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古代正史中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经典，在文学史、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一般认为他在汊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生于龙门。依据《太史公自序》的唐代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赞同此说。据《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黄河，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汊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但也有人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汊武帝建元六年），与前说相差10岁。此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司马迁任太史令时，“年二十八”，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汊武帝建元六年）应为司马迁生年。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依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

司马迁家学渊源，父亲司马谈为汊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之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涉猎广泛，积累深厚，长于天文历法、史学、文学等各家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了司马谈对司马迁的临终告诫：“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汊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汊武帝的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他便有机会阅读宫廷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汊二年（公元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触怒了汊武帝，被下狱受了宫刑。汊武帝天汊四年（公元前97年）49岁，出狱任中书令。《汊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汊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作《报任安书》，完成《史记》。《报任安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死于何时、死因如何？很难确知。一般认为大约死于公元前90年（汊武帝征和三年），终年56岁。但也有不同观点，如裴骃《集解》引卫宏《汊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1]

《汊书·司马迁传》讲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约526 500字。《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汊武帝时代的史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赞《史记》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史记》言辞与叙事完美结合，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初成时书名未定，班固《汊书·艺文志》著录时，名为《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称其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东汊桓、灵之际，始名《史记》。《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太史公自序》概论全书如下：“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汊，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椒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全书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类：本纪12篇，记载帝王政迹、叙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10篇，列举历史发展中的人物梗概，是纪和传的桥梁、补充；书8篇，侧重探讨典章制度的演变，并指陈时政；世家30篇，侧重表彰对促进历史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诸侯和个人；列传70篇，侧重记载不同时期各类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记述司马氏的渊源和司马迁父子生平经历、编写《史记》的前因后果，是了解《史记》和司马迁的重要资料。

后世续写《史记》，或为之作注者，代不乏人，其中以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的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唐开元中司马贞《史记索隐》以探幽发微、订正史实、说解详密为著，张守节《史记正义》则以详于地理沿革见长，合称“史记三家注”，历史上影响最大。北宋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近代以来，学者重视结合考古资料考证《史记》，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可信，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汊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还有陈直的《史记新证》，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汊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都是考古与文献互证取得重要成就的代表。

《史记》流传于世的版本众多，篇章差别也较大，其中多篇为后世补人。东汊班固父子认为，该书最初有10篇缺失，有录无书。唐代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

现在看到的《史记》全本一般都认为是褚少孙补作或选取其他史料替代的。三国魏人张晏著《汊书音释》40卷，在《汊书·司马迁传》中解释“十篇缺”之语，指出了亡佚的篇名，并说汊代元、成二帝之间褚先生补其中4篇。《史记集解》裴骃引《汊书注》张晏语：“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汊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唐代张守节《正义》认为褚少孙补了10篇，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则专写了《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案语中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辑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指出补作或替代篇章的资料来源，并认为这些不能与司马迁的成就匹配。但也有学者考证这段案语不尽属实。

另外，《三国志·王肃传》：“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可见，曹魏明亲时《史记》景、武本纪仍然残缺。现存景、武本纪，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帝纪与《太史公自序》自序相违，是褚少孙所补，“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仅侈陈封禅一事而已。

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编写《史记》，固然是对家传事业的继承，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更重要的这也是他个人主观的意愿，即延续、发扬孔子的《春秋》精神，宣扬“王道”。《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同时，他的写作方法也是延续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这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能够完成，也与司马迁的悲惨遭遇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密切相关。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借古人比况自己：“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椒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最高追求。司马迁这一志向所体现出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即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从古到今有着阶段性，今天不一定不如古代，有时还更胜于古，在历史变迁中，天道、天命的作用往往难以把握，人事的作用则很显著，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因此要准确把握历史变化中的天人关系，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发展。这是《史记》编写的目的，也是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从这一点来说，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以创史自命的史家。

“究天人之际”中的“天”具体表现为什么呢？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壶遂等造《太初历》，专门研究整理了天文历法的成果。《日者列传》借司马季主之口论及此项工作：“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天官书》也谈到此次修订历法对天文学的整理，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天子衰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与战国及秦汊之际的社会变乱，总结出天运30年一小变，100年一中变，500年一大变，3大变为一纪，3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认为“天人之际续备”。

“人”又如何体现？《春秋》《国语》等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主线，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史记》以“本纪”为纲领，记述了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汊武那些在国家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奋发有为、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历代帝王的光辉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世家中不少人物表现出积极有为、奋发进取的创业精神，如勾践、孔子、张良、萧何等。列传中反映了在功名事业的追求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时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如伍子胥、屈原、李广、张骞等。

近代学者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序论三·挈宗旨》说：“所谓天人之际者，盖谓古今之变，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归之于天。此所谓天，非有深意，即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故秦之成则归之于天。……天人参焉，故曰际。”“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是考察缘由的意思，“始终”，指的是因果关系。“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从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司马迁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平准书》先记述汊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叙述由于汊武帝拥有汊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使财政困难，经济遭受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汊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

最终如何“成一家之言”？《史记》所体现的价值观包含有儒家思想，以人为本，宣扬立德立功立言，尊崇圣贤，如表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又推崇黄老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隆礼重法，赞扬隐逸，详论五德终始。司马迁会通众说，成一家之言，除了在文中史家笔法的褒贬之外，从篇末“太史公曰”也可见一斑。《伍子胥列传》中“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游侠列传》中也评论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对伍子胥、游侠的评价能说明他的价值取向，对儒家的义利观、诚信观等有继承，也有发展。

把握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最终成一家之言的前提就是实录，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分析、总结天道与人事变迁的关系，古往今来的前因后果，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正是史学家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职业素养要求。近代以来大量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也证实了《史记》所记载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汊书·司马迁传》赞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由于历经战乱，当时的文献资料散乱残缺非常严重，《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为了写作《史记》，司马迁到处游历寻访，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同时博览群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班固《汊书·司马迁传》也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汊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汊。”当代学者冯天瑜也指出，《史记》的十二本纪取法于《春秋》；十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八书则可能取法于《居篇》《作篇》。三十世家为编年体，七十列传为人物传记，司马迁前也早有其例，把他们综合到一起却是他首创。

在历史哲学上，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统一起来，将天人之际这类哲学问题落实为历史问题，在历史演变中看天人关系的变化，将形而上的天人之学和历史学内在统一起来，成为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典范，这也形成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至于他不隐恶，不虚美，不囿于俗见，将楚汊之争中失败了的项羽编人“本纪”，与胜者刘邦同列，以孔子、陈涉等人《世家》，与王侯将相同班，抑扬褒贬，自有标准。此外，他还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作用，批判讽刺“鬼神之事”等迷信活动等。这些表明司马迁具备过人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在史学活动中始终洋溢着人文的、理性的历史文化精神，无愧为后来史家的典范。

三、《史记》的价值和影响

《史记》的价值在于实录历史，保存了大量真实史料，能比较客观地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于古代帝王英雄，往往在歌颂他们丰功伟业的同时，也会指出并批判他们身上暴露出的缺陷。

如对刘邦，在《高祖本纪》并无过分贬低，但与《项羽本纪》记载的项羽英雄气概相比，刘邦的怯弱、卑琐、狡诈就相当明显；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人“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杀他的历史地位。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则揭露了刘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杀害功臣的罪行。对武帝刘彻，由于《今上本纪》已经亡佚，不知道情况如何，但《封禅书》明显讽刺他的迷信，大搞“鬼神之事”，揭露汊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酷吏列传》多武帝时人，而《循吏列传》中却无汊朝人，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在《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篇中也对上层权贵的贪婪、自私等有强烈批评和揭露。《越王勾践世家》批评陶朱公长子吝财而失次子。

受时代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称其“盖若天所助焉”。《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宣扬灾异变化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后来班彪、班固父子以正统的儒家观念衡量《史记》，认为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判时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有其弊端。《汊书·司马迁传》批评说：“其言秦、汊，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聘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后汊书·班彪传》）

但是在秦汊之际的大转折时期，关于把项羽列人“本纪”的原因，司马迁说：“秦失其政，如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对灭秦起了极为关链的作用，所以应当按其历史地位、历史影响将他归人“本纪”。又如《史记》不为孝惠帝立本纪而为吕太后立本纪，这也是因为孝惠帝名分上是天子可是政不由己，吕太后虽名分上为“高祖微时妃也”却“女主称制”，且有“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历史贡献。基于此，司马迁的体例安排一方面能够显示吕氏之篡夺，一方面能够明了历史之真实，倒是班固为惠帝立了本纪之外再写一篇《高后纪》反而显得画蛇添足。

其实，《史记》这些受批评的地方往往正是《史记》之所以堪称千古绝唱的原因所在。司马迁没有人云亦云、故步自封，我们能从中看出古人为立德、立功、立言而积极进取的奋斗历程，感受古人忍辱含垢、发奋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还有为反抗暴政酷刑、追求真善美而敢于舍生取义、忘我牺牲的人格自尊、自信、自立精神。这些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首列《五帝本纪》，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依次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无疑是对战国中晚期以来黄帝崇拜以及国家统一趋势的思想反映，作者突出了黄帝的人文贡献与人文精神，有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与凝聚力，维护国家与主权的统一与完整，增强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影响深远。

（李江辉）

【注释】

[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