明朝的文官武将对于红毛大舶上装备的新型重炮更感兴趣。天启元年（1621），荷兰入侵者企图夺取已被葡萄牙人侵占的澳门，被击退。从遗弃的破船上找到了一批火炮，口径大，射速快，命中率高。当时澳门是明军火炮和炮手的主要来源地。因此，这批重炮很快到了明将毛文龙的麾下。据说在次年即天启二年，明朝政府便开始仿制，命名就叫“红夷大炮”，还受封为“大将军”。

这以前四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满洲首领努尔哈赤发布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檄文，开始向明朝政府控制地区大举进攻。辽东告急，北京受胁，明朝政府仓皇召回在天津养病的徐光启，命他主持训练新兵，防御首都。徐光启就接连上疏，力主购置和仿造西洋大炮，建筑炮台，说是“今日之战守而无大小铳炮，犹空手遇虎狼也；有铳而无台，无坚甲利兵，犹手太阿之剑而无柄也”。

虽然徐光启的建议受到昏庸官僚的阻格而没能及时实行，但事实却证明他是正确的。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率八旗兵围攻宁远（今辽宁兴城），当时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个要塞。在危急中，就是率军前来增援的毛文龙，用红夷大炮轰击八旗马队，打得满兵马仰人翻，连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不治而死。四年后即崇祯三年（1630），皇太极率大军进攻北京，明军赖以守御的，也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从澳门引进的西洋火器，包括红夷大炮和大鸟铳。

明朝重修长城，没有能够挡住北方边疆民族骑兵的进犯，但开始引进西洋大炮，却在农民起义烽火遍地的情形下，有效地打击了用传统的骑兵战术南进的满蒙联军。这就迫使满洲贵族不得不向敌人学习。皇太极即位后，便重视改革战术，特别重视炮战。除了夺取明军大炮，还竭力仿造。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经过一批汉族工匠的努力，满洲军政权铸造西洋大炮成功，并且创造了“失蜡法”，使铸炮技术领先于明朝。由于“夷”名犯讳，新铸的红夷大炮，被改称红衣大炮。从此，武器优势顿为改观，明军用炮守城被清军用炮攻城所打破，而灭亡了明朝的农民军，也在清军的骑兵加炮兵的战术面前，丧失了抵抗能力。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部农民军退保的最后一道天险潼关，就是被清军用红衣大炮攻下的。此后清军南下，凡是遇到顽强抵抗，也无不以炮轰作为制胜妙方。例如顺治二年江阴军民为反对薙发令而起义，固守孤城三个月，最后由汉奸李成栋由南京调来二十四门红衣大炮，仅一昼夜就轰破城墙，全城遭屠。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记录，南明诸政权的重要据点，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都是被大炮轰开的。

红夷大炮也使它的制造者受到严惩。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发起进攻前最担心的，就是部下“以红毛大炮为疑畏”。但他的军队，击沉荷军旗舰，攻克荷军主堡，靠的都是西洋重炮。

这就说明，在十七世纪，明朝与后金战争，清朝与南明战争，中国与西洋战争，先进武器都起过重大作用。我们反对“唯武器论”，但决不意味承认“非武器论”。随着武器愈来愈近代化，就是说它的威力愈来愈扩大，谁忽视武器的更新与换代，谁否认武器的效能与作用，谁就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制造武器的工艺和技巧，在不同国家领先或落后，也是事实。谁先进就向谁学习，本是正常心态。明清鼎革，双方都不拒绝向西方学习，但明政府动作迟缓，终于被后进而快速的清朝击败，从这里难道不会得到有益的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