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

儒之名义

儒在官司为师儒，以五常四术为教育，故儒曰需，言教人之所必需也。在学术上，并称儒墨，或称儒侠。侠即墨之一种，侠捷而儒迂缓，故儒又为濡，所谓穷年莫究，累世莫殚者也。

儒之品类

通天地人，能合诚、正、修、齐、治、平而一贯者，曰君子儒；其空谈心性，株守一经，拘文牵义，穿凿附会，及挟所学以干禄者，曰小人儒。至孔子没后，在战国时，儒又分为八，有子思氏之儒、子张氏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梁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公孙氏之儒。至秦后，则务疏注者为汉儒之学，崇高性理者为宋儒之学，而以词赋、经义列名学校者，皆通称为儒矣。

儒之源流

儒术创于尧舜，所为出于司徒之官者，仅就职守言耳。至周公而儒术一变，而孔子集其大成。然而周公、孔子虽并号儒宗，而儒仅为其行政设教上之一种，不足以尽周、孔也。孔子身后，虽有儒入之名，要皆不尽流传，其最有力量者为两大派，一孟子车氏，一孙卿氏，孟则尧舜之儒，孙则周公之儒也。（详见《孟荀下》）

尧舜儒、周公儒之异

尧以敦睦九族平章百姓，成时雍之化（百姓即有姓之贵族，与平民异，故下文又有黎民于变时雍，可见百姓与黎民之不同），而舜则以孝弟彰闻，而受大。故《孟子》谓“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若周公则骨肉之间，酿成不幸。管蔡之事，设以舜当之，当别有处置。公虽亲亲，亦为晚盖耳。公之儒术重礼乐。礼乐，所以淘淑人性情。夫性情有待于陶淑，则良知、良能之说绌矣。孔子能融合为一，而经传习，遂不得不分。至汉而又一变为训诂记诵、谶纬术数，则儒之真际尽失矣！

儒教所以无力之由

凡立宗教者，必牺牲人间之一切荣乐，并牺牲其性命，能受人不能受之苦，始可深感人心，而其教宗虽经万难，而必能达其目的，且生徒之殉教者愈多，则其教之基础愈固。瞿昙舍王位，历尽魔劫，其弟子杀身者亦不少；耶稣受磔刑，其门徒大半为教流血；而摩汉穆得则以流己血及流他人之血为天门管硁，及身亦不得其死。若孔子则危邦不居，乱邦不入，临河闻赵杀鸣犊等，即引去，且虽身未显达，而在本国及邻邦，皆受国老宾师之奉，曾、思、孟诸哲，所至之处，虽高而无位，而受世主之敬礼。子车氏之从者数十人，后车数百人，尚不以为泰也。陈蔡匡人之危，臧仓之沮，已呼天而发悲慨。故儒者虽有成仁取义之言，而一逢急难，则往往以斯文不可丧、明哲当保身之说以自解。有弟子亦只攀鳞附翼，有安乐而无患难。嬴秦混一，改革三皇五帝之前法，而为儒者尚欲街谈巷议，求世主之信用，卒成焚坑之祸，当时无一如他教信徒，能以一成一旅反抗者。叔孙通以佞媚迎合君主，为儒家大辱，贾、董真儒，皆不见信于上。至孝武以一先生之说，桎梏章逢，而且群颂为尊经重道，使挟书偶语之禁不开，则儒术早淘汰尽矣！故孔子徒享两楹特牲之虚奉，被服其教者，不过佔毕终身，帖括进身者。其教果盛乎？衰乎？尊乎？亵乎？即历代帝王行展学盛典，亦不过取全国所崇拜者，费一牛数豚，即可笼络天下喜议论能文章之徒，俾退无后，言而为粉饰太平之具耳，何裨益于孔教之真际万一哉？即敦孝弟，重气节，似乎昌明孔教，然绰楔不如科第之荣，奇行无分两庑之享，则仍行政之手段，而于儒无关也！

儒之文学

文学家以儒为职志，其实孔氏之门，有著述者，多不学专科，而所谓文学者，仍在六艺《诗》、《礼》，不闻有遗稿也。即孔子亦日言述而不作，删订六经外，惟《孝经》、《论》及《十翼》，而《十翼》已不传。至《七纬》、《闭房记》，大半附会，而记言行者有《孔子家语》，亦多琐诡。则欲征夫子之文章者，惟此三书而已。再传孟、荀，始有煌煌巨著。表文学价值，较之后世饾饤之笺疏、陈腐之语录、敲门砖之帖括，皆号为儒之文学者，直鼠璞与和璧耳。汉儒家尚有精粹，曾、思两书，虽为世所疑，要亦非全属赝本，而可参观授受之源流。

［《论语》］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间积平日所闻于师门之语也。但是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时传者三家：一《鲁论》，一《齐论》，一《古论》，今通行为《鲁论》，或言《鲁论》中亦杂有两家语。

［《论语》大旨］　孔子第一目的，欲开万世未有之盛治，故祖述宪章，尚属巽言，而远过尧舜之说，已称道于及门，至栖皇不遇，硕辅竨亡。（颜子渊为孔子预机密、备腹心，《论语》所记，终日不违，及“克己复礼”、为邦之说，又“子在，回何敢死”，用行舍藏等微言；而颜子丧，夫子有“天丧予”之悲，此“丧予”之言，即与“天之未丧斯文”语针对。盖不独悲大道之不传，而痛大事之失助也。）（孔子政治手段，欲合中天、伦纪、元公制作为一，而更神奇变化之。）乃退而赞定六经，大兴教育以作师代作君，不能为文王而为素王。故《论语》所记，论学多于言治，其初欲陶铸尧舜者，退而并圣人之名亦不敢居，仅持“学不厌”、“诲不倦”二语以自表。故首章第一节，即诠“学不厌”；第二节，则学成施教；三节，即表“诲不倦”之指。（“人不知”者，作“知遇”解，殊谬。“不知”即“非朋”，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及“不以三隅反”者。）然政治、学术，其中仍有一贯之道在。次章所谓“孝弟为仁之本”，孝弟之仁与“诲不倦”之仁，实出一源。“仁”，二人也，凡己对于父子兄弟而行其爱心者为仁，即对于一切人而行其爱心者亦为仁。己一人，己之外皆为人，仁之所以为人，为二人也。故孝弟为仁，“诲不倦”亦为仁。仁术莫精于尧舜，而莫大于孔子。篇中又常以仁与礼相对。仁，尧舜之道，礼，周公之道，孔子合之不见痕迹，至孟、荀分之，而遂操同室之戈，儒术所以不振也。

［《论语》之文学］　以文学论《论语》，真买椟之见，然《论语》之文法，除《老子》外，无其淡而旨、简而详者，虽寥寥短章，而散行文之规矩，绳墨皆备。可见圣言之大，无所不包，而非扬雄、王通及宋朱晦翁、葛藤之语录所可影响也。

［《孝经》］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时所传者，亦有今、古文两家。

［《孝经》大旨］　孝为元善，故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盖《春秋》惩恶，《孝经》养善，经中屡言古之明王以孝治天下，而能实行者独有尧舜，尧舜之治所以冠历史。曾子受其学，从《大学》推明齐家为治平之本；而子思之书，则亦历推帝王之孝。孟子乃言：“人人亲亲长长”，而天下平广之，则为“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反之则为“杀人父者，人杀其父；杀人兄者，人杀其兄”，益切矣。且直揭之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以孝治天下之大旨，而我中国伦理之所以高出全球各国万倍者，以此也。惜上失其道耳！

［《孝经》之文学］　《孝经》之文，浑金璞玉，而其用意在能推，由小推之大，由近推之远，由生推之死，盖孝道无所不通，其经文亦无所不包也。

［《大学》、《中庸》大旨］　孔子以仁学施教，而及门不尽能领会。故问仁者因材而施，或以仁为最易，或以仁为至难，非歧异也。盖一日行仁与终身行仁，其功本悬殊。仁犹植物种子中之仁，植物种子中莫不有仁，而欲其必发生、必条达，则培养之功，非一朝一夕事。孔门仁学，莫深于颜子，而不幸早世，天才如子贡，尚有性道不可闻之叹，则其难可知。仁之功不在敏悟，而贵笃实，故继颜子者，乃在一稚而鲁之曾参。则以诸门人皆视仁过高，求仁太远，而曾子独能知终始一贯之，即为仁也。盖仁根底于孝弟，而持续于忠恕，曾子于家庭孝行最笃，又亲授《孝经》，“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孝弟所推，即为忠恕，此一贯之功用也。故《大学》平天下在“老老而民兴孝，长长而民兴弟”，“所恶勿施于人”，此薭矩之道，即孝弟忠信一贯之道也。而又谆谆于父子兄弟作法而后民法，孝以事君，弟以事长，则大人之学，其要点不过此数语。

子思受曾子之传而推广其旨，标《中庸》两义。庸行莫过于孝弟，中道不出乎忠恕。故《大孝》一章，特标古帝王皆以孝而致盛治，而《忠恕》违道不远，则以示尊闻。惟《中庸》一书，系汉儒辏合而成，故杂入周公儒学说（即荀子之学）。惟《中庸》极功为至诚，而诚之者人道，虽未明言，以道不远人证之，则人道有过于孝弟、忠恕者乎？

［《大学》、《中庸》之文学］　《大学》似策论体，先标“明德”、“亲民”、“至善”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又“致知在格物”（此语不用“先”字，明系“知”与“物”无时不有关系，而“诚正”、“修齐治平”皆可谓“知”之事，身以上皆可谓“物”，故《格致》一章，补者诚多事矣。）、“修身为本”（身内心意，身外家国天下，且家国天下，积众身而成，而有身斯有心意，故天子与庶人一贯也。）数语为提纲，而以下条举其目，盖儒书文体最整齐者。《中庸》适与相反，朱子虽分为三十三章，然《天命》至《索隐》为一意，《费隐》至《行远》为一意，《鬼神》（《鬼神》章即以神格为下数章祭飨原理）至《达孝》为一意，《哀公问》至《自诚》为一意，《大哉》至《衣锦》为一意，此数章，章各有意，各不相照应。故《中庸》之文，非尽子思一人手成也。

［《孟子》大旨］　孔子言仁多独用，而孟子则仁义并称。盖贼仁者，利也。战国时立言者，皆谈论利害而无是非，故孟氏必仁义并称。仁者，人也；知仁，则爱人而不忍害人而利己。义者，我也；知义，则在尽己之本分而无求于外。然仁义之道，当世以为迂阔而不可行，故孟子特揭孝弟为根本，谓“人莫不有良知良能”，即“莫不有四端”，则孝弟之德，本与生俱来。人无不能孝弟，即无不能行仁义，一切礼乐、兵刑、制度、典章，皆后起者。但人人能保其良知良能，则人人孝弟。帝王以尧舜为极则，亦不过孝弟之道而已。人人孝弟，即人人尧舜，孝弟一日不绝于世，即尧舜之治亦一日不绝于世。举孔子及曾、思所谓“修身”至“平天下”之道，推阐尽情，无一语含胡，无一义支离。如大禹治水，处处疏通如贲育之叱咤，千人辟易，故百家遇之，无不摧倒。而其最用力攻击者，则在扬、墨，盖战国诸家，都反乎仁义，独墨子“兼爱”，扬子“为我”。“兼爱”似仁，“为我”似义，反对者易明，而近似者难辨，故竭力攻之，视为洪水、禽兽、夷狄，正其“无父无君”之罪，与孔子诛闻人、恶乡原同义。要之，墨之侠亦仁之一种，扬之守亦义之一种，而孟子必痛斥之者，因其仁义不根于孝弟，必至于厚其所薄，薄其所厚，而乱天下，而丧人道也。然非挟至治之尧舜为标，则人不服，非举孔子以为准，则人不信，故言必称尧舜，而又言私淑诸人，此孟子之绝大作用也。

［《孟子》之文学］　战国诸家不以名家著，而深通名理者，独孟、荀与庄子。其时专门名家，亦有两派：一公孙龙、惠施等，则近诡辩；一商君、韩公子等，则重法义。庄为甲派，荀为乙派，而孟子兼之。其高出于两派者，立论要而不烦，曲而能达，无文致罗织，则以所挟之理长也。孟子每立论，必先有一前提（如：“亦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天下莫不与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等，余可类推。），先揭明宗旨，使人明畅，不得不入听，此非特建言之妙用，而亦行文之良法也。或讥《孟子》之文如制艺。夫制艺，惟其体之滥，若其文法固最缜密而合论理者，不得以此短七篇也。

［《荀子》大旨］　荀子儒术，纯与《孟子》相反，孟虽有群弟子及乐育英才，然据归求而有余师之言，则其教育郑重自得，而不加强迫。若《荀子》则曰：“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则谓无教之人，断无善者，故虽圣人亦为其非由天资，而曰：“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盖谓人性皆恶也，虽圣人，其初亦皆小人也。故又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又曰：“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此则与《孟子》所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敬长者直水火之不相入也。又曰：“或问：‘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则无老、庄仁义蘧庐及圣人为大盗积之意，无异矣！《孟》重民权，故有“得乎邱民为天子”及“民贵君轻”之言，而《荀子》则重君权，而必欲出于专制，其所以断断指人心为恶者，则以人类必有君师，以礼乐拘系之，故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其论事君之道则曰：“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则又大反乎“一言丧邦”之意矣！盖《荀子》之儒，周公之儒，而受之于仲弓者也。周公以礼乐为治，而仲弓居敬，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皆重仪式。《荀子》受其学而变本加厉，遂灭天性而专任势利。《王霸篇》：“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以致援儒入于名、法而不自知，故父报仇而子行劫，乃有李斯之高弟也（《荀子》所称后王为周公，而以仲弓与孔子并称圣人，可见其宗旨矣）。然其正名定分之学，固高出各家，而未可一切抹杀也。（辉按：下列《荀子》中有关“定分”、“正名”之粹言若干则，略）

［《孔子家语》］　魏王肃搜辑，虽多杂摭，而中颇多古训，足以资人服诵，而供文学家之肴馔者，略录于次。（辉按：下列《孔子家语》中《始诛》、《五仪》、《致思》、《三恕》、《观周》、《六本》、《子路初见》章中之文选，仅存其目，选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