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哥白尼的诞生

爱因斯坦逐渐从病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沌中恢复过来。他非常渴望能够观测将于1919年5月29日发生的日食。英国科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特别热衷于进行能最终证实爱因斯坦理论的这一实验。爱丁顿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秘书。他既善于观察天象，又深入研究过与广义相对论相关的数学。他还有另一个原因来进行这次日食观测实验：他是个贵格会会员，信奉和平主义，这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参加英军作战。他宁愿坐牢也不参军。剑桥大学方面的官员害怕自己学校的一个年轻的学者由于反对兵役而坐牢，因此就跟政府商量延期让他服兵役，条件是他要做义工，具体说来就是在1919年进行日食观测，检验爱因斯坦的理论。因此，通过实验检验广义相对论就成了官方赋予他的爱国义务。

亚瑟·爱丁顿在靠近西非海岸的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岛上设立了观测营地。另一个远征观测小组由安德鲁·科隆美林（Andrew Crommelin）率领，前往巴西北部的索布拉尔（Sobral）。他们遇上了恶劣的天气，乌云遮住了太阳，几乎毁掉了整个实验。可是就在下午1：30需要拍摄恒星照片的时候，乌云奇迹般地散开了。

不过，远征观测小组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回到英国，仔细分析他们获得的数据。爱丁顿仔细对比了几个月前在英国用同一架望远镜拍摄的照片，他发现平均偏折量为1.61角秒，而索布拉尔观测小组的结果是1.98角秒。加权平均后的结果是1.79角秒，误差在实验容许的范围内，证实了爱因斯坦的1.74角秒的预言。爱丁顿后来充满感情地回顾说，验证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1919年9月22日，爱因斯坦最终收到了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tz）发给他的电报，告知他这一惊人的消息。爱因斯坦高兴地写信告诉母亲：“亲爱的妈妈——今天有好消息。H.A.洛伦兹今天发电报给我，说英国远征观测队证明了太阳会造成星光偏折。” [1]马克斯·普朗克一夜没睡，等待日食观测数据是否能够证实广义相对论的正确。爱因斯坦后来开玩笑说：“他要是真的明白广义相对论，他就会和我一样上床睡觉了。” [2]

此时，爱因斯坦的惊人的新万有引力理论已在科学界沸沸扬扬传开了。可是，直到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于1919年11月6日在伦敦开会后，这一消息才公之于众。爱因斯坦突然间就从一个柏林的高级物理学教授变成了世界级的人物，成了艾萨克·牛顿的接班人。在那次大会上，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发言说：“当时人们兴致勃勃的劲头，就好像看希腊戏剧一样。” [3]弗兰克·戴森爵士（Sir Frank Dyson）是第一个发言的。他说：“我仔细研究过了底片。我可以放心地说，我们找到的证据的确可以验证爱因斯坦的预言。结果确凿无疑地表明，光线的确像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偏折。” [4]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诺贝尔奖获得者J.J.汤姆森（J.J.Thomson）庄重指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一发现，不是找到了一个孤立的科学理论，而是发现了科学思想的新大陆。这是自从牛顿查明了引力定律以来，和引力有关的最伟大的发现”。 [5]

传说，爱丁顿离开会场后，另外一个科学家叫住他，问：“有传闻说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您肯定是其中之一。” [6]爱丁顿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于是那位科学家说：“不要过谦。”爱丁顿耸了耸肩，说道：“我不是过谦。我是在想那第三个人会是谁。” [7]

第二天，伦敦的《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醒目打出：“科学的革命——宇宙新理论——牛顿观念破产——重大声明——空间是弯曲的。” [8]（爱丁顿写信给爱因斯坦说：“整个英国都在谈论你的理论……对于英德两国科学界的关系来说，这事情再好不过了。” [9]伦敦的报章还赞许地提到爱因斯坦当年没有在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上签字。那份由93个德国知识分子签字的宣言曾让英国的知识分子怒不可遏。）事实上，爱丁顿成了爱因斯坦的主要支持者，在英语国家中广为宣传他的事迹，为广义相对论辩护。就好像上世纪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自比为“达尔文的恶犬”，大力宣传遗传理论一样，爱丁顿则不遗余力地，借助自己在科学界的威望和雄辩的口才，推广相对论。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位是贵格会会员，一位是犹太人，这两个和平主义者的奇怪结合，使英语国家的人开始了解了相对论。

相对论突然之间在世界上出了名，许多媒体对此毫无准备。他们开始网罗任何具有物理学知识的人。《纽约时报》立即派其高尔夫球专家亨利·克罗齐来报道这一迅速传播的故事，结果出了无穷的错。《曼彻斯特卫报》派出的是音乐评论人来报道这一事件。稍后，伦敦的《泰晤士报》请爱因斯坦撰文详细介绍自己的理论。为了说明相对论的原理，他在文章中写道：“如今，在德国，我被称作德国的科学家，而在英国，我则是一个瑞士的犹太人。如果我变得令人讨厌，那么对我的描述就会反过来，德国人会把我看成瑞士的犹太人，英国人则把我看作是德国的科学家。” [10]

很快，上百家报纸开始连篇累牍采访报道这位已经被证实具有天才的科学家，这位哥白尼和牛顿的继承人。急于赶出稿子的记者包围了爱因斯坦。好像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在头条报道了这一事件。也许公众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野蛮而无理智的屠杀耗尽了精力，他们急需这么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给他们解说神秘的星球和天堂内部的缘由。这些道理，一直都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另外，爱因斯坦还重新塑造了天才的形象。爱因斯坦并不高高在上。公众欣喜地发现这位天体星球的代言人，像一个青年贝多芬，有着满头爆炸似的头发和布满褶子的衣服，而且还经常在接受采访时说个俏皮话，逗个乐子什么的。

他给朋友写信时这么写道：“现在，所有的马车夫和饭店招待都在谈论相对论是对是错。一个人对此采取何种观点取决于他隶属的政党。” [11]但是随着新鲜感逐渐过去，他开始感受到成为公众人物的坏处。他写道：“自从报纸开始蜂拥报道我开始，我就被问题、邀请、挑战包围了。我梦到自己在地狱中被焚烧，邮递员就是恶魔，不断骚扰我，把一堆堆信扔给我，而我连早先的信还没回呢。” [12]他总结道：“世界是个好奇的疯人院”，他则处在“这个相对论马戏团”的中心。 [13]他抱怨说：“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娼妓。人人都想知道我在做什么。” [14]好奇的、狂热的、马戏团的宣传人，都想看一眼或是利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柏林画报》刊载了这位突然出名的科学家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有一次伦敦一家大马戏团的票务处想把他的照片和喜剧家、走钢丝的以及吞火者等印到门票上，而且开价很高。他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对于好奇的人提出的请求，爱因斯坦总是礼貌地回绝。可是对于人家用他的名字给孩子起名甚至是作为香烟的商标，他却毫无办法。

像爱因斯坦的发现这样重大的事件，不可避免会招致怀疑和挑战。怀疑阵营的主将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从被英国媒体落下的失利中解脱出来后，其编辑开始笑话英国人太容易上当了，这么快就接受了爱因斯坦的理论。《纽约时报》的文章称英国人“在听到拍摄的照片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后，似乎被一种知识恐惧所吓倒……当他们意识到太阳照样升起——而且显然仍是东升西落——他们才逐渐回过神来”。 [15]纽约的编辑们最苦恼，也最令他们疑心的，是全世界明白这一理论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编辑们慨叹这简直有点太非美国化，也太非民主了。全世界是不是被一个天大的玩笑给涮了？

在学术界，持怀疑态度的一派，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天体力学教授，查尔斯·兰·坡（Charles Lane Poor）为领队。他说道：“爱因斯坦引用并宣称的该理论所谓的天文学证明，其实并不存在。” [16]他这么说倒是自己搞错了。坡把相对论的作者和写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笔下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人物相提并论：“我读了多篇关于四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其他关于宇宙形成的心理学探索方面的文章。我读过之后的感觉，就像参议员布兰吉（Brandegee）先生在参加过华盛顿的一次盛大晚宴后的感觉。” [17]他说：“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和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一起，与疯帽人一起喝了杯茶。”工程师乔治·弗朗西斯则怒气冲冲地说相对论是“斗鸡眼物理学……彻头彻尾的癫狂……痴人说梦……最不上台面的梦呓……巫师的咒语。到了1940年，人们就会认识到相对论只不过是个笑话。到那时，爱因斯坦已经和安德森、格林，以及疯帽人一起被埋葬了”。 [18]讽刺的是，历史学家之所以还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却是因为他们对相对论发表过长篇累牍的无用攻击。物理学不是由流行与否所决定的，也不是《纽约时报》的编辑所能左右的，而是细心的实验才能证明的。优秀的科学成果莫不具有此特点。马克斯·普朗克在提出量子理论的时候也面临过激烈的批评，而他曾经说过：“新的科学真理并不会因为其反对者宣称被说服了而站稳脚跟；它只是随着反对者逐渐死去，而年轻的一代从一开始就熟悉这些真理，才会占据上风。” [19]爱因斯坦自己也曾经说：“伟大的灵魂总是会遭到平庸之辈的激烈反对。” [20]

真是不幸，报纸对爱因斯坦的赞美和奉承，竟招致了越来越多恶意批评者的嫉恨。物理学界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者是菲利普·勒纳德（Philipp Lenard）。他曾获得诺贝尔奖。他的贡献是奠定了光电效应对于频率的依赖性。他的研究结果最终被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所解释。米列瓦在海德堡期间曾听过勒纳德的课。在他发表的一份耸人听闻的文章中，他称爱因斯坦是“犹太骗子”，而相对论“如果人种论更流行的话，原本早该就能预计到——因为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 [21]最终，他成了“反相对论联盟”的领导人物，全力将“犹太物理学”从德国驱赶出去，净化雅利安人的物理学。在物理学界，持此论者并非勒纳德一人。德国科学界还有不少人和他站在一边，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和汉斯·盖革（Hans Geiger，盖革计数器7的发明人）。

1920年8月，这个恶毒的反对者小组在柏林订下了爱乐音乐厅，专门用来集会攻击相对论。最引人注目的是，爱因斯坦坐在观众席上，面对一个又一个愤怒的发言人。那些人站在台上谴责他喜欢卖弄自我、文抄公、牛皮大王，他毫无惧色。9月，又有一次类似的正面冲突。这次是在巴特诺海姆举行的德国科学家协会会议上。武装警察出面在大厅入口站岗，并准备随时阻止示威或暴力行为。爱因斯坦在试图回应勒纳德的煽动性攻击时被轰了下来。这场闹剧上了伦敦的各大报纸。听说德国伟大的科学家正被赶出德国，英国人警觉起来。驻伦敦的德国外事办公室的代表力图平息这些传闻，说如果爱因斯坦离开德国，那将是德国科学的灾难。并且说：“我们不会赶走这么一个人……我们可以利用他有效地宣传德国文化。” [22]

1921年4月，世界各地的邀请纷至沓来，爱因斯坦决定利用他新挣来的名声，不仅是促进相对论的传播，还要促进和平和犹太复国运动。他终于重新找到了自己犹太民族的根。 [23]通过多次和朋友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长时间交谈，他开始深切地理解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他写道：布鲁门菲尔德“使我找回了我作为犹太人的灵魂”。 [24]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人物查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想让爱因斯坦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筹集资金。他的计划中包括让爱因斯坦周游全美国。

爱因斯坦乘坐的船刚一停靠纽约，他就被争相目睹其尊容的记者包围了。在纽约街头，市民夹道欢迎他的车队。他站在豪华敞篷轿车中向人群挥手，人群报以欢呼。有人向爱尔莎抛掷过来一束花，她说：“就好像是巴纳姆马戏团在巡回演出！” [25]爱因斯坦开玩笑说：“纽约的淑女太太喜欢每年都有新时尚。今年的时尚是相对论。” [26]他又说：“我是会吹牛还是会催眠，竟然把大家弄得都跟马戏团小丑似的？”

如其所愿，爱因斯坦吸引了公众强烈的注意，为犹太复国运动争取到了大量的支持者。抱着良好愿望的人、好奇的人，以及他的犹太崇拜者塞满了他演讲的大厅。在曼哈顿，8000人涌进了第六十九团的军械库，为的是一睹这位天才的容颜。 [27]另外还有3000人没有机会进去。纽约城市大学为爱因斯坦举办的招待会是他此行的高潮。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艾西德·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当时对爱因斯坦的演讲作了大量记录，叹服于他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和其他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直到今天，纽约城市大学的全体学生围在爱因斯坦身边的照片还挂在校长办公室里。）

离开纽约后，爱因斯坦马不停蹄地又走了好几个大城市。在克里夫兰，3000人涌来看他。“多亏一伙犹太老军人极力推开争相看他的人群，才使他没受严重的伤害。” [28]在华盛顿，他和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G.Harding）会面。可惜他俩无法交流，因为爱因斯坦不会说英语，哈丁则不会德语和法语。（爱因斯坦这次旋风般的旅行共募集了近100万美元，其中25万是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向800名犹太裔医生演讲时募集到的。）

他在美国的旅行不仅向数百万的美国人介绍了空间和时间的奥秘，而且还加深了爱因斯坦对于犹太复国运动的理解。他生长在欧洲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和全世界贫穷苦难的犹太人没有直接的接触。“这是我第一次将犹太人当作一个整体看待，” [29]他说道，“我到了美国才发现了犹太民族。我见过许多犹太人，可是不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我见到的都不是犹太民族。我在美国看到的犹太民族来自俄国、波兰，或是笼统地说，来自东欧。” [30]

从美国回来后，爱因斯坦去了英国，在那里他见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爱因斯坦让他们放心，相对论不会减弱人们的道德观，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宗教。这让神职人员大为欣慰。他在罗斯恰尔兹吃午饭，遇到了经典物理学家雷利（Rayleigh）勋爵。后者对爱因斯坦说：“假如你的理论是讲得通的，我觉得……那些事件，比如，诺曼人占领英格兰，就不曾发生过。” [31]当别人把他介绍给霍尔丹（Haldane）勋爵及其女儿的时候，那位女士看见他就激动得晕倒了。稍后，爱因斯坦前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向艾萨克·牛顿墓献了花圈。1922年3月，爱因斯坦收到法兰西学院（the College de France）的邀请，在那里他受到了巴黎媒体和巴黎人的热情欢迎。一位记者评论道：“他成了最流行的时尚。学者、政治家、艺术家、警察、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爱因斯坦来讲学了。对于爱因斯坦，爱吹牛的巴黎人什么都知道，谈论起他来还忍不住要添油加醋。” [32]爱因斯坦的旅行也遇到了阻力。一些科学家还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缓和过来，他们联合抵制他的演讲，借口是德国尚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作为回应，巴黎一家报纸说：“要是某个德国人发现了治愈癌症或肺结核的疗法，这30位先生难道还要等德国成了国际联盟的成员才肯用？”） [33]

不过，爱因斯坦返回德国，面临的却是战后柏林不稳定的政局。这一时期充满了政治暗杀。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被杀害。1922年4月，爱因斯坦的同事，犹太物理学家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当时已经是德国外交部部长，在自己的车内被冲锋枪射杀。另一位知名犹太人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也遇刺，身受重伤。

德国宣布全国默哀，剧院、学校、大学等都关门，哀悼拉特瑙。100万人静默在国会大楼前，参加他的葬礼。然而，菲利普·勒纳德拒绝取消在海德堡物理学研究所的课程。此前，他曾鼓动人刺杀拉特瑙。在国葬日那天，一批工人试图劝说勒纳德停课，但被他从二楼泼水浇得透湿。工人们于是冲击研究所，把勒纳德拖了出来。要不是警察赶来，他们就把他扔到河里去了。

同年，德国一个叫鲁道夫·莱布斯（Rudolph Leibus） [34]的年轻人被捕。他在柏林许诺，如果有人刺杀爱因斯坦以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他就提供奖金。他如此说：“把这些和平主义者的头头杀掉是爱国者的责任。” [35]法庭判他有罪，但只处以16美元的罚金。（爱因斯坦对来自反犹太分子和疯狂个人的危险很重视。曾经有个叫尤金尼亚·迪克森（Eugenia Dickson）的精神有问题的俄国移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系列恐吓信，咒骂他是假的爱因斯坦，还冲进爱因斯坦的家要杀他。 [36]但是还没等她靠近爱因斯坦，爱尔莎就在门口挡住并制服了她，然后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面对这一反犹太浪潮，爱因斯坦再次踏上了旅程。这一次是去东方。当时哲学家兼数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正在日本巡回讲学。有人请他提几个当时最杰出的人物，让他们也来日本讲学。他立即就提到了列宁和爱因斯坦。当然，列宁是请不来了，所以邀请信就到了爱因斯坦手上。他接受了邀请，于1923年1月开始了奇妙之旅。“生活就像骑自行车。要想保持平衡，你就必须不断运动。”他这样写道。 [37]在去日本和中国的途中，爱因斯坦接到了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消息。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电报告知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获奖并不是因为相对论他这一最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由于光电效应。次年，爱因斯坦才作了颁奖演说。讲话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典型风格。他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样谈光电效应，而是大谈相对论。

爱因斯坦早已是最出名、最受人尊重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这么迟才获得诺贝尔奖？讽刺的是，从1910年到1921年，他八次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在那期间，无数的实验证实了相对论是正确的。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斯文·赫定（Sven Hedin）后来说，当时问题出在勒纳德身上。他对其他的评委，包括赫定本人，有很大的影响力。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也回忆说当时的诺贝尔提名委员会对于相对论的问题有分歧，最终让评审委员会来评估该理论：“他把时间全部用在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上，可他理解不了。他没有勇气把诺贝尔奖授给相对论，怕日后又发现这个理论错了。” [38]

爱因斯坦依照承诺将诺贝尔奖奖金的一部分寄给了米列瓦，作为他们离婚协议的一部分（合32000美元，以1923年的价值算）。她后来用这笔钱在苏黎世买了三套住宅。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因斯坦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巨人。 [39]报纸争相采访报道他；他面带微笑的照片出现在银屏上；无数的人请求他作演讲；对于他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新闻记者都不厌其详地记录刊载。爱因斯坦开玩笑说自己就像是点石成金的迈达斯8王，只不过他是点任何东西都成了报纸头条。纽约大学1930届学生在列举世界上最出名的人的时候，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是第一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第二。这两个人的得票远远超过任何的好莱坞明星。不论爱因斯坦去哪里，都能吸引大批的人群。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4000人争相观看解释相对论的纪录片，几乎引发骚乱。一伙实业家甚至同意掏钱在波茨坦修建“爱因斯坦塔”。这是一座风格前卫的天文台，于1924年竣工，塔高16米，上面安放着一台天文望远镜。无数的艺术家、摄影师希望捕捉到这位天才的面容，爱因斯坦说自己的工作是“艺术模特”。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犯当年和米列瓦生活在一起时所犯的错误。在作旅行的时候，他没有忽略爱尔莎。不论是会见名人、王室成员，还是权贵，爱因斯坦都带着爱尔莎。这让她非常高兴。爱尔莎也仰慕自己的丈夫，对他在全世界的名声心满意足。她那时“温柔体贴，非常非常的小资，喜欢照顾阿尔伯特”。 [40]

1930年，爱因斯坦第二次去美国，而且又非常成功。在圣地亚哥访问期间，滑稽大师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说起爱因斯坦来是这么描述的：“他和谁都能共进晚餐，和谁都能说得来，不论谁的相机里还有剩余的胶卷，他都乐于让人家拍照，无论是午餐、晚餐、电影的首映式、婚礼等，甚至还包括这些新人中有三分之二多的夫妇后来离婚的仪式，他都参加。他表现真是太好了，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问他相对论是什么。” [41]他参观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以及威尔逊山上的天文台，并在那里会见了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后者的研究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宇宙的一些理论。他还造访了好莱坞，受到的接待不亚于超级明星。1931年，他和爱尔莎参加了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城市之光》的全球首映式。观众都争相一睹这位被好莱坞名流紧紧包围的世界闻名科学家的风采。在首映式上，观众对卓别林和爱因斯坦大声欢呼。卓别林说：“人们对我鼓掌，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理解我；他们对你鼓掌，是因为谁都不理解你。” [42]爱因斯坦对名人所带来的这种疯狂倍感迷惑，问卓别林这都意味着什么。卓别林充满睿智地答道：“什么也不是。”[他参观纽约著名的河边大教堂（Riverside Church）时，看到花窗玻璃上有自己的头像，和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哲学家以及科学家在一起。他开玩笑说：“我能想象得到，他们会把我变成犹太圣人。但我绝没想到会是新教的圣人！” [43]]

爱因斯坦对哲学和宗教也多有思考。1930年，他还会见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的泰戈尔。他们站在一起倒是对绝配：爱因斯坦一头爆炸似的头发，泰戈尔则是一把长长的白胡子。一个记者评论说：“看到他俩在一起觉得特好玩——泰戈尔是长着思想家脑袋的诗人，爱因斯坦则是长着诗人脑袋的思想家。在外人看来，就好像是两个星球在对话。” [44]

自从小时候读过康德的作品后，爱因斯坦就对传统的哲学产生了怀疑，他常常觉得那种哲学已经蜕化为华而不实又过于简单化的欺骗。他写道：“难道哲学都写得这么肉麻吗？沉浸其中的时候它们看上去都不错，可是一旦回头再看，它们又消失殆尽。剩下的都是些肉麻的话。” [45]泰戈尔和爱因斯坦对于世界上如果没有人类能否自行存在产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泰戈尔坚持神秘主义的思想，认为人类的存在是现实存在的根本。爱因斯坦则回答道：“从物理学的角度看，世界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存在。” [46]虽然他们对于物质现实有着分歧，但是对于宗教和道德却有更多的共通之处。就伦理问题而言，爱因斯坦认为道德是人类定义的，而不是上帝。“道德是最最重要的——但只是对我们而言，不是对于上帝，”爱因斯坦如此说，“我不相信人可以不朽，而且我认为伦理是纯粹人类的思考结果，其背后没有任何超人权威。” [47]

虽然他对传统的哲学抱有怀疑态度，对于宗教所带来的神秘他还是怀着深深的崇敬，尤其是对于存在的本质这一问题。他后来写道：“缺少宗教的科学是瘸腿的科学；缺少科学的宗教是瞎眼的宗教。” [48]他把这种对于神秘的尊敬看作是所有科学的本源：“科学中所有的思考都源自深厚的宗教感情。”爱因斯坦写道：“人所能有的最美好、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对神秘的感觉。它是宗教以及所有对于艺术和科学的探求背后的原则。” [49]他总结说：“如果我内心中有某种东西可以说是宗教的话，那就是对于到现在为止科学所能揭示的世界的结构的无比的赞赏。” [50]他关于宗教所作的最优美、最清晰的论述，是1929年写下的：“我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泛神论者。我们就像小孩子走进了一个满是各种语言文字的图书的巨大的图书馆。这个小孩知道肯定有人写下了这些书。但他不知道是怎么写的。他读不懂书上的语言。这个小孩隐约觉得书的排列有某种神秘的秩序，但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秩序。在我看来，这就是即使最聪明的人面对上帝所应有的态度。我们所见到的宇宙，排列布置得如此精巧，遵循固定的规律。对于这些规律，我们只是约略了解一点。我们有限的大脑无法弄清楚使星球运行的神秘的力。我对斯宾诺莎（Spinoza）9的泛神论特别热衷，但更钦佩他对现代思想所作的贡献，因为他是第一个将人的身体和灵魂作为一体讨论的哲学家。” [51]

爱因斯坦经常会区分两种类型的上帝，这在宗教讨论中经常被混为一谈。首先，有个人的上帝，即聆听个人的祈祷、将海水分开、显示神迹的上帝。这是圣经中所说的上帝，干预人间事务的上帝。其次就是爱因斯坦所信奉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是创造了宇宙中简单而优美的定律的上帝。

即便是处在媒体的漩涡中，爱因斯坦还神奇地对自己的学科保持关注，一直致力于探索宇宙的定律。长时间乘坐越洋轮船或坐火车旅行的时候，他都让自己躲开干扰，专心工作。这段时间爱因斯坦所关注的是自己建立的方程式在解决宇宙本身的结构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