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晋以迄宋元，其文学升降之文乎？读春秋、战国、《洪范》之文，可以导源而濬流，读两晋、隋唐、宋元之文，乃得畴分而塍别。盖晋以前之文章，其流派未繁，其种类未别，春秋战国之际，率皆一干而众枝，文与学未尝分途，且其源皆不出乎六艺（见《文史通义·诗教篇上》）。故文字虽繁而无陆离奇异之观，即汉魏以来辞赋、论议之文盛行，而如贾谊、陆贾、刘安、伍被之徒，又各有著录，其文辞与理想又皆一干众枝，未当歧而为二。迨司马氏作，文与学有是分途，陆离光怪，不可方物焉。梁元帝《金楼子》云：“不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概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篇》）而昌黎《答李生书》、庐陵修《五代史》，率皆竞竞于文字之间，所谓文学者，乃仅指文章而言。而其文章又有碑、铭、箴、颂、传、状、论、辨诸体，其繁赜广博，莫得究其所源，而文集之名以兴。虽韩、柳、曾、王，以文家自雄者，亦就于范型之内。故论文学之得失，自两晋以迄宋元，其诙都瑰异，累数万言而未有能极者也。然论其弊，则有不可胜言者矣！于是条辨其源，分晰其弊，顺次其时，类著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