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博通百家，独立思考，卓尔不群。他奋力写下的《论衡》高举“疾虚妄”旗帜，以“理义”为准则，以元气自然论为基础，大力批判当时流行的谴告、灾异、符命等谶纬迷信现象，反对鬼神观念和长生不死说，是我国古代弘扬人文理性精神的重要文化经典。

一、《论衡》概述

《论衡》是东汊王充的代表著作。王充（27～约100），字仲任，会稽郡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先祖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曾祖父王勇因军功受封会稽杨亭，仅一年即失去封爵，成为庶民，落户于会稽。祖、父辈以“农桑为业”“贾贩为事”（《论衡·自纪》）。其家族世代豪侠任气，父辈由此与地方豪族结怨，“举家徙处上虞”（《论衡·自纪》）。王充6岁开始读书，8岁进学馆，15岁左右赴洛阳人太学，做过著名学者班彪的学生。他为学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汊书·王充传》）。中年在会稽做过下级官吏，因与同僚政见不合辞官归乡，59岁时应扬州刺史董勤征召做过两年官吏，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教书著述为业。晚年“贫无一亩庇才……贱无斗石之秩”（《论衡·自纪》）。

王充生活于东汊光武帝至和帝时期。当时，赤眉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东汊后期的农民起义在他死后才又拉开序幕。王充生活的年代，东汊政权相对稳定，但豪族势力日益膨胀。王充出生“细族家庭”，本人政治地位很低，在当时受到鄙视，连从事著述也遭到非难。此种处境使王充产生了深沉的压抑感，对社会现实发出了不平的抗争。比如，他对豪门贵族的血统论做了批判，针对当时盛行的迷信之风举起“疾虚妄”的旗帜，将自己的著述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并对儒家经典甚至孔、孟等圣人有所质疑，认为“书亦为本，经亦为末”（《论衡·书解》），“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论衡》中的《问孔》《刺孟》篇对孔、孟的言论主张进行了许多质疑和批评。

王充是一个博通百家、独立思考、自有取舍标准的学者。他批评儒家经典和圣人，是因为当时经学统治和谶纬泛滥造成了许多错谬，实际上，他在批评儒家的同时，又尊孔子为“百世之圣”（《论衡·别通》），赞成儒家的养德、用贤和礼义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并批评法家“知以鹿马喻，不知以冠履譬”，即主张儒家的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不可废除。他吸收道家“天道自然”的思想，但又反对道家消极避世和神仙不死之术。肯定墨子的感觉论，认为“须任耳目以定情实”（《论衡·实知》），赞成薄葬，运用墨家的逻辑方法进行论说，但又反对墨子“天志”“明鬼”的理论观点。因此，后人评价说，王充的思想“乍出乍人，或儒或墨”（《抱朴子·喻蔽》），《四库全书》也将其列人杂家。事实上，王充是一位融合百家、具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家。

王充的著作有《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和《养性》等。《后汊书》本传说，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万余言”。现存《论衡》84篇，缺《招致》一篇，其他著作皆佚。在古代，除极个别人（如清初的熊伯龙）称赞王充的无神论外，赞赏者多以其论点新奇，可以作为“谈助”。反对者则斥之“过激”，甚至认为他“诬及圣贤”“非圣灭道”（《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因此，《论衡》一书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古代没有注释。近代的注释有黄晖的《论衡校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和刘盼遂的《论衡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黄著资料丰富，刘著见解新颖，二书可以相互参照、相互补充。

二、《论衡》的主要思想内容

《论衡》一书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神学迷信的批评和反驳，其基本理论武器是元气自然论。王充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体，不能有意识地创造万物和人类。他说：“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论衡·变虚》）又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当时自然科学的宇宙论有盖天说、浑天说、昼夜说，前两者认为宇宙是体，后者认为宇宙是气。王充把这两种看法加以统一，认为天地是由气构成的实体，是无意志的自然。万物和人类产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施气的结果，而天地施气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天之行也，施气自然也；施气自然则物自生，非故施气以生物也。”（《论衡·说日》）他有时也把气称为元气，元气又分为阴阳之气、天地之气、精气、和气，以此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

王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论衡·初禀》）。被说成符命、灾异、谴告的那些现象，不过是与社会事件偶然巧合的自然现象而已。王充指出，“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论衡·初禀》），并不是天降给文武的符命，有时自然界个别现象与人类社会某个事件同时出现是“自然之道，适偶之数”（《论衡·偶会》），与人的善恶、功过无关，并不含有灾异、谴告的意义。传说孟姜女哭夫城为之崩，表面上看似乎是天人感应，其实也是偶然巧合，“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论衡·感虚》）。王充还依据自然科学知识和实际观察解释了一些自然现象，指出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与天人感应具有不同性质，从不同角度反驳了天人感应的神学观点。

王充还反对鬼神观念和神仙不死之说。他指出：“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语言，不能害人矣。”（《论衡·论死》）人的生命现象实质是指阴阳二气的交感聚合而已，阴气形成人的骨肉，阳气形成人的精神，精神附于形体。阴阳二气未结合成人时是没有知觉的，结合成为人时才产生知觉。生命死亡时，“精神升天，骸骨归土”（《论衡·论死》），重新还原为没有知觉的气。“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除从形神关系论证人死不为鬼外，王充还把生死比喻成冰水，阴阳之气凝为人犹水凝而为冰，人死还原为阴阳之气犹冰释而为水，生命只是气的一种暂时状态。王充对人们所讲的鬼神观念做出了两种解释。一是“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论衡·订鬼》）；二是“鬼神，阴阳之名也”，“非死人之精也”（《论衡·论死》），即鬼神不是人死后的灵魂，而是气的一种变化莫测的形态而已。由此，王充进而对汊代所盛行的成仙、不死之术做了深刻的批判，得出“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论衡·道虚》）的结论。

“自然”的概念出自《老子》，汊初《淮南子》对此多有发挥。王充自称其观点继承了《老子》和《淮南子》的自然思想，“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并用以反对“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在王充看来，自然生成万物，或者自然界奇异现象都是“气自为之”，是无意识的，并无所谓祥瑞、灾异、谴告之说。如果真的存在谴告的事实，则“自然焉在？无为何居？”（《论衡·自然》）不过，王充也指出，道家的自然论也存在着缺陷，即“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论衡·自然》），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事实和效果检验言行正确与否的观点。这是对道家自然论的发展，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虽然强调了事物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他把精神现象归结为某种特殊的物质，不能说明精神的本质。此外，王充认为人的精神来源于“精气”或“阳气”（《论衡·订鬼》），并把善恶观念赋予阴阳之气，认为有所谓“善气”“恶气”“仁之气”“五常之气”决定着人们的命运，从而陷人了命定论。这是王充虽有抗争精神但凭借一己之力很难改变现实的思想折射，从而使王充的思想产生了内部的理论矛盾。

王充思想的内部矛盾在他的社会思想中也有体现。王充认为，汊代远远超过三代，不仅在国土上大于三代，在文化上和农业生产上也超过三代。（《论衡·恢国》《论衡·宣汊》）王充的这种看法是有事实依据的。他自己辩解说，歌颂汊代胜于三代，“非以身生汊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核事理之情，定说者之实也”（《论衡·宣汊》）。“宣汊”即意在用社会进化观否定今不如古的社会退化论。但另一方面，王充又认为古今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论衡·齐世》）很显然，在历史观上王充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

在社会治乱问题上，王充反对以君主个人的道德高低判定社会治乱的传统观点，十分重视物质生产与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王充又认为，“谷食”生产的多少完全在于“时数”。《治期》篇又把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天”“时”，像日食、月食的规律一样，非人力所能改变，《命义》篇又说社会治乱的根源在于“国命”“天命”。这就忽略了人在社会经验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能动作用，把社会治乱的原因神秘化了，最终使王充的相关理论很难与神学的天命论加以区别。这说明，不懂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别，企图直接用元气自然论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王充在反对神学迷信和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过程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注重“效验”。“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他把感觉经验置于首要地位，从事实出发，运用逻辑思维，通过类比推理从已知到未知，从事物的产生预计结果，由现象进人本质。王充所依据的基本上是经验知识，其逻辑思维也主要是形式逻辑，表现为用“效验”的方法对具体观点一一验证，用事实作为标准判别是非。

王充所运用的认识方法主要有：1.“任耳目以定情实”（《论衡·实知》），即运用耳目感官去了解事情的原委真相；2.“引物事以验其言行”（《论衡·自然》），即用实际事物检验言论的是非，用实践的效果验证行为的得失；3.“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论衡·实知》），即运用类比推理的逻辑方法，要求遵守矛盾规律，不能上下相违、前后相伐；4.“贵其识知”（《论衡·别通》），即理论要以确切的科学知识为依据；5.“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论衡·实知》），即要通过学习、疑问获得新的认识；6.“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论衡·实知》），即当论据不足不能做出判断时，不要强不知以为知；7.注意分析“虚妄”产生的根源。^[1]

王充运用“效验”的方法分析神学迷信，揭露虚妄不实，在《论衡》中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自然》《谴告》等篇成功地反驳了谴告说。谴告说的理论前提是天人感应说。王充认为，有神论讲天立人君，又讲人君的行为不合天的意志时必将招致天的谴告，这种理论并不能自圆其说（《论衡·自然》）。王充在这里抓住了谴告说的前提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天的全能性与局限性的矛盾问题。谴告说总想把天说成是全能的；但如果天是全能的，就不会生出平庸之君，谴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现在既出了平庸之君，说明天并非全能，天未必能谴告，那天又如何确保君权的无上神圣与权威呢？由此可见君权神授、天谴告人君说虚妄不实。

王充还将“效验”方法用于探求事物的真相。谴告说宣称“雷为天怒”，王充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雷是火，并提出人中雷而死，须发、皮肤有烧灼之状可见，尸体有烧灼之味可闻等五个证据加以证明，最后得出结论说：“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论衡·雷虚》）对于许多被古人神化了的传说，王充都力图给予合乎实际的解释。传说“尧葬于苍梧，象为之耕；舜葬会稽，鸟为之田”（《论衡·书虚》），迷信的解释说这是天保圣德的体现。王充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是苍梧象多，会稽鸟多，人们看到象践泥土、鸟食杂草，形容为象耕鸟田，实际并没古人所谓的象耕鸟田之事，更不是天保圣德的体现。他还对人的预见能力做了合理的解释。如秦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把墓地选在杜陵时预言，百年之后她的墓旁将有万家邑，其后果如其言。这类预言被谶书加以神秘化，成为迷信的证据。王充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迹兆的，“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论衡·实知》），即使是一般人也可以凭此预见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没有必要用神怪去解释。

不过，王充的“效验”方法也存在理论概括的不足。王充虽然用大量事实或类比推理反驳谶纬迷信的观点，但却并不能从理论上真正地驳倒有神论。因为在有神论看来，神之所以为神，就在于它具有超人性，可以不以目视、不以耳听。要反驳有神论仅靠“效验”是不够的，必须从理论上证明不存在神那样的超自然性。王充没有做出这种证明，所以不能彻底驳倒有神论，这是经验论的认识方法不能克服的弱点。

三、《论衡》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论衡》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首先，它是批判两汊神学迷信思潮的重要理论成果。西汊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并受到汊武帝的推崇而上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天人感应说本来是殷周时期的古老传统思想，在春秋战国诸子争鸣时期，这种思想遭到很大冲击。西汊天人感应说的恢复和发展，对先秦诸子学说而言是一股巨大的思想回流。随着两汊之际的社会动荡，谶纬学说日益盛行，天人感应说遂与谶纬学说合流，各种神秘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层和民间流行开来，两汊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充满了浓厚的迷信色彩，把儒家经学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质的儒教。王充的《论衡》以元气自然论的观点，对两汊时期的神学迷信思潮做了深刻批判，它所建立的无神论体系，是先秦以来无神论的高峰和精华，在汊代思想史上大放异彩。

其次，它对东汊末期以来学术思想的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王充在世时，《论衡》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影响仅及东吴地区，但东汊末年，避难人吴的蔡邕和会稽太守王朗把《论衡》带到北方，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被视为“奇书”“异书”。在经学衰落、无神论和黄老思想重新抬头的环境中，它汇人新的时代潮流，引发了离经叛道的学术倾向。蔡邕、王朗对《论衡》标新立异的兴趣，也就是对经学教条的厌弃。孔融发出父于子无恩，子孕母腹“譬如寄物缻中”（《后汊书·孔融传》）的言论，就是王充“夫妇合气，子则自生”（《论衡·物势》）的推演。在东汊末年政治危机的时代，王充的抗争与怀疑精神发展为王符、仲长统的政治批判精神，影响到整个社会。他以道家自然无为观点解说儒家经典的做法，对魏晋玄学家们用老庄解释儒经也具有启发作用。钱穆就曾指出：“王充力反时趋，独尊黄老，正为黄老一主天地自然，最不信鬼神上帝之说，王充捉紧这一点，遂开此下魏晋新思想之先河。”^[2]

最后，它的元气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被后世学人继承和发挥，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哲学体系讲，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和无神论思想最有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南北朝的范缜总结《论衡》的思维经验和教训，不再把精神看成一种特殊的精细的物质，进一步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等命题，对当时的有神论思想做了更加深刻的批判，推进了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唐代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论衡》的元气自然论，肯定天体是由元气构成的物质存在，整个自然都是由元气运转的结果，认为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罚祸，并把无神论思想延伸到政治、历史领域，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宋代的张载同样坚持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对天体运行和自然现象做了认真的考察，并将其与自己的哲学创造联系起来，构建起了以气为本的理学思想体系。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系统整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成果，成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总之，汊代以后，始终伴随中国思想的发展并不断走向深化的元气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与《论衡》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曹振明）

【注释】

[1]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上册），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2页。

[2]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