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经

六经皆史也，贮于周政府，则称《周礼》。孔子用之于教育，则为六艺。本无经之名，自孔子删订，遂为政治伦理教育上必由之常道，故尊之曰经，然孔子亦未尝自名为经也。经之名始见于《荀卿子》及《庄子》，则后人尊孔并尊其书，视之如五星二曜之昭著于天，故有经，又有纬。要之为伏羲以来累代之学术政治史，有周一代之大典，而又可为尼山手定之一种大文学也。故吾于文学史之首，冠以六经。而但就文学一方面论六经，若夫微言大义，则属于哲理政教之范围，即诠疏考订，亦别有专家之业，概不赘列，管窥蠡测，讥所不敢辞焉。

《周易》之文学

《易》之义在变动不居，故其文词亦大异于寻常，而出之以奇秘，盖不如是，则不足以尽万物之变化也。故有如谣谚者，有如图谶者，有如蝆语者，有如箴铭者，作者任天而动，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非尽有心为诡谲，如后世耆隐僻之流，妖妄其字句，故《易》之文与风诗虽作用不同，而自然之思想与节奏，则略相似，而又为韵文之滥觞。可见文之用韵，出于天籁，故其体可为最古，后之于竞病，已不免削跗适履矣。如传记所载爻辞，不见于《周易》者，则或《连山》、《归藏》之遗，未敢知也。

易，古蜥蜴之象形，盖动物之最善变者。（日月为易，系别一文，而亦适用。）彖，野豕，齿利善断。象，中国不恒见，多想象。其书之命名及提纲，即取奇物名之，先断而后分象之，盖用演绎法。《易》之元亨利负、吉凶悔吝等文，皆本书专名词，后始通用耳。大约文字初创，一种学及一种物类，皆另有专名，不止《易》也。

《易》语皆韵，其九六及吉凶等字，系附号，不与本文相贯。如《乾》词之“潜龙勿用”叶“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古“真”、“先”通……（辉按：后举多例，略）

《易》奇语：“长子率师，弟子舆尸”、“车脱，夫妻反目”……（辉按：后举多例，略）

《易》多取象于动物，不止彖、象也。如《乾》之龙，《坤》之牝马……（辉按：后举多例，略）

以上皆文中假借词之最古者，至今沿用不绝，盖即骈俪文词藻之滥觞。

附：易学系统

孔子授商瞿，由商瞿至田何，凡六传，田何又传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喜、梁邱贺，此为一系，皆《易》章句之学。焦延寿始以六十四卦为占验，而与三代卜筮略有同异，著《易林》十六卷，京房受其学，而其道大昌，此为一系，则术数之言。至费直始杂彖象文言于卦下，而东汉郑玄乃加以注释，多明互体；魏时王肃、王弼皆注《易》，而弼以老、庄清净解《易》，遂开晋人玄谈，为《易》之别派。唐李鼎祚则宗郑排王，而孔颖达则右王。至宋伊川程子著《易传》，朱子又著《本义》，多重义理，为举世所宗，历数百年，至国朝乾隆后，而汉《易》学又盛，然学校功令，则仍崇程、朱也。

附：拟《易》文学（辉按：原书列目、选文，今仅列其目，文选概略）

扬雄《太玄经》：《玄首》、《玄测》

焦赣《易林》：《乾之第一》

魏伯阳《参同契》上篇、中篇、下篇：此下为三者合《易》，与黄老金丹为类也，其宗旨复杂，故其词亦混爻词、诗歌、箴铭、《楚词》各体而于一冶。如“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其宅”，则似老；“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沟数万里。河鼓临星纪兮，人民皆惊骇。晷影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览视之兮，王者退自改。关葽有低昂兮，害气遂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则又宋景之变体也。故理想之诡异，莫过于伯阳，然纵横无碍，自出创见，胜于葛洪之沿袭，淮南、陶弘景之剽掠释典者远甚；其文亦光怪陆离，不可方物，胜于《太玄》、《易林》、《元包》、《潜虚》之句摹字仿也。

卫元嵩《元包经传》：节《太阴第一》、节《太阳第二》、节《少阴第三》、节《少阳第四》、节《仲阴第五》、节《仲阳第六》、节《孟阴第七》、节《孟阳第八》按：元包以坤先乾，自谓即《归藏》，盖《易》者变也。天主变，包者藏也。地主藏，而元即太元之元，太元以一元行地之四体（方州部家），而元包则以元藏四阴四阳。其好用奇字，亦仿子云，此与《太元》、《潜虚》，皆为《易》之枝指骈拇，姑征其为文词之一体而已。

司马光《潜虚》

附：纬

纬之一书，虽循经分部，而体制条理，猝不可分辨。上而历律、音乐、天文、舆地、阴阳、五行，下而鬼神、精怪、飞潜、动植、居处、衣食、医药、厌胜，无不胪列。古书之诡诞杂糅，盖未有过于此书者也。非特不可辅经，且与经正相反，则不必曰纬，直谓之不经可矣！然世界当文明初启，必有一种思想、一种文字，亦天演之公例也，邱索、坟典，既不获见其全，而尼山删经之遗，及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当即在其中。欲觇上世国民风尚，及溯文学进化之阶级者，此书正不可少也。而论其性质成分，则举犹太《创世记》、《默示录》，希利尼之神话，阿剌伯之《夜谈》及埃及石刻、印度古籍，而兼收并蓄，且以开方士术数家之溪径，供晋唐小说家之畋猎，不可谓非奇书也。而其词藻之瑰丽，尤足壮文学之波澜，为文学之眉目，可与骚赋并驰。故就经训、历史一方面观，殊无甚价值，而就文学一方面言，则实为文学不可少之原素。彼轰雷名于欧美鄂谟、莎士比亚宏制，未足相傲也。

纬书已多遗佚，国朝乾隆中，在《永乐大典》内，得《易纬》六种，而明孙曾编《古微书》，凡《书》十一种，《春秋》十六种，《易》八种，《礼》三种，《乐》三种，《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尚粗存根概，今全书难觅，即就孙书采录一二，熊鱼异味，略晋一脔，以厌学者之口腹尔。

（辉按：下据孙书著录《七纬》目、《乾元序制记》，摘录《七纬余绪》，略）

按：马氏《玉函山房丛书》，所辑《七纬》较宏富，然本书义取为牲经点缀，留古文学一小部分，非务考博，故仅撷孙氏《古微》数条而止。若欲穷大搜奇，当胪列秘典古籍，癩意研究，方丈之盛设，未可取办于沽酒市脯也。

《尚书》之文学

《尚书》之学，有今文、古文两家。今文二十九篇，晁错从伏生口受；古文出于孔安国，鲁共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所谓“壁经”也。安国得其书以上之，考之伏生所传，多十六篇，其后又有张霸之百两篇，梅赜之古文孔传，或谓其有所依据，或疑其全出赝造，其是非诚伪，已有宋朱子、元吴澄及国朝阎若璩之《疏证》、惠栋之《古文尚书考》、段玉裁之《撰异》等，各具左证，便于质对，亦无庸再滋聚讼。兹所论者，《尚书》之文学而已。《尚书》者，非特为四千年文学之山斗，而亦可为全世界历史之仪晷。《易》虽古于《书》，而于史则非实录而涉神秘，于文学亦为别裁而非正宗，其能括政治、教育、宗教、社会、伦理一切事实学术而于一冶，合华实、奇偶、散整、正变一切体制阶级而定为一统者，舍《尚书》而奚属？故以六经相较，而《书》尚为其职志，以《书》能兼群经，而群经不能兼《书》也。至就历史一方面观，则纪言纪事，为正史、外史、通史、别史种类，虽更仆而终不能轶其范围，何居乎有妄人之刘知几乃强作分别，创为六家之说，以《书》与《春秋》、《左》、《国》、马、班并立，而不知此五家者，皆为《书》之支系，惟时代修短、政体文质之不同，故其题材亦有详略华实之异，今比而同之，是降曜灵于八星之座，待昆仑以五岳之封矣！而尤妄谬者，则谓《尚书》但主号令，《二典》序人事，《禹贡》述地理，《洪范》言灾祥，《顾命》陈丧礼，其例不纯。夫史之例多出于《书》，而例有正变，有宾主，因乎自然，合乎实际，岂必如后世之拘于文法，迫于功令，预定模型，而以事实填塞补缀者，始为合例乎？且即以五家论，《左传》主纪事，而未尝不登词命典礼；《国语》主纪言，而亦兼述事实；至马、班二史，则纪、传、表、志，门分类别，益加繁赜；《春秋》虽直笔纪录，然非仅会盟聘问，而亦涉及改革变异。以云不纯，则几无一纯者，且例不问其纯与不纯，但当论其例所应有不应有。如刘氏言，则将尽删《禹贡》、《洪范》诸篇，且尽删五家之附属者，始餍其意，其于例则纯矣，然系后世之类书，而不可谓之史矣！刘氏于文史源流，颇有特见，而执标末词章分类之体例，上议先圣先王之矩矱，则一言以为不智，而近坎蛙篱之见矣！且《书》之列载祀日月，即《春秋》之滥觞，而《二典》为本纪之先声，《禹贡》为《食货》、《舆地》之准则，上自礼乐兵刑，下至考工正俗，凡史之成分，固备于《书》，即六籍、六艺之大纲，亦无不备于《书》。放勋命官，则官礼之始；赓歌已成颂体；五子之歌，则国风、小雅之嚆矢；而依永和声，秩宗典礼，尤为礼乐之大源；皇极五行，则与羲经阴阳消息之理，互相发明；若夫衮钺之彰瘅，则代有实录，惟多行大义而少微言耳。且儒术源于尧舜，大者在伦常，精者在心法。尧以亲族为治基，舜以孝悌受历数，而内谨于危微，外文以礼乐，三古皆视其顺逆取舍为兴亡之券。《麟经》之作，四科之设，亦不过推阐整理之耳，此《尚书》之所以为尚，而非仅十口相传之谓也！至文学之发源，则群经皆特立一部，独《书》为统宗，虽著述多出政府，未能括后世文体之全，然秦汉以上，除《诗》、《骚》外，凡文学间接、直接，无不出于政府者，则以教育及文学权皆操之于上也。即至华离期前后，创于下者日多，细溯之，亦未始非间接而因于上也。略举其例如下：

［序录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辉按：后举多例，略）

［纪传体］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辉按：后举多例，略）

［颂赞体］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辉按：后举多例，略）

［册命体］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辉按：后举多例，略）

［诏敕体］帝曰：俞咨汝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辉按：后举多例，略）

［教令体］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辉按：后举多例，略）

［表奏体］师锡帝曰：有在下……（辉按：后举多例，略）

［制诰体］《微子之命》、《康诰》……（辉按：后举多例，略）

［箴训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辉按：后举多例，略）

［谕示体］《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前篇纯用压力，次惕以利害，而犹带强制，下篇乃动之以情，可见当时政府一张一弛手段，而其民气尚固，民权亦未尽放弃也。三篇意极浅率，而词气佶崛，非特商尚质也。盖宣告社会之文，与朝庙体制不同，语言胜于文字，始能家喻户晓，而凡文词之俚俗者，当时则尽人了解，阅久反奥衍于高尚之文。试观晋人清谈，及唐宋小说、语录，凡倾向于文言者，后世阅之每多费解语，于此可悟文字应用久暂之法）、《大诰》（文气与《盘庚》相似，可见不关文质，盖亦通俗体也）。

［檄书体］《甘誓》、《胤征》、《汤誓》、《泰誓》、《牧誓》。

［禁告体］《酒诰》。

［祝誓体］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譬喻体］《说命》。

至若《舜典》之受终文祖，以至定历、祭祀、班瑞、巡守，则纪禅位大礼之文也。《禹贡》之地形、水道、土质、物产、租赋、朝贡，则纪平成统计之文也。《武成》之“一戎衣天下大定”以下，则纪革命后新政之文也。《顾命》“王崩”下，则纪大行典礼之文也。惟古之政府事简，故举其大者，所纪仅此，安得谓《尚书》惟属于纪言乎？至周而文胜，制度亦日繁，故纪事、纪言，各自成书，而汲冢《逸书》犹若是其纷纷也。

附：《尚书大传》

不佞录文学史，附《书传》、《春秋传》，而不登《诗传》者，盖《书》为政府之史，因乎事实典制，无传则不明不详，而《诗》为社会之史，因于风气之自然，一经附会，反损其真性情。观于春秋士大夫之赋《诗》及《孟》、《荀》之引《诗》，皆触类旁通，绝不稍泥章句，则诗道思过半矣！《大传》所载古制度，按以实际，有万不能行，且有极可笑者，其出附会可知，然就伏生所受，而周秦之交，儒生之思想程度高下，可以此推之。

（辉按：下选《尚书大传》多篇，仅存其目，文略）《尧典唐传》、《咎繇谟虞传》、《甘誓夏传》、《汤誓殷传》、《西伯耆殷传》、《鸿范》、《禠材周传》、《多士周传》。

附：《逸周书》

《逸周书》相传出于汲冢，然人多疑为赝，以其文理拙涩，且多脱讹，似有心作伪以欺人者，至今聚讼不定。鄙意周人尚文，其条教必多，此书中多布告群吏、军士、庶民、四裔之文，故亦文俗互用，而读之棘舌，如篇中每用丑字。揣其意，不尽为丑类丑劣意，疑即当时公牍上惯语。搜录一处，俟高明参之。《武称解》括韬钤之要，《允文》四言韵语，下多讹字，录其半。《官人解》为相人书之最精密者。《王会解》叙五方人物，虽荒诞而奇特，足为词章家资料。《职方解》足继《禹贡》，后故并录之。

（辉按：下选《逸周书》多篇，仅存其目，文略）《度训解》、《命训解》、《常训解》、《大匡解》、《文政解》、《武称解》、《允文解》、《官人解》、《王会解》、《职方解》。

附：《国语》

《国语》者，六籍之碎金，而百二十国宝书之禁脔，盲史之舍象也。然不佞则谓其不独可配《书》，而且可配《易》。盖《易》之吉凶悔吝，动于象，玄者也；而此书之存亡得失，则系于事，著者也。《易》为方药，而此为病案。其胜于西籍预言、默示之神怪者，不可以道里计也。而其词之渊雅，则又文学之良型焉。兹取谈言微中而可为龟鉴，及涉乎苍姬一朝典礼者，列下。（辉按：后有大量选文，略）

《诗》之文学

诗之名始见于《书》，曰：“诗言志。”而孔子之论诗，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诗正而葩。”无邪之思，即志也。故其言葩，而其志正焉。志为思之的，其志如何，即其言如何。“兴”者，兴此志也；“赋”者，赋此志也；“比”者，比此志也。志于哀则言哀，志于乐则言乐，志于怨怒则言怨怒，绝无一毫矫柔欺饰于其间。所谓“无邪者”，非谓有贞而无淫，有美而无刺也，盖谓如注矢于其目的物者，必直达而无旁曲也。易言之，则皆真实无妄，不能已于志，而遂不能已于言。故蕴之则为志，达于言而播之则成“风”。又衡言之，则五方俗尚之不同，各有其刚柔舒惨之志，而别之为“风”。纵言之，则同“风”以后，其对于政府之盛衰消长，而爱憎好恶之志不同，或俯仰于今昔，或援引于天人，则为“雅”。当功德最盛，而民志翕然者，则为“颂”。“颂”之数最少。以成汤、文、武、周公之圣，而民志之满足者止此。可见，三代直道之存，而《诗》所以为《春秋》之先河也。亿万其民者，亿万其心。民心不可见也，有《诗》以表之，则一室而千里焉，十载而一日焉。故《诗》又可以达政，民之心既达，则无不达矣。凡作诗而不衷于志者，虽貌为齐庄中正，而言与志不相合，则思邪矣。说诗者，但附会其言，而不深绎其志，则对象之神情不属，但葩而非正矣。孔子“兴、观、群、怨”，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盖甚重乎其志也。故“言志”一语，不独《三百篇》，可持以衡千载之作诗者。

《诗》与群经，皆有同点，輶轩所陈，实为一种精神史（近日史家分史为天然、人为两种，前者为物质史，后者为精神史）。上辅壁经，下开麟典，而制治之典章仪节，要必参酌风俗习惯而成，则风雅者即经曲之原料也。而《诗》之与乐，尤如形影声响之附合，今《乐经》虽失传，而《雅》、《颂》之得所者自在，知音者犹可就燧觅火、凿石取泉也。其与羲爻，虽人神道别，显密趣殊，然吾观先哲之用《诗》，或代辞命，或抵规箴，或为玄鉴，亦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与《易》仍无殊也。若文学正式言之，凡全球文明各国，无不以诗歌为弁冕，即吾国词章分体，文笔奇偶，各有渊源，惟《诗》与《书》实为正系，然浑浑灏灏噩噩者，多政府之典章，而少社会之撰著，则艺苑春华，当让葩经独秀矣。而后世文家之构局练意，征词选藻，为骚赋，为五七言，为杂言，为诗余、词余，穷极智巧，变化万态，而实核之，卒无有能轶其范围者。故《风》、《雅》之名，常为一切文艺之代表，而无疑贰者。

传《诗》有齐、韩、鲁及毛四家，咸自谓绍文学一科之真传，然四家各有异义，授受之交，宁无窜杂？况儒之全部至战国已裂而为八，则一经之传，历姬、嬴、刘三姓之易，岂易尽可据乎？与其间接而滋讼，彼亲炙、私淑诸哲，其扬风磛雅之绪余，昭在简编，取法有在，何必遗干掇枝、韫珍炫璞乎？爰采曾、思、孟三圣及《左史》、孙卿引诗之文，与结构资料，饷馈千载下文人学士者，略如下。（辉按：下大量胪列《大学》、《中庸》、《孟子》、《荀子》、《左传》诸书中引《诗》之文字，略）

［鸟兽草木之名］　吾国博物之书，半多荒诞，绝无科学价值。《本草》、《尔雅》，虽稍征实，而一偏于方药，一病其冗杂，不合审美，独葩经三百，既备土宜，并详性用，而又景与情融，物为心表，后之湘芬楚艳、京练都研，凡沉博绝丽之文，皆由此胚胎。爰秉圣训，撷其单辞，盖将循质而明文，非欲玩华而舍实也。（辉按：下依风、雅、颂之序胪列《诗》中之动、植物，略）

［《诗》之修词法］　虽全出于天然，而如风行水上、云在空中，瞬息万变，各呈奇巧，后世词章家呕心涸脑，自矜创获，终不能遁出其范围。是知琼琚玉佩之庄严，终逊秋波一转；剪彩刻楮之工巧，何如春风一嘘？一切格律、神韵、性灵之聚讼，皆盲人争象耳。略标一二，以息众喙，虽风雅之道初不在是，而见浅识小，亦未始非文学家之金科玉律也。（辉按：下列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五言叠韵、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六言、二十一言、复字（动物）、复字（植物）、复字（天地文）、复字（器物）、复字（动作）、复字（品性）、复词、三字相同、一三二字相同、二四二字相同、三字相同叠句、四字相同叠句、四字相同双叠句、四字韵句、二字四叠句、二字六叠句、二字八叠句、二字十叠句等诸多名目，并各举数例，略）

附：琴操

《三百篇》，除《颂》外，皆出天籁，如鸣条激水，吹万不同，后人好事，乃以乐律强合之耳。其为纯正之一种文学，而引商刻羽以成者，莫如琴操。琴者，古君子以禁逸志，表德音，如佩玉之不去身，故圣贤、帝王、忠孝、贞义之迹，多留于琴操。今所传三十八首，虽不能定其真赝，然流传久远，必有所本，而于古人心事，亦能曲达，不得谓非最古之文学、最高之乐曲也。且《乐经》失传，元音不作，筝琶竞响，绝调不止《广陵》，谨存录之，以与无邪之旨相参。（辉按：后详录三十八首琴操，文不录，仅存其目：《神人畅》、《南风歌》、《南风操》、《思亲操》、《襄陵操》、《箕子操》、《岐山操》、《拘幽操》、《文王操》、《克商操》、《越裳操》、《神凤操》、《履霜操》、《别鹤操》、《龟山操》、《息鄹操》、《将归操》、《槃操》、《猗兰操》、《归耕操》二首、《雉朝飞琴》、《水仙操》、《贞女引》、《思归引》、《霹雳引》、《献玉退怨歌》、《琴引》、《偕隐歌》、《穷劫之曲》、《鼓琴鼓》、《子桑琴歌》、《相和歌》、《琴女歌》、《琴歌》三首）

《礼》之文学

礼之本自何生，其生于饮食男女乎？而人与庶物之界，以此为一大准的。世界百事之演进，又以此为一大原因。夫反刍逐肉，求牡眷雌，以至之择泉壤，蛤蚧之殉伦匹，则飞潜蠕动，有饮食女男也。而未已也，输膏饮光剂，呼歙于炭，虫嫔风妁，助接构而以孳罧，以至么麽咸工自营，信蛮触之非谰语，孤胚独为生殖，直婴姹之有仙传，则倒生蒸成之伦，有饮食男女也。而又未已也，顽届得血肉之养，而体积增量，丱材藉风火之媒，而爪发构精，以至松肪餍芥，翡翠餐金，若生有颛耆，霓互雄雌，电呈雠妃，殊肖乎有情，则无机体亦有饮食男女也。充类至尽，则仪曜之交食，安见必无口腹之求，牛女之相望，或者真有室家之好，饮食男女之名虽起于人，而饮食男女之事实，则自然界之现象，固无之乎不具焉。然无机之物但有成在力而乏生活力，进是则有生活力而乏感觉力，又进是则有感觉力而乏知识力、意志力。饮食男女之名止属于我人类者，因以上种种力皆完全，而于关系饮食男女之事者，皆能由简而繁，由疏而密，由浑而画，由自然以底当然也。于何表之，表之以礼，试庄言之。

人类生而不能无饮食男女之欲，欲匮则争，过则淫，绝之则顽冥，其与禽兽木石所异者几何？于是有圣者出。闵其茹毛饮血也，别百谷，具火食，而又定时以节之，授土以继之，恶其淫奔、野合也，定婚姻，别血系，而盟聘以重之，室家以奠之，故凡钻燧眐木，教稼明农，结草投枚，以及甑釜之用，莞蕈之安，秉之为教，施之为政，直接间接，无非为饮食男女而设。而一代之所设者，即可为一代之礼。故曰：礼者，理也，例也，又履也，利也。其初措置苟简，愚者或苦于昧，黠者或习于菾。于是兴教育以开其智识，长其道德，立宗教以记其报本之念、寅畏之心，别刑赏以示惩劝，置百执事以分理其事。故以礼之广义言之，教育也、宗教也、法律也、政治也，皆礼也，而皆间接直接为饮食男女而设者也。以狭义言，则其内容，为诚敬，为明达，其外形，为节文，为典则，故输忱曰合礼，守法曰秉礼，而克己即复礼，决疑亦为知礼。而礼之盛，至于经曲千百，精审之，则有饮食男女，而有祭报、献酬、揖让、振恤种种条目，有建筑、制造、陈设、佩服种种制度，有男女，而有伦常、风俗、纲纪、职守之现象，有吉、凶、军、宾、嘉之一切人事。故种类之文野视其礼，国家之治乱视其礼，以至个人人格之优劣亦视其礼，故三古之学术、法制，皆备于礼，而六籍皆可称礼，若世所传之《三礼》，则就狭义之礼，而为节文、典则之一部分耳。

［礼与文学］　礼合忠质文而成，而其表现则在文，然文胜亦有弊，故礼失有求于野者。孔子以博文约礼施教，则礼为法质，克己复礼，则礼为天理，而六艺之文礼又退为文之一部，其名实异同之分合，因乎时地，而无庸泥也。礼之精意，当详于政教专门，就文学上观，则为有周一代之制作，上追述于帝王，下支离于秦汉，揽其种别，审其纯驳真赝，望文思意，以供文学家之模范，而亦未始不可为言礼家之鼓吹也。

传礼者分为三家：一《仪礼》家（汉称《礼经》，《易礼记对》），又曰《士礼》，以首列《士冠》、《士婚礼》也。传自高堂生，其后有萧奋、孟卿、后苍、大小戴（德、圣）等为一系，并立后仓及二戴博士。东汉又有古文《礼经》，出郑玄，以古文经校《小戴礼》，为郑氏学。一《周官》，或浑称《周礼》。河间献王求书，有李氏献之，仅五篇，无各官，取《考工记》补之。刘歆为国师，始立博士，马融作传，郑玄作注，此书与《仪礼》，皆称周公作，而或疑其伪，因制度于今、古文《尚书》及《孟子》不合，大约系周公未完全之著作（《冬官》或谓应缺，或谓遗佚，亦皆难臆断）。故法之拟更革者，并未施行，而与他纪载歧异耳。一《礼记》。据云孔子没后，七十子自徒，共集所闻记之，而指《中庸》系子思所记，《缁衣》是孔孙尼子所记，又以《月令》为吕不韦所修，《王制》系汉博士所搜辑。河间献王得所献一百三十篇，刘向校书，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廿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共二百十四篇，《大戴》合为八十五篇，曰《大戴记》，小戴删为四十九篇，曰《小戴记》。自唐至今，仅存三十九篇。（辉按：下列《三礼》节文颇多，略）

《春秋》大旨

周室自东迁后，夷于小侯，无王权遂无史权，荆室崛起，奄然有代姬而兴之势，桓文迭出，修尊攘之业，周之实权虽去，而名分犹悬。齐、晋、楚三强，互相支拒，而成一二百四十年似乱似治、非王非霸之天下。鲁虽浸弱，而为姬宗表，又秉元公遗制，有文明称。是春秋历史之主动力，大半在晋楚，而齐鲁亦居一大部分，故曰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又曰：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其义一也。

六经虽同为史，而《易》、《礼》、《诗》、《书》，属已定之典章制度，独《春秋》为近世记事史。虽各国皆有史职分载，而仅如簿记，无总揽断裁者，以此事亦如议礼制度考文，必以天子、圣人之德位始可行之，较国法为尤重。国法止限于一代，而史法则人类社会国家当永守之者也。故孔子删订他经，绝不作歉语，而于《春秋》，则曰：“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者。”盖就权力程度言，史法实大于国法。而三古以上，有完全国法，而未有完全史法，必待天纵生民未有之圣，始完全之，此孔子所自信，而亦天下后世有识之士所共信者，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而就地位言，此史法，无德无位、有位无德者固不敢议，即三古以上圣君辈出，尚未一创，孔子以侯国下大夫毅然担任，不亦僭乎？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然正以其关系天下万世，而非仅一时一国之典章可比，苟不裁定，则天理之黜陟不著，人心之是非不章，而世运将日益退化。试观二百四十年中篡、弑、蒸、报，迭见于宫廷阀阅，后世虽治法逊古，而伦理大悖者反少，非《春秋》之功乎？故孔子万不肯避僭越之罪而韬其笔削也。故《春秋》，孔子之律令也，而即天之律令也，此二百四十年之事迹，则例案耳。律令但有纲领，不可以文学论。文学组织，固在诸家传记，然书法之精严，一字有邱山之重、毫发之细，即谓之无上上之文法，亦无不可。故上古行文，措词运意，润谋篇，亦云详矣。独立义则必以《春秋》为金科玉律，能执简驭繁，由微显著，举重若轻，寸铁摧百刃，一发系千钧，以释群经，以断万事，惟义所在，而无所不通。故孔曰：“其事则桓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则孔子之作《春秋》，非作其文，而作其义也。不晓然乎，群经有纯驳，可以义订正之，五传（古本三传外有邹、夹二氏传）有疑信，可以义论定之。以科学作用言，《易》类数学，《春秋》类名学，然数学穷有象而不能穷无象，名学有是非而无善恶，则可见至圣之思想界，希腊诸哲家尚未曾涉足也。

孔门五尺，羞称桓文，何也？桓文有可王之势，而无王之志、王之才德，仅挟宗周之旧名号，乌合诸夏。齐失人即不能继霸，晋虽常执牛耳，而屡于楚，至引夷制夷（通吴），而成战国之局，其苟且卑陋，宁为言必称尧舜者所屑齿？使楚秦而为懿亲，王久矣！楚虽未一海内，而倔强孤立，虽死不僵，仍似三户亡秦，进世家而本纪；秦则穆公变亲亲弊制，卒能用六国之才，成混一之功，二国皆有兴王之特质，惟德不竺，故祚不永耳，若曰非王。汉、唐、明诸君，亦未必高出庄、穆上，而史家必推为正统，或因夷狄斥之，则舜东夷文西夷，又何说焉？《春秋》之攘夷，固公羊家所为据，乱世之内夏外夷，而史文亦不能不然。蜀汉书寇，南朝称岛虏，又有甚也者焉。不能以此而疑《春秋》之例有出入也。

《左氏》之记述，《公》、《谷》之诠释，皆为文家海岱，取其勺波寸磔，反形弇陋。全书具在，仅供学者终身登涉，故本文不录，至经文则在义、在法，而不在文。以章句求之，何异管窥蠡测。秦后诸儒论经传者已详备，录大要，以供参考。

（辉按：原书不录《春秋》及三传原文，仅录秦汉以后诸儒论述《春秋》文字若干，援引文字略，存其书目如下：《诗纪历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董仲舒《贤良对策》、《庄子·齐物论》、《庄子·天下》、董仲舒《春秋繁露》之《竹林》《王道》《灭国上》《盟会要》《重政》《二端》《仁义法》等诸篇、郑樵《春秋传》之《褒贬》《三传各有得失》、宋《程子遗书》、张横渠《语录》、邵子《皇极经世书》、《胡宏文集》、元黄泽《春秋解》、程端学《春秋本义》、明赵禤《春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