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晋六朝

晋承两汉经术之弊，日趋烦重，知其弊而力矫之，乃崇尚虚无，杂以老氏、庄周之旨，甚者求书不读，奢侈相高，下箸万钱，犹言不足，而争夸门第者，尤为下驷，愈不足论矣！即翘然独出，如张茂先之侈言博物，亦不过借一得以自文其空疏而已。其智能辨凫毛、龙肉，而不知察变松柏；仲洽善观气象，知凉州可以辟难，而流离京洛，竟同饿隶。予窃怪儒者有齐物之长，而无谋身之断，则所谓淹博贯通者，其所恃殆不足信矣！故有晋一代文学，其弊之最深者，以不读书为主。惟不读书，故学术空疏，而又脱略形迹，礼法荡然，于是奢侈之风起，加以门第王谢，子弟乌衣，任达放旷，蔑视一切。而稍有闻见者，即独出侪辈，此张茂先之所以博物也。故晋人文学，概无质实之论，盖偏于觉性者，其思想必涉高尚，其说理必蹈虚空，此亦心理学家之公例也。华而不实，其是之谓乎？今分列各家之作，而统论其因创、得失如下。先列表以明之。

晋至六朝文学之现象

（一）因于前代之文体

甲、诏诰类

诏诰之作，窻于三代，延及汉魏，煌典丽；两晋六朝，下至宋元，虽文人辈出，名出其枝，以相矜尚，而取貌遗神，直木偶锦绣耳。盖诏诰者，以浑朴厚重、雍容华贵为长。而世运日迁，则文章亦下，千篇一律，具体而微，故第其优劣则可，而论其特创则无也。况典午以后，神器几堕，天水践祚，四六竞起，尤为卑，无高论矣！兹取其尤者则述之。

张茂先。张壮武，博物君子，晋室老臣，弥缝暗主虐后之间（时贾后专政，淫虐），足称补衮。故其文章，虽词赋诗文并称于世，而诏诰一体，多忠君爱国之言，坚冰履霜之戒。去汉不远，犹存西京之遗，惜遭时祸乱，竟以犹豫族诛，横尸前殿，哀哉！后人讥其暗昧寡断，容亦然乎！其鸿篇巨制，正不可没也。案：茂先学业优博，为晋代冠。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画地成图。及涉台司诸诰册文，多出其手。被害时，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所著《博物》十篇，传之不朽。矧庙堂之文尤重典雅，沉博绝丽，兼擅其长，宜乎方驾汉魏，牢笼两晋，高文典册，靡得而加焉。晁氏书目云：《张司空集》，有诗一百二十首，哀词册二十一，赋三。明张溥《百三名家集》中所辑，数过之，文不及全，是则流传日久，散失愈名。今新存者十不及一，故诏诰等文集中寥寥。惟《永乐大典》及《册府元龟》中所载数篇，体裁高古，词义渊雅，汉魏典型于斯未坠，吉光片羽，间足珍也。至如羊叔子，虽历职二朝，久居枢要，而谏议皆焚其草，著作因之不传。杜元凯虽博学多文，尝注新定律令，而专精《左氏》，诏诰之文亦不经意。此外，王氏诸贤及孙子荆、挚仲洽、荀成侯、山巨源辈，虽多作者，或文采弗如，或淹博少逊，即有可与伦比者，亦无有驾而上之也。惟陆士衡、潘安仁之作，虽气骨不如汉魏，而词藻则较茂先等为丰赡，亦足以雄杰一时。故西晋诏诰体制，虽因于前代，而正未可轻议也。（辉按：下录晋诏诰文选，文略，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之语）

《晋武帝受禅告天文》黄人评曰：“案：此为有晋第一篇文字。体裁严峻，叙述简朴而不失训诰之遗，较魏、蜀二主告天文，殆可颉颃。东晋刘越石《劝进文》，亦以此为本，故录其全文，以为标准。《刘司空集》宋时已无全本。晋元渡江，无心北伐，越石再三上表，辞虽劝进，义切复仇，可谓雄矣。”

《晋武帝即位改元诏》黄人评曰：“案：此为晋武即位后第一人，文至平淡，而西晋一代诏书之体，于此可见一斑。且晋禅让，实出夺攘，而御下临民，尤见此难，故措词亦婉约乃尔。”

《晋武帝戒二千石诏》黄人评曰：“案：此系摹仿《大戴礼》文法，措词极矫，于诏诰中别成一体。汉魏文中，亦间有之，惟不多觏，故亦录之。又案：两晋诏诰，壮武而外，作者尚多，士衡、安仁，才藻秀出，决汉界魏，张馈蔡，悉有可观，皆足以为法。惟当途受禅之际，数并世载笔之家，茂先巨擘伯乎远矣！略举其一以概诸家。”

六朝文运，日趋浮薄，庙堂之文，亦尚风华，诏诰一体，其体制、名式虽承魏晋旧风，而词旨则竞尚清华，一变前人烦灵之习。如梁简文帝《改元诏》云：“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轩冕之华，倘来之一物。”《营庄陵诏》云：“西京霸陵，因山为藏；东汉寿陵，流水而已。”梁元帝《次建业诏》云：“宜从青盖之典，言归白水之乡。”陈后主《举贤诏》云：“著《宾戏》以自怜，草《客嘲》以慰志。”《赦诏》云：“具物匪亲，节序凝旧，缅思前诲，永慕昔度。”隋炀帝《亲征高丽诏》云：“提封改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远暨，紫舌黄枝之域。”又云：“顾盼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此皆六朝帝王手制之诏，实为“初唐四杰”之滥觞。究其所原，可得而言焉。夫文章华质，固随世而自迁，世运推移，亦每况而愈下。西京作者，尊尚风格，而文字洗炼之风，尚未盛行，故渊懿朴茂，厚重缜密。晋人华丽，亦依之为步趋，虽逊于两京，犹高典午。齐梁以来，竞尚声律，管弦乐府，雄杰一时，以四声六律之规，为清庙、明堂之作，以俪跗骈头之体，易长短古质之风，组织日工，风格日堕。镂金错采，四围皆王母之锦屏；缀玉量珠，一片悉娥之宝树。而风会所趋，极学士文人之力，悉注于词华声律之间，薄秋实而崇春华，轻精神而尊形式，斯亦六代之浮夸，江左之风尚欤！今略举其尤者，论述于篇。（辉按：下录六朝诏诰文选，文略，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之语）

《齐武帝禁奢靡诏》

《北魏孝文帝举贤诏》黄人评曰：“案：魏帝能文，止有孝文尔。诏辞历落，并无堆垛装点，视南五朝有文质之别。帝王之度，文人之笔，诚不可及也。”

《北齐文宣帝禁浮华诏》黄人评曰：“案：此诏洞澈末流恶习，较齐武一诏，大为痛快，大似箴铭、格言。谁谓六朝之际，尽靡靡之奏耶？是可起废疾，针膏肓矣！”

沈约《为武帝与谢紻敕》黄人评曰：“案：天监初，紻与何允、何点并征，不就，遁迹年余。一旦轻舟，自诣阙下，时即以为司徒尚书令。乃复不省职事，众颇失望。紻既守节不终，而拜受新命，复不称职，处士纯盗虚声，往往如此。北山致诮，犹其上焉者耳。”

邱迟《永嘉郡教》黄人评曰：“案：希范当武帝时，出为永嘉太守，此作即数谕永嘉者也。词旨清华，不事丽采，钟嵘评其谙，点识谕媚，似落花依草。观此益信。又案：诏诰之体，代有异称，曰制、曰令、曰敕、曰教，名谓虽异，而实质相同。此作为谕令全郡之文，与人主动令，虽不相同，而要为谕下之作，故亦录之，以备一体云尔。”

论曰：《周官》：“御史掌赞书”，注云：若今尚书作诏文，秦改令为诏，汉时下书有四：三曰诏书（其文曰“告某官”），四曰诫敕（其文曰“诏敕某官”），此诏之始也。又《周官》大祝六辞，三曰诰，士师五诫，二曰诰，成王封康叔、唐叔，而有《康诰》、《唐诰》。汉元狩六年，立三子为王，初作诰，此诰之始也。至后世则有曰制，有曰勅，有曰令，有曰教，有曰策，要皆为诫谕臣下之辞，惟因革不同，斯体裁亦异。文人好异，往往为之分别部类，淆乱真谛，不可穷诰。今概以诏诰括之，则历世沿革之源及文质递迁之故，就近果以推远，因而异同得失，俾可穷究云。

乙、历史

古者无所谓历史，自典坟、邱索以至六经，皆史也。盖史也者，所以穷因竟果，传信于一时，垂教于千古，故经史合而不分。自班孟坚《汉书》成立，后世因之，而六家失其五（刘知几《史通》分是为六家，《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是也，今独以《汉书》为后人所遵守），于是经史相分，而四库之名乃定（四库之目，为唐弘文馆所定，甲乙丙丁，其界线终不能析）。是古异于今者，一也。兰台立稿，为司徒父子相传；太史陈书，亦家学源流所在。即如《魏略》、《阳秋》、《江表》、《吴录》，下迄佛助《魏书》之秽，灵运《晋书》之奇，要皆秉笔私家，阐明公论，都人争写，国门可悬。从未有罗名士于幕中，集大成于殿上，而成为官家著述者（自《汉书》以讫《隋书》，虽皆断代为体，而载笔之士，犹有持平之论。概为私家著述，未有设立史馆，而著述成于公家者也）。是今异于古者，二也。两晋六朝，史家派别，尚未分失，而执简载笔，犹有一家考录之遗，爰论列家数，仍子玄《史通》六家之旨，而总次其书于下。

《尚书》家　《尚书》家者，即记言家也。其先出于太古，孔安国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与汉训诰、誓命之文。（《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皆为例不纯者也。）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时，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鉴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卷数与《唐书》不合。按《唐书·艺文志》：孔衍《汉尚书》十卷，《后汉尚书》六卷，《魏尚书》十四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邵，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按《隋书》：王邵，字君懋，授著作郎，迁秘书少监，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及采迂怪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此外，则无所传遗。然则《尚书》一家，其取法者正少，岂不由于《书》体之无征乎？（按：朱子尝言：“古史之体可见者，《春秋》而已。”兹录以《尚书》家居首者，特以记言之体当之云尔。后人所取法者，止有孔衍、王邵。刘子元云：“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旨哉言乎！）

《春秋》家　《春秋》家者，记事家也。其先出于三代（《汲冢趜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目为《晋春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孔子修《春秋》，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遂为后世所祖。），自周至汉，取法者尚不少，如《晏子春秋》（《史记·管晏列传》：“吾读《晏子春秋》，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孔丛子·执节篇》云：“《春秋》，经名；晏子书亦曰《春秋》，贵贱不嫌同名也。”）、《虞氏春秋》（《史记》：卿说赵孝成王，为赵上卿，卒去赵，不得意，乃著书八篇，曰《虞氏春秋》）、《吕氏春秋》（吕不韦著，见高诱《吕览序》）、《楚汉春秋》（《后汉·班彪传》：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是也。魏晋以后，学之者罕，而记事一体，无复所闻，故此家竟缺如焉。

《左传》家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为后世编年体之滥觞。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而后之世列传、别传、外传之例，其即自此窻乎！天下之事，有其纵必有其横，故史家载笔，纪传之外，又有志、表，斯即寓横于纵之道也。编年一体，后人取法者正夥。而自两汉以迄曹魏，于时文籍，多效则太史公兰台令之书，左氏之法，犹未称盛，迨两晋六朝，而其风一变，其所著书，或谓春秋，或谓纪，或谓略，或谓典，或谓志，名虽各异，而皆以《春秋》为准焉，兹略举之。

《春秋后传》：晋著作郎乐资撰，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左氏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见《隋·经籍志》）

《后汉纪》：晋张璠撰，都为三十卷。（见《隋·经籍志》）

《后汉纪》：晋袁宏撰，其自序云：“暇日掇会《汉纪》、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告及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多不次叙，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其大凡可概见矣。

《魏氏春秋》三十卷、《晋阳秋》三十卷：晋孙盛撰。盛，字安国。

《晋纪》：晋干宝撰。宝，字令升；祖统，吴奋武将军。宝以才器召为著作郎，领国史，著《晋纪》，自宣迄愍，凡二十卷。

《晋纪》：宋徐广撰。广，字野民，员外散骑，领著作，书凡四十五卷。

《宋略》：梁裴子野撰。子野，字几原。凡书二十卷，叙事评论，多合古法，较何承天《宋史》颇胜。

《齐春秋》：梁吴均撰。均，字叔庠。文体颇清拔，好事者或学之，谓吴均体。书凡三十卷。中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然其私本竟行。

《梁典》：陈何之元撰。之元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者。究七十五年行事，草创为三十卷，号曰《梁典》。

《国语》家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而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为《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惟是分国别土，为前代封建之规模，而执简陈书，乃后世史官之法则。秦立郡县，则分国别土之风不行。故当代史家，亦不得以宜于古者。而施诸昭代，虽孔衍有《春秋国语》（衍以《战国策》所书未尽善，乃成此书），司马彪有《九州春秋》（州为一卷，合为九卷），寻其本例，亦为《国语》之遗。而自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纪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拟议荀、袁，盖《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虽错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自黄帝，下讫汉武。（《史记》以黄帝首者，盖黄帝以前，荒远不可考，迁所谓书缺有间，文不雅驯也。小司马乃采辑旧文，补作《三皇纪》，可谓蛇足，不切事情矣。）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事实。自是汉世史官，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盖终于今上，为史家正则之规，而后世断代之风，不过为避嫌讳尊之便利而已。（《史记》以后，刘向父子及冯商、卫衡、扬雄、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其子班固，别撰《汉书》，而断代为体之法乃定。）两晋以来，其以谈、迁为法者，南朝则梁武帝，北朝则王晖，而唐时李延寿《南、北史》亦其类也。兹解释之。

《通史》：梁武帝撰。《梁书》：太清二年，《通史》成，躬制赞序。其书上至太初，下终于齐室，共六百二十卷。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而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其体如此。所与《史记》相异者，惟无表而已。又《梁书·吴均传》：均免职后，寻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毕，列传未就卒。则是又叔庠所定也。

《科录》：拓拔晖撰。《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遵曾孙晖，雅好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是书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凡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即为后代《通考》、《通典》之滥觞焉。

《汉书》家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司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至固乃自高祖，尽于哀、平，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而断代为体之法定。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为志而已。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称谓虽有异同（如《东观汉记》、《三国志》之类），而体制自无垂越。自兹厥后，史家载笔，一准前规，以逮前明，无有改易。昭代修史，亦踵斯途，究一朝之终始，穷前代之废兴，言不必讳，事不必隐，所由一代成书，万守法欤！

论曰：六家分派，肇自子玄，后代史官，皆不能越。而《尚书》、《国语》，既不合后代之宜，故载笔立言，乃别尊亲之讳，盖史也者，所以究人群之变迁，穷世运之消长，非仅为一家之私乘、一代之掌故而已也！立师兵为营卫，足征当日游牧之风，炼五色以补天，已免屋漏漂摇之证（女娲补天，当是补缀漏居，上古宫室未立，巢居穴处，风雨漂摇，女娲氏补缀之，故有补天之说），非纪载之好奇，乃民族之进化也。自魏都许洛，晋宅江淮，学术虽歧，史法未坠。《春秋》一体，宗之者十家，《通史》一编，学之者二氏，谁谓齐梁以后皆靡靡之郑声？班、范而还，悉種種之小儒耶？解论流别，为述之如上。

丙、笺奏

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通于上也。奏之为笔，因以明允诚笃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成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抗章举劾，所以明宪清国，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气流墨中，声动简外，乃称绝类之雄，名臣之举。汉魏之作，炳烺彪耀，称盛一时。自两晋以迄南北朝，著名之作，美不胜收。兹举其有关古今治体，民生休戚者，解示于下，足以究士气之升降，文运之盛替云尔。

《隋志·总集》载晋时奏议十一卷，今纵不得见。其略可得而言焉，夫拜殿陛，敷颂功德，同体对越，表里诗书，义必严以闳，气必厚以愉，然后纬以精微之思，奋以瑰烁之辞，故高而不枯，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马、班以降，知者日希，迄于两晋，作者虽多，而能备斯众美者，盖寥寥焉。若夫一长可取，其进言之义，有关于社会风俗者，约而举之，可得而言矣！（辉按：下录笺奏，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语，文略）

陆机《与赵王伦荐戴渊笺》黄人评曰：“按：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陆士衡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机于船尾上，遥语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耶？’渊便涕泣，投剑归机。机弥重之，遂与定交，作笺荐之赵王伦，虽寥寥数语，而大旨已得，不似后人之铺张扬厉，誉过实者可比也。于此益见晋人之高焉。”

刘琨《与丞相笺》黄人评曰：“按：越石志切复仇，而困于转饷，相公督责之，故有此笺。其摹写饥况，使人哀叹，于此见越石之忠悃，非当时执政者所知也。”

《明谢安忠勋疏》黄人评曰：“按：子敬少时，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辞寡，以其言少，故知之。’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议，惟子敬与徐邈共明安之忠勋，孝武帝遂加安殊礼。此文即所上疏也。言得其平，不失其实，较之挚虞、茂先、卢谌讼越石，并晋室阳秋矣！”

论文于南北朝时，其有难言者乎？山河离析，大地中分，两江对垒，二姓并兴。为君主者，各私其臣民；为臣民者，亦各尊其君主。南人自南，不能入中原而奉章于北阙；北人自北，不能越天堑而奏事于南朝：此当时笺奏各树一帜也。盖北方学者，研究经术，宗法马、郑，注意在雄健厚重；南方学者，崇尚清谈，宗法老、庄，下笔在风流名隽。虽奏进之篇，形式初无二致，而宗旨不同，斯文辞亦异。有断然者，今略示各家之作于下。（辉按：下录南北朝笺奏文选，文略，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之语）

傅亮《为宋公呈洛阳谒五陵表》黄人评曰：“按：《晋书》：义熙十二年，洛阳平，命裕修五陵置守备，此表之所以作也。季友在六朝时，为章奏之专门，此文不甚斫削，而曲折有劲气，以深婉之思，状悲凉之态，哀感顽艳，伤心欲绝矣。”

沈炯《经通天台奏汉武帝表》黄人评曰：“按：荆州陷，炯为西魏所虏，以母老在东，恒思归国，当独行，经汉武帝通天台，为表奏之，陈思归之意，此文是也。夫汉武开疆辟宇，宏拓郡县，厥功甚伟，后世以神仙征伐之事，概没其功，得此可称汉武之知己，不独其文字之二也。”

北魏高允（克恭）《进〈天文要略〉表》黄人评曰：“按：北朝文字，较南朝为秀拔，此可见矣。伯恭与崔浩齐名，集中如《上书东官谏起官室》、《矫起顽俗》诸作，皆耿介有声，余亦整而不污。试列之北朝文苑，虽逊步崔公，而开疆邢、魏，固当日之先正也。”

附录：江总《特为陈六宫谢表》黄人评曰：“按：此作一意雕绘，香艳绝伦，与北朝文字，判若天渊。六朝人冥瞒于声色之中，观此可知矣！”

论曰：《汉书·胡广传》：文吏试笺奏，《汉杂事》曰：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蔡邕《独断》：汉制：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文选注》：谢恩曰章，陈事曰表，劾验政事者曰奏。历代制度不同，名称因之各异，而要不外臣下进言君上之意。典午以下，南北风尚既殊，文字亦因之厚薄；体制虽同，气体有间矣。今自宋齐以迄北魏，其间取其最著者，略述如上，于此可知世变矣。

丁、论辨（补第一条）

刘彦和曰：“原夫论之为体也，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圣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然则论辨之由来久矣。至于《六韬》、《二论》，《论语》、《论衡》，其名虽似，其实则异。既如《齐物》、《过秦》，亦皆为全书之篇名，不足为文家之体制。故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评赞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非如后世之风尚焉。洎乎两晋六朝，崇尚老、庄，士夫清谈，惟玄是务，论辨之文，群示夸示，于是聃周当路，且与尼父争途，丝竹横陈，要与《钧天》竞奏。而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则亦偏之为害也。今试就诸家之作，而详论如下。

两晋之世，朝野上下，崇尚虚无，高尚清净，步障解围之谈，挥麈风流之士，人材辈出，作者日多。然趋向不同，故文体亦异：或徒锐偏解，莫诣正理；或惟逞臆说，难期公是；或体近嘲戏，言不持正；或文类书抄，词非己出。凡此之流，均无足采，求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足为先正典型，后学标准者，为录述之如下。（辉按：下录两晋、南北朝论辨文选，文略，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之语）

张载《榷论》黄人评曰：“按：晋世之文，盛称张、陆，陆为平原，张为景阳也。《榷论》之作，世有盛名，盖翻论古哲，用以消极主义，为当时文士所未及也。其亦可谓创矣。”

梁元帝《郑众论》黄人评曰：“按：众，字仲师。永平初，北匈奴求和亲，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力自誓，单于恐而止。此作哀艳绝伦，而以赏功之薄为结，则节士为之短气矣。”

梁元帝《全德志论》黄人评曰：“按：萧梁文字，颇多高广之论。元帝深佩《道德经》，此文深尚其平生。不然，北兵压境，何复百官戎服听讲哉？此其所谓忘怀自逸耶！夫处九重之尊，而不以万几为念，虽欲不亡，其可得耶？”

高允《蓍论》黄人评曰：“按：《蓍论》之作，所以斥日者之妄。初，刘洁常谓私人曰：‘若车驾不还，吾当立乐平王。’及洁诛，王以忧死，日者董道秀亦诛，允遂著《蓍论》以警世俗之愚，故其言如此。”

《劳生论》黄人评曰：“按：武阳此作，盖归田后自写其志也。《庄子》曰：‘大快劳我以生’，旨哉言乎！”

论曰：论辨之体，窻自诸子，盖一干众枝之体不行，斯篇首段落之风乃起。惟其原始，与令不同。今之文章，皆以雄辩骋辞为务，逞陆海潘江之大，呈谈天矩地之才，故议论风起，辞无或遁。试取古之作者，以衡量其优劣，则体裁反为大异。盖昔之论辨，以铺张扬厉为能，以华赡典丽为长，故《过秦》、《亡命》，皆铺陈其词，《周齐》、《辨亡》，亦备陈其概。以博雅之文，擅一代之长，是以义其圆通，词无枝叶与！今取两晋六代之作，而论其大凡如上。

戊、哀诔

刘彦和曰：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大夫之才，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昔三良殉秦，《黄鸟》赋哀；子侯暴亡，汉武作诗也。此为哀辞之滥觞，诔文之权舆乎！及后汉汝阳王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怪而不辞，仙而不哀，又为后世哀文之通病。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至于铭诔之文，始于哀公之诔尼父，暨乎汉世，扬雄之诔元后，文始烦秽。至于两晋，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唐以，易入新丽，所由隔代相望，能征厥声者也。六朝承流而作，哀感顽艳，各极其致。要而论之，凡唁吊之辞，曰哀，曰册，曰哀词，曰碑录，曰传状，曰吊祭，或传体而颂，或荣始而哀终，晴极于暧乎若睹，词止于凄焉若伤。体有各殊，旨无或二焉。今论述之如下。

两晋之善言哀者，莫如潘黄门，观其《怀旧》、《寡妇》二赋，已足情往会悲，文来引泣。盖其虑善辞，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如诗，促节缓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旨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此外，以情深文挚著者，颇不乏人，为录而论之。（辉按：下录两晋哀诔文选，文略，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之语）

陆机《愍怀太子诔》

陶潜《自祭文》黄人评曰：“按：古无自为祭文者，自彭泽为始。入宋以来，易名为潜，有所撰述，辄仅志甲子，示不忘晋故，惟求速死也。后之读者，往往叹其奇创，而不知有心人别有怀抱，正伤惋欲绝者矣。”

六朝之世，承平少而丧乱多，故士大夫之以文章名世者，每多伤感之词，则哀诔之文，宜其工也。著于前者，莫如傅、颜、鲍、谢；著于后者，莫如温、邢、徐、庾。其余王氏四家（俭、融、筠、褒）、刘氏四孝（标、绰、仪、威）、齐梁二江及卢、李之徒（思道、德林），非不文情兼美，号称作者，然未能逮也。为录述之如下。（辉按：下录南北朝哀诔文选，文略，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之语）

颜延之《陶征士诔》黄人评曰：“按：延之为始安郡时，道经浔阳，常饮渊明宅，自晨达昏。及潜卒，乃为作诔，此其是也。文亦骨劲色苍，不特为渊明写照，而其品概，亦因之弥远矣。”

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黄人评曰：“按：孝武殷淑仪薨，进为贵妃，谥曰宣。诏庄作诔，以其是也。此文由生而卒、而葬，叙次不素，综核有法，而调气则于严峻中仍奋逸气，此其所以为不可及也。”

颜延之《祭屈原文》黄人评曰：“按：少帝即位，出延之为始平太守，道经汨罗潭，为湘州刺史张邵作此文。夫古来文士之厄，无不以三闾为最。此文辞简而意无不周，为抱才不遇者抒其冤抑可至矣！”

颜延之《祭弟文》

谢灵运《祭古冢文》黄人评曰：“按：祭吊之作，皆与亡者有旧，未有于不知谁何者而费辞也。灵运此作，实足破历来文家之范围，至其文字之工，犹其余耳。”

刘令娴《祭夫徐敬业文》黄人评曰：“按：敬业，名悱，海剡人，为晋安内史，卒丧还建业。刘为此文祭之，哀艳苦切，不堪卒读，深情逸韵，复以简澹出之，自是伟作。”

论曰：哀诔之文，形式虽非一端，实质则无二致。盖体例虽别，而情词之同归于哀，则一而已矣！如上所述，讵得为尽于此哉？追维当世，迥异承平，铜驼荆棘，戎马苍黄，重以南北纷争，丧亡相继，十室而九，生其间者，非悲则恨，哀伤之作，所谓穷而后工者，岂少也哉？推斯意也，鲍照之赋《芜城》，江淹之写《别》、《恨》，刘峻之作《自序》，沈炯之表《汉武》，均不离乎哀辞之旨也。是在学者之善择而已。

己、激刺

昔扬子幼《报孙会宗书》，以激刺而死非命；陈孔璋之《檄曹孟德文》，以激刺而愈显头风；嵇叔夜之《绝交》、钟士季之《檄蜀》，亦其流也。延及两晋，此体尤尚，伏文表之《与阮嗣宗书》，为江、鲍所祖，陆士龙之《嘲褚常侍文》，亦任、沈所宗，若此之流，未易悉数。更有寓意于优俳之作，以仓其诽讽之旨，文虽涉乎游戏，意终归于刺激。旁推之，即如扬子云之《解嘲》、崔亭伯之《达指》，亦此类也。今试举其尤者，而论述之如下。（辉按：下录两晋、南北朝激刺文选，文略，仅存其目及黄人的评骘之语）

陆云《嘲褚常侍文》黄人评曰：“按：士龙此作，意主于讽，情规于正，而文字亦简古淡远，深得古人之遗。”

孔稚皀《北山移文》黄人评曰：“按：钟山在江宁府，其先周彦伦隐此，后应诏为出海盐令，秩满入京，欲却过此山，孔乃假山灵意移之，使不得再至，此文是也。六朝中雕镂绘划之作，以此为最，其中炼格、炼词，语语精辟，其妙在虚字旋转之法。尝与徐孝穆《玉台新咏序》，并为唐人轨范。”

沈约《修竹弹甘蕉文》

（二）特创及分裂之文体（辉按：此一部分原书抄本部分残缺，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