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史是现代大学中文系最主干的课程之一，因而各种冠名“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与专著，早已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纵观我们今天的学术繁荣以及所取得的每一个进阶，无不是以前人的肩膀为依托的，此诚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也。回溯百年教育史和学术史，清末东吴大学汉文教习黄人所著《中国文学史》实乃真正具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拓荒之作，筚路蓝缕之功，自不能湮灭。只缘坊肆未曾流行，见者甚少之故，几为世人所淡忘，经浦江清、钱仲联、陈玉堂、孙景尧、王永健、徐斯年、曹培根诸位先生的褒掖与绍介，渐为学界所关注，诚如台湾学者黄维梁所说，黄人及其《中国文学史》，“在百年孤寂之后，他所积累的名声，我们真要‘连本带利’、十倍百倍地奉献给他——他在地的后人，他在天的英灵！”^[1]

黄人（1866—1913），原名黄振元，字慕庵，一作慕韩，中年以后改名黄人，字摩西，别署蛮、野蛮、野黄、梦闇、诗虎。江苏昭文（今常熟）浒浦问村人。三十岁时，应友人之约，寓居苏州，结交吴中名流吴梅、金松岑、吴湖帆、范烟桥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庞树松、树柏兄弟在苏州组织“三千剑气文社”（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黄人旋偕所有成员并入），以文会友，评说时事，并创办了苏州历史上最早的报纸《独立报》，后因“借明讽清，语多警辟”，“言词犯上”而于次年被苏州知府彦秀封禁。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二月，东吴大学正式成立开学，聘黄人任国学教习（教授），直至辞世。

黄摩西在东吴园中的十三年，对于东吴人文学术传统之建立，功莫大焉，尤其是他在晚清保守势力盛行的时世背景中，却多有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学术活动，其创新精神直至今日依然是东吴后人不可多得的学术精神财富。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生前一直希望将黄人与章太炎、吴梅、唐文治并尊为“苏大四先生”，建纪念馆以缅怀先贤卓绝的贡献，在他年逾九十高龄之际还不无深情地说道：“苏大文学院今日之成就辉煌，生海先河，溯源自当上及东吴建校之初！”^[2]对黄人的推崇更是溢于言表。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刊的《雁来红》是东吴大学最早的年刊，黄人即为主编，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藉以流布，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就是首先刊布于此，遂广为传诵，直至今日依然是文坛的一段佳话。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黄人主笔的《学桴》^[3]创刊，黄人在《发刊词》中明确此刊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为要务，《学桴》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学报，以学术传播、学术交流为己任的大学学报传统也由此而奠定。宣统三年（1911），黄人完成《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主编工作，辞典共计收入66门现代新学科的12000余词条，出版之后，大受欢迎，三月之内连续再版三次，被学术界视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其开创之功不可没”。^[4]当然，更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史》，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真正具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巨著。全书洋洋洒洒三十册，凡一百七十余万言，“创论层出，冠绝时贤”^[5]，“阐述中国文学的发展，不但多石破天惊的议论，发前人所未发，也多今人所未言，而且力倡文学自由之说”^[6]。

关于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撰著经过，黄人的同乡，且与之比邻而居于卢师浜（今螺丝浜）的另一位东吴汉文教习徐允修在《东吴六志·志琐言》中有过一段较为详尽而细致的记载，弥足珍贵：“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孙校长以本校仪式上之布置，略有就绪，急应厘订各科学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唯国学方面，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何来合适课本，不得不自谋编著。因商之黄摩西先生，请其担任编辑主任，别延嵇绍周、吴瞿庵两先生分任其事。一面将国学课择要编著，一面即用誊写版油印，随编随课，故编辑之外，又招写手四五人，逐日写印。如是者三年，约计所费已达银元五六千，所编《东亚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五六种。孙校长以此事着手业经三年，理应该择要付印。因由黄先生将《文学史》整理一过。此书系其自己手笔，开头总论、分论、略论，洋洋数百万言，均系惬心之作；以下亦门分派别，结构严谨，惟发抄各家程式文时，致涉繁泛。书虽出版，不合校课之用。正欲修改重印，先生遽归道山，遂致延阁多年。今春，有王均卿先生（系先生之老友，在中华书局编辑者），愿负修改之责，完成合式之本，付诸铅印，不日即可出版矣。窃谓孙校长以一西国人，不急急于西学之课，而惟不吝巨资编著国学课本，欲保存国粹也，其心不显然可见乎？”^[7]

这一段叙述，尤为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与林传甲“仿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林传甲在卷首的自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人则完全是“自谋编著”，故而其著“体大思精，议论宏通”，中多“独创之见”。^[8]

出于教学之需，缘未有现成的课本，东吴大学校方遂请黄人主其事，“自谋编著”《中国文学史》。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黄人精心结撰，机杼独出，故而书中时时闪现的精警独辟之见，无不凝聚了黄人的艰辛，即便有嵇绍周、吴梅、金叔远等助手的襄助，“随编随课”，“逐日写印”，黄人的撰述进度也极为艰缓，前后历经三年，方撰写至中国文学的“第一暧昧期”（明代），尚未及总论中所谓的“第二暧昧期”（清代）；而林氏仅历半年而告竣。盖因成书之过于迅疾，林传甲本欲仿川氏之意，却又未真正尽得其精髓、真意，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教授在《“国文讲义”与“文学史”之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论，并在最后的结论中这样说道：“我们以为‘中国文学史’之题，只是摭拾的观念之一；林传甲的主要目标是编‘国文讲义’多于撰写‘中国文学史’。”^[9]其实，早在1922年，郑振铎先生就对林著《中国文学史》有过更为激烈的批评，说其“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10]后来，郑振铎撰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力避林著的这一缺陷。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史课程教职的浦江清先生，在评说郑著时，追溯文学史撰述之渊源，就对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评骘公允：“关于中国文学史之著作，数年来所出虽多，惬心满意之作实少。最早当推已故之黄慕西氏在东吴大学所编讲义，始具文学史之规模（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以骈文出之，文词隽妙。然议论固有独见，考证非其所长。”^[11]身处京师的浦江清教授，又专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林著不仅应见过，自应认真研读过；黄人《中国文学史》经东吴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旭轮之邮寄，浦先生方得通览^[12]，而在比较之后，浦先生竟以为黄著“始具文学史之规模”，而与黄人同时着手的林著却并未得此定评。是则，林著虽“文学史”之名，而未有其实也，故未将其视为中国第一部文学史著作；从真正的文学史意义上来讲，黄人之著实堪称首部。

（二）黄人是《中国文学史》的实际主事者，尤其是关涉全书总体构架的总论、略论部分的理论阐述和全书的立目安排，皆系黄人的“自己手笔”和“惬心”之论，其间虽有嵇绍周、吴梅等人助其成，然亦当视为黄人之著作。

关于这一问题，有一事不得不细为辨证，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曾有记载云：“金丈叔远鹤冲曩在东吴大学，与摩西为同事，且同乡，交尤契。丈告余：《中国文学史》一书，非摩西一人之作。属于古代者，出摩西手。汉以后则他人所续也。摩西性极懒，作字尤谲诡类虫书鸟篆，人不能识。《文学史》一书，当时逐日编纂，用为校中讲义，往往午后需用，而午前尚未编就，则口衔烟筒，起腹稿，口授金丈，代为笔录。录就后，略一过目，无误漏，则缮写员持去付印矣。”^[13]金叔远氏，与摩西是同乡，又为东吴同事，所言《中国文学史》编撰细节，前后矛盾，其说自不可信。既是摩西腹稿后口授，金氏本人亦只不过代为笔录而已，岂可据以认定《中国文学史》一书非黄氏之著述？若照此而言，则当时校方所“招写手四五人”，亦当列名著者耶？徐允修《东吴六志》的记载是再明确不过的，襄助摩西，分任其事的仅两位：嵇绍周、吴梅，其中并没有金叔远，更遑论金氏说的“关目”。核之金氏自己所撰的《黄慕庵家传》，仅言他尝为摩西作笔录，在这一过程中，金氏叹绝的是黄人的惊人记忆，而这一“关目”，却只字未提，后竟有这般私下之议，且肆意诟病亡友，不知何故。依笔者之见，金氏恐难免有攀附之嫌。与金氏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吴梅之谦谦大度。1905年秋，因黄人之荐，吴梅入东吴任其助教，真正参与《中国文学史》的修纂，终其一生，却从未提及金氏这样之话头，对摩西先生更是崇敬之至，甚至在应聘北大，亦已卓然成为一代名家后，也常谓：“识南北文人无虑数千，名教授藉甚声高，其才皆非摩西匹也。”^[14]吴梅很清楚，在协助摩西编订《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自己得益匪浅，他曾说自己在词曲方面的造诣先得于亡友潘养纯，“又得黄君摩西相指示，而所学益进。故余与词曲之道，虽不能至，而此中甘苦险夷，皆备尝之矣。养纯导于先，摩西成于后，是二人者，皆大有造于我者也”^[15]。他又在为郑振铎《清人杂剧二集》作序时说：“往与亡友黄君摩西，泛论明清两朝文学，造诣各有浅深，皆有因而无创。摩西谓明人制艺、传奇，清之试帖诗，皆空前之作。余深韪其言。”^[16]吴梅不仅“深韪”摩西之言，更在自己的许多著述中，援引、承继黄人《中国文学史》中的主要观点，如其《中国戏曲概论》及《读曲记》中对汤显祖“临川四梦”、吴炳“粲花五种”（尤其是《绿牡丹》一剧）的评骘，与黄人《文学史》中的相关论述完全一致；而吴梅后来在北大任教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17]，对唐人传奇的论述也与黄人《中国文学史》所论如出一辙。这样大量地征引和称述，且不注明出处的做法，普遍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学术著述中，足以表明著者对被称引前贤的尊重和认可，绝不可依今日之规则视为学术失范；相反，我们倒可以由此中之消息，充分感受到黄人对吴梅的影响，亦可体会到他对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拓荒意义。

（三）东吴大学主事者的学术魄力与校园学术空气堪称“兼容并包”之典范，端赖于此，才造就了黄人《中国文学史》独具的“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因而被学者誉之为“我国首先介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并运用其观点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先行者”。^[18]

东吴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首任校长孙乐文极为通达开明，校内的同事则“美国人与我国人晋接周旋，确无国际畛域”，而在学术上更是主张中学、西学的融通与对话，所谓“互相考证，免除中外隔膜”也。^[19]一方面，孙乐文校长提倡“保存国粹教育”，东吴第三届毕业生杨惠庆在演讲时就说：“先生设学，首重国文。尝谓中国学生，当首取祖国固有之国粹，发挥之，光大之，不应当专习西文，置国本于不顾。”^[20]同时，自学校“创办之始，即提倡中西并重，俾毕业生吸收西方科学，熔冶于中国文字之中，不致偏重一方，造成外国化的中国人，‘虽有学识，与国无补之弊’”。在这样“洵已不凡”的“高见宏旨”指引下，“东吴大学自创办以来，国文程度素冠东南诸教会学校，教员若黄摩西，若章炳麟，若嵇绍周，皆一时知名之士。即历年毕业生，若陆志韦、赵紫宸、薛毓津、姜尚瑜等，文章亦皆斐然可观”。^[21]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百余年前的东吴大学出现黄人这样“号为百科全书”^[22]的学者，也就是情理中之事了，而出现具有“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的文学史著作，也就水到渠成了。

“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是黄人《中国文学史》最为显著的特点。在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审视中，黄人发现其中的诸多弊端，因而对它的批判亦堪称激烈之至，其中有谓：“所持者又甚狭，既失先河后海之旨，更多朝三暮四之弊……各守畛域而不能交通……而乃画地为牢，操戈入室，执近果而昧远因，拘一隅而失全局，皆因乎无正当之文学史以破其锢见也。盖我国国史，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历史如是，而文学之性质亦禀之，无足怪也。”（见本书第3页）“盖他国之文学有限，而吾国之文学无限；他国之文学，此文学与彼文学有关系，而吾国之文学，分划疆畛，几若老死不相往来。一言蔽之，则此文学者，可谓不通之文学，业不适矣！”（见本书第99页）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性反思，黄人遂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引入了西方的“文法”（Grammar）、“文典”的概念。所谓“文典”，黄人在其主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第107页中有过这样明确的解释：“于同一系统二国以上文学性质，就其用法，参互比较而得其异同连合之故，谓之比较的文典。”而黄人对《马氏文通》（马建忠作）、《文字发凡》（龙志泽作，一曰《中学文法教科书》）、《汉文典》（商务印书局本）、《英文汉诂》（严复作）、《文学释例》（章绛作）等早期能“贯通中外，上下古今”的“文典”之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以为这些著作对于“已有学识者读之，诚足以破拘墟之见，得反隅之益”，但其弊在于，“若以供束发受书学子之用，终苦奥衍”。（见本书第100页）所以，黄人自己在编辑《中国文学史》教材时，就尽可能深入浅出地以“文典”研究的方法，“愿其于文字之性质，学生之感情，所以离合迎拒者，而一加意焉。更愿其于文学性质之成分，与学生感情之原素再加意焉”（见本书第100页）。他自觉地借鉴包括大田善男、达克士、苦因地仑、西在洛、巴尔克之、阿诺图、薄士纳、科因西哀、烹苦斯德等国外学者对于文学的理论思辨成果，成功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学问嫁接，开创了有别于以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为主要形态的传统文学研究的新路径。黄人在书中明确提出：“要而言之，文学从两要素而成：一内容，一外形也。内容为思想，重在感情的；外形为文词，重在格律的，而格律仍须流动变化，与他种科学之文不同。外形不论，而就其实体（即内容）言之，其人之思想有三方面，即真、善、美是也。”（见本书第61页）一则强调“真、善、美”作为一个统一标准，视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和评价标准，作为全书的总纲在起始处开宗明义，这与传统的偏执一端衡铨文学不同，标志着具有世界眼光的全新批评标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确立。再则，黄人更强调“文学史”之谓，“盖精神上之文学史，而非形式上之文学史；实际上之文学史，而非理想上之文学史也”，故而“文学史研究自然尤不妨破成格而广取”（见本书第144页）。黄人的这部《中国文学史》，真正使中国的文学研究由经验式的品评转向辨别种类、源流、正变、沿革的历史研究，这正是黄人自己所言：“就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见本书第3页）所以，全书无论是选材、体例，还是叙述、评论，无不鲜明地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以上所论，都是就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大要而言，至于书中随手胪举的中外文学比较之例，比比皆是，不再赘言。

随着“真、善、美”统一标准的确立，黄人对文学范围的界定也就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破成格而广取”之，远远超越传统文学的藩篱，体现了博通的学术视野和通达的文学史识见。

首先，神话、小说、戏曲等一直以来被轻忽的文体，自然成为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极力彰显的对象。他结合上古先民生活状态，解说上古神话的真实性，论及《炼石补天》时有云：“初民凡指手以上者皆为天（天、颠、顶一声，本一意），特未有屋宇，构巢不蔽雨，一遇雨，即哗怪谓天漏矣。娲氏发明石灰之法，用以涂饰，遂无沾濡之患，遂群神为补天。”（见本书第102页）遂由此推而广之，作结谓：“凡一切古时神奇之说，皆可以是推之，则不致迷信，而可借以壮我文学之藻采（《易》、《诗》及《楚辞》多奇语，即得此）。彼《庄》、《列》寓言，即由此变化而出，则并可增进高尚之思想，在能善自审择耳。”（见本书第102—103页）“古时神话，颇多不足训世，故孔子删之，而史起于以伦理治世之尧舜，然智识上固宜屏之，而美感上则足以助文学之兴味，且事非尽无根据，惟在半开化时代，虽常事亦必神奇其说，非是则不足起信也。”（见本书第102页）对于古代小说的评价，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论说虽不多，而与其《小说小话》相得益彰，也有明确的说明：“若夫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浇漓，舆论之向背，反多见于通俗小说。且言禁方严，独小说之寓言，十九手挥目送，而自由抒写。而内容宏富，动辄百万言，庄谐互行，细大不捐，非特可以刍荛补简册，又可为普通教育科本之资料。虽或托神怪，或堕猥亵，而以意逆志，可为人事之犀鉴。”（见本书第321页）尤其是他对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家庭小说，评价亦很高。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视王国维为中国戏曲研究的拓荒者，尤其是他完成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中提出的“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广为后世称誉。殊不知，黄人《中国文学史》中评骘元杂剧、明清传奇时就早有“一代文学之代表”、“文界之异军苍头”这样的论说（见本书第15页），所以，王永健教授在其著作中将黄人之论与王国维之说相提并论，以为“真可谓前后辉映”，并不无感慨地说道：“长期以来，研治中国戏曲史者，只提王国维，而不提黄摩西；推崇《宋元戏曲考》，誉之为中学与西学结合的产物，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晶，而不知《中国文学史》也是同样的精品。”^[23]

其次，黄人以多学科视阈的融合渗透，来全方位地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更进一步体现了其“破成格而广取”的原则。其中所涉及者，除物理学、声学、乐理学（书中更有用五线谱来图解声音之境域）等诸多西方科学之外，更如金叔远《黄慕庵家传》中所言，是“从语言、结绳、图书、音韵而有文学；从文字而有文学、金石学、韵学、小学、美术之类；从文字之肇始，以至于极盛时代入华离时代，无所不详”。这样的做法，诚有“过杂”、“庞杂”之弊，但这实在是黄人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学特殊性的充分考虑。黄人由“他国输入之名学、国文、国语教本”中得到启发，发现传统文学研究“于文字之所以组织为文学，文学之所以解剖为文字之关系上，有何效力，更无论矣”，遂主张将语言、文字（包括文字、音韵），进而将书法、美术纳入到他广义的文学研究视阈之中。黄人认为：“以广义言之，亦未始不可统之于文学。即以文学狭义言，亦讨论文学者所不可不知也。”（见本书第9页）中国古典诗、词、曲不但讲究辞情，更讲究声情，所谓“声情并茂”、“声情摇曳”方可称美，因而讲述中国古典文学岂可略音韵、文字乎？黄人《中国文学史》中也曾对此有过明确而精妙的论说：“诵读者，文字之不能仅赖乎目谋，而必以口耳助之也。韵文如词、赋、诗歌之类，其立法之始，所谓韵者，未尝不系乎口耳”（见本书第74页）；“古有四声之用，而无四声之学，至梁沈约始著韵书，编分平、上、去、入之谱，内调节于宫商，外根源于梵学，遂为文学家律令之一部……四声一门，亦为吾国文学界上一种附属品”，故“当略著其例”（见本书第80—81页）。至于与金石、书法的关系，黄人在相关部分的论说也有涉及，如他将秦代的《岣嵝禹碑》等刻石，视为秦代文学的代表，并说：“三代以上无泐石之文，而秦始创之，从此吉金变为乐石。而南山之骨，日受槌凿；然钟鼎彝器，多垂训戒。及昭吉祥，其纪功德者仅居少数，而文词亦多简，不如勒石之可铺张扬厉也。故石刻为秦之特别文体，亦即秦之惟一文体，且其文尤为小篆之祖，可供六法家研究。”（见本书第125页）在详述王羲之《兰亭》法帖之后，黄人又从文学角度评之曰：“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见本书第164页）对金石、法帖中的文字做文学史程的审视，不唯在清末，就在今天亦堪称宏识。在大量的选文中，实亦颇能体现黄人“破成格而广取”的原则，在先秦诸子中就选到了兵家的《孙子》和古小说家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在文体上，选到了常被人们忽视的琴操、上梁文、语录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史》中设专节，选录辽、金、西夏，乃至高丽的汉文文学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周边国家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一个文学范例。

再次，黄人以“天演论公例”考察中国文学史，紧密结合社会历史的演进，动态地阐释中国文学的发展。他反对一味地厚古薄今：“人心与世运进化同途，宁有社会之万事皆进，而文学独衰退者？”（见本书第143页）但他所持的“天演论公例”又绝不是机械、简单的进化论，他在《中国文学史·略论·文学华离期》中独具慧眼地说道：“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又中止者，又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以吾国文界言之，其理尤明确。”（见本书第13—14页）黄人认为，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时运、政治的关系密切，所谓“夫世运无不变，则文学亦不能不随之而变”（见本书第101页）。这在黄人对词与戏曲、小说等新文学样式勃兴的论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所谓“或求野求夷，吸收新质，要为文学生活上营养之资，而不能乱文学生殖上遗传之性”（见本书第3页），则完全可视为其文学研究之宣言。其中西合璧、古今兼蓄、雅俗并重、多学科融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诸多领域导夫先路，使得中国文学的研究之路日趋宽广与厚实，这正是先驱者、拓荒者的贡献与历史地位不应淡忘，更不容抹杀之所在！

除了文学研究的贡献之外，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所标举的革命思想及保存国粹，力倡文学自由、文学改革、白话文学的主张，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亦自有其重要的认识价值，诚如陈旭轮《关于黄摩西》中的一句“其提倡文学改革论、白话文学论，尚在胡氏之先”^[24]，就足以让人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样一部“体大思精，议论宏通”，“创论层出，冠绝时贤”的文学史巨著，长期以来一直因其流传不广，成为学界的憾事。早在1932年，时任东吴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陈旭轮就“曾向东吴当局献议，将此书诗文词曲等作品除去，只抽印其绪论及各代通论，卷数即不至繁缛，拟付书局印行，以饷士林”^[25]。可是，这一提议在当时并未得到呼应。在延搁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虽有诸多学者的推介，黄人《中国文学史》已被越来越多的学术同仁所知晓，但是不能一睹全貌之憾叹在学界益愈强烈。

黄人《中国文学史》存世者，只有1911年前后国学扶轮社的铅印本，据笔者所知，除苏州大学图书馆之外，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各有一部。而徐允修《东吴六志》中所谓1926年王文濡准备修订出版者终未见行世，不知何故，盖虽有其议而终未得实刊耶？此次整理、点校，以苏州大学图书馆所藏国学扶轮社铅印本为工作底本。与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所藏二十九册相比，苏大所藏多抄配一册，其中有论述《晋至宋元文学之弊》、《两晋六朝·因于前代之文体》、《两晋六朝·特创及分裂之文体》等内容，此系据当时东吴大学油印讲义缮录者，而为铅印本所未刊者，弥足珍贵，故而一并阑入。黄人《中国文学史》中的作品选数量至巨，为了更集中地展现其宏识灼见，此次整理中，作品选原文一概从略，仅存其选目。黄人《中国文学史》在考证和部分论断上亦不无错误之处，在整理中，亦随文加按语略作说明，对一些明显的舛错或抄录错误也作了改正。

在资料搜集和整理点校的过程中，得到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档案馆、苏州大学博物馆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文学院王永健教授，王老师在黄人研究上素有心得和创获，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并把自己多年研究黄人的心得体会无私地传授给我。此外，还要感谢常熟理工学院的曹培根教授，他曾整理过《黄人集》，因而曹老师给我在文献上的指导也就更为具体细致，更经由曹老师的引荐，得以拜访黄人的曾孙黄钧达先生。钧达先生慷慨无私地将珍藏多年的黄人印章、像片以及多种手稿见示，并提供复制。钧达先生的一番话尤令我感动，他说：“我主要的任务，首先是保存好先人的遗物和资料，其次是为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尽可能提供需要的资料。”凝视着先贤的手泽，不由得惶恐万分：后学的愚钝无知殆不会玷辱圣哲？盖不会令诸多曾给予我无私帮助且对我充满殷殷期盼者失望罢？果是如此，亦乞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多年前，学界前辈就有整理出版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呼吁，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却始终未能整理付梓。七年前，我应某出版社之约，在王永健老师的鼓励下，斗胆整理了黄人《中国文学史》，前辈学者未遂的心愿似乎可以就此了结。但由于出版社的爽约，一直迟迟未能公之于众。在长达七年的波折中，黄钧达先生多次为促成《中国文学史》的出版积极奔走呼号。而今，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出版终于得到苏州大学文学院的资助，苏州大学出版社也愿襄其成，岂非美事哉！

杨旭辉　　　

2014年9月于苏州

【注释】

[1]黄维梁《不能湮没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羊城晚报》2004年11月2日。

[2]钱仲联《东吴人文学术传统》，钱仲联、范伯群主编《中国雅俗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后改名《东吴月报》、《东吴》、《新东吴》，创刊号原件藏苏州大学博物馆。

[4]李迪、郭世荣《中国现代第一部百科全书》，《辞书研究》2002年第3期。

[5]钱仲联《南社吟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6]钱钟联《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

[7]徐允修《东吴六志·志琐言》，1926年苏州利苏印书社印，苏州大学档案馆藏。

[8]陈旭轮《关于黄摩西》，《文史》1934年第1期。

[9]朱栋霖、范培松主编《中国雅俗文学研究》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原文刊于《文学旬刊》1922年9月，后收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

[11]浦江清《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文原载1932年8月1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三十九期，署名“君练”；又见于《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12]事见陈旭轮《关于黄摩西》，《文史》1934年第1期。

[13]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9页。

[14]陈旭轮《关于黄摩西》，《文史》1934年第1期。

[15]吴梅《奢摩他室曲话自序》，《吴梅全集·理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9—1140页。

[16]《吴梅全集·理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9页。

[17]此稿藏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其详情参见陈平原先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朱栋霖、范培松主编《中国雅俗文学研究》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26页。

[18]徐斯年《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

[19]徐允修《东吴六志·志师资》，1926年由苏州利苏印书社印，苏州大学档案馆藏。

[20]徐允修《东吴六志·志师资》，1926年由苏州利苏印书社印，苏州大学档案馆藏。

[21]沈青来《改良东吴中文科刍议》，《东吴》杂志1921年第三卷第二期。

[22]详见《二十五年来之东吴》一文，东吴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回渊》。

[23]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24]陈旭轮《关于黄摩西》，《文史》1934年第1期。

[25]陈旭轮《关于黄摩西》，《文史》193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