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体制论，历史与文学，亦不能组织。然历史所注重者，在事实不在词藻，界限要自分明。惟史之成分，实多含文学性质，即如“六经”皆史也，而《书》为政府之文学，《诗》为社会之文学，《易》为宗教之文学，《礼》与《春秋》似乎纯为史裁，而附属之传记，仍表以文学。班、马以下，类别渐繁，登录文学亦綦详。盖一代政治之盛衰，人事之得失，有文学以为之证佐，则情实愈显，故曰文胜则史。虽然，有具体必有抽象，有通力必有专行。文学之演进，诚散见于历史中，而历史只能吸收之，而不能包括之，且就一方面观，历史又仅为文学之一部分。故史之分类，有自然的，有精神的，前者为种族、地理、物产等，政治、宗教、经济、教育诸史，则属于后者，文学史亦其一也。文学之分类，有模范的，有叙述的，前者为文谱、文论等，而文学史则属于叙述。盖非是，将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更不免数典忘祖之诮矣。

我国旧学，唐宋以下，大率分为性理、考据、词章三派，而最录简册者，又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独以词章与集部属诸文学，其余则闭门自贵，不屑就文学之范围。独班氏之书，则百家著述，概志以艺文，其见解固高于后世之入主出奴者。盖我国之学，多理论而少实验，故有所撰著，辄倾向于文学而不自知。文之优者，虽排斥其学，而心殊笃好；文之劣者，虽推崇其学，而隐生厌苦。即如庄、列、申、韩及西竺诸书，儒者久视为鸩毒。试取其书与雺雰之语录、饾饤之经解并陈之，而反叩其本心之憎爱，苟非逐臭之夫，食蓼之虫，断无不能辨别其妍媸者。否则非违心以欺人，即毫无知识者耳。即如二十四氏之史文，首推盲、腐，而一则讥其谬于是非，一则疑为泄其冤愤，所以见重于世者，特文学之空前绝后耳。《春秋》非圣人之书哉，何以有断烂朝报之诮也？然文学虽如是其重，而独无文学史。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而所持者又甚狭，既失先河后海之旨，更多朝三暮四之弊，故虽终身隶属于文学界者，亦各守畛域而不能交通。屈、宋之徒，罔识高、赤，韩、柳之裔，摈斥曹、刘，此尚因造诣之各异也。甚而一门之中，亦分水火，宗两汉则祧六朝，崇三唐则薄两宋，信古者则嗤近习为俳优，趋时者则讥陈编为刍狗。而不知奇偶华质，因于自然，本原未尝或异；甲乙丙丁，不过符号，界线终未分明。而乃画地为牢，操戈入室，执近果而昧远因，拘一隅而失全局，皆因乎无正当之文学史以破其锢见也。盖我国国史，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历史如是，而文学之性质亦禀之，无足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