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之才莫大于周公，专制之法亦莫良于周公。以亲贤乐利定贵族、平民之界，而使之各尽其权务。盖专制政体中而含立宪主义（周公知专制之不可深恃，故立谥法以限制君权。而班爵之制，亦寓平等于不平等之中。且《民约论》为卢骚理想，独周时能实行。试观《左氏传》，子产拒韩宣子索郑商人玉环一事，可揣想当时君民皆预结契约。），不独政界然也。议礼制度考文之事，虽必禀于一尊，而博采广谘，能网罗天下之才而用之。以吐握为手段，以陶淑为方针，后世好儒右文之风，莫盛于此。虽萧墙多故，囊括未周（周虽号一统，然淮、徐、荆、舒等，实未臣服。），毕生牵制于战事（周公之用兵，如伐奄、灭五十国、膺戎狄、惩荆舒与平小腆等，必非一时之事。），不能尽遂其偃武修文之志。官礼虽订，尚非成书；学校虽兴，亦无实际（周史中以高才博学名者，未闻出于学校）。而终藉其天生才美，开尚文之风，播群哲之种（臧氏、文仲、武伸、柳下惠、孔子，出于一国，皆以圣称。）。文明之气，如日中天，其功亦伟矣！惟贵族制度，仍滋流弊，而亦影响于文学。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其传诵于当时者，皆政府之典章，国际之词令，而私家著述无闻焉。其号为博雅能文者，必属名公巨卿，而编氓不与焉。政界上能矫其弊者惟秦（秦穆始霸，其所用蹇叔、百里奚、山余、公孙枝诸人，皆借才异地，无一右族。），故秦卒代周。文界上能矫其弊者惟楚，故南北学派分峙。而使春秋以上阀阅之文学，一变而为战国处士之文学，博物数典之自然文学，一变而为穷理尽性之爱智文学，樽俎坛坫折冲之文学，一变而为名山大川传人之文学。冲决周公、孔子以来种种专制之范围，人人有独立之资格，自由之精神，咸欲挟其语言思想扫除异己，而于文学上独辟一新世界，而志均力敌，遂亦成为连衡合纵之大战国。盖丁此天演旋涡之中，敌国外患日伺于旁，不得不淬励其脑机，积储其心力，以图生存也。惟崇拜古人之习，积重难返，更始易疑，有征始信。故欲以文学权凌政治权，必先以师权抗君权。近则托之三王、二帝，远则溯至无怀、葛天，而简策口舌之力，卒能使君相听其驱遣，时局为之转移。是则非战国之能造此文学，实文学之能造此战国也。然其中最有实力者，自在名、法、兵、计数家，故其效果为最大。且专重适时而深斥道古，嬴氏卒赖之以囊括宇内，成开辟以来未有之大业。而其余诸家之遗孽，昧于时势，尚持战国时称先则古之习，聒而不休，欲与一统君主作螳臂之抗。夫以祖龙之雄才大略，力能取儒辈所称述崇拜之帝王神圣，所实见诸建设遗传者，狝薙而廓清之。此琐琐之空言陈说，又奚恤者？故焚坑之祸，挟书偶语之禁，不过扫除一星之余烬耳！其事本极平常、极琐小，为统一行政上一种手段，犹之行师者断敌人之文报，司狱者禁罪人之交通，在秦不为过举，在诸家实由自取。而儒家称古最力，故受祸亦最深。其实秦所厌恶之，而焚坑厉禁者，大抵皆诸家涂塈附会、支离腐败之说，而非尽其最初之精粹。使不焚、不坑、不严禁，则积久真赝错乱，必至尽丧其实。祖龙此举，论其近因，固似与之反对；求其最后之果，则为诸家之功臣，其用情厚于汉武远矣！盖此则隐有陶汰之功，而彼则阳为爱护之，而阴实囚役之也。即就以吏为师与设博士弟子员二事之实际衡之，前者欲使人人通晓律令，入则闲身，出则明治，与其受古人之愚弄而自欺以欺人，毋宁禀当时之条教，而治于人且治人。盖一统专制之民，不患其不知有国、不知有学，而患其不知有法。法之形式即国也，法之精神即学也。且法为通今，学为通古，通今为有机之智，通古为无机之智。无机之智，与无智等。秦之智其民者，重今而舍古，而世乃谓之愚黔首，冤哉！而汉武则与此为反比例，其设学官，非不郑重也，而学者限于专治一家。儒以孔子为宗，非不正大也，而又仅限之以“六经”。“六经”之精神，非不包括一切也，而其所传习者，又仅在记诵条对；且使各守一先生之说，而不相通。间有逸出者，则谶纬、五行，又从而遮缚之。是不啻取多士天生自由之脑，分别置狱，更加以逻守，而终身不能脱出也。惟以成败论，秦再传而亡，汉于此方开拓万里，奄然中兴。故论者谓食报之善恶，由于儒术之废兴。殊不知秦之亡，实亡于二世之昏庸；而汉武之兴，实兴于文、景二代，一张一弛，宽严各当。而以继体之不才，委咎于开创者，先人之积累，归美于席成者，其因果殊未分明也。且嬴氏世以名、法为国粹，自附庸以至成天子之业。初未尝一用儒术，二世时上下相蒙，吏皆执法，正与商、韩之遗术相反。而汉之富强，基于吏治，仍以名、法为神髓，经术不过文饰之具耳。其所称良二千石者，经生有几人哉！李斯，儒家也，而因时知变，卒相祖龙成帝业。使斯不死，断无篝火之变，轵道之辱。（斯人格虽下劣，而有异才，与蒙恬实为秦之良将相，使夹辅扶苏，功业当不在周之齐、鲁二公下。赵高欲亡秦，故必先屏去之。）其赞成焚坑之举，非特有功于秦，亦可谓干标季儒家之蛊。而世以逢君背师大恶坐之，终古不获昭雪，反使叔孙通、公孙弘、张禹之徒，得志于时，亦事之最不平者也！然汉虽提倡儒术，而百家之说，仍流传于社会。去古未远，易于步武。而楚词一派，气当春夏，即世主崇儒，亦不过行政上不得已之手段，非真偏嗜。黄、老、申、韩，曾用于先世，后人亦不敢遽加菲薄。墨子一派，当时潜力最大，儒家、术数家、神仙家，皆有其混杂之质。（秦汉方士，皆出于墨，有葛洪《神仙传》可证。而秦儒居方士之一部分，汉儒侈陈五行，则多杂墨说，《方技传》中人物亦半通经术。）史迁特起，最录百家，能尽其渊源正变而为之支配，其事业足与尼山相媲。惟“六经”为具体的，《史记》为抽象的，方法虽不同，而所以达其统合文学之目的则一。天禄、兰台，虽称继志，而才识不逮也。其君欲揽窃文王之柄，而不免为好龙；其臣虽退处素臣之列，而不止于类鹜。中国文学发达如是之早，而一瞬即堕落者，自以汉武为罪魁。而两汉文学，仍能继周、秦之盛轨，为国粹之重心者，则赖有史迁为功首也。故以汉代文学界上实权言之，当以史迁为中兴令主，而贾、董、马、郑、扬、刘、班、张之徒，或为其驱除者，或为其继述者，或为其奔走疏附者，遂成东西京四百年皇典丽之大观，而前型不至沦地，来轸得以循途。吾闻博物家之言曰：“凡有鸩处必有犀，以阴解其毒。”孔子生于鲁，为周公之犀，而史迁则汉武之犀也。惟周公之毒较浅，孔子以极大药力调解之，故一呷之后，仍能强立。而汉武则剧烈之性，兼以魔醉，史迁虽竭力补救，而元气已衰退，而不可尽复其故。吾国文学之光明，此后遂如日之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