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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礼仪之邦，礼文化发达。《礼记》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经典之一，它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主要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主要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汊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自周公制礼作乐始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要素之一的“礼”，自始至终都受到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因而，《礼记》浓缩了中国先秦礼制、礼仪文化精神，可谓我国古代关于制度文明的理论汇集，受到政治家、经学家的普遍重视，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

《礼记》是战国至秦汊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根据学者们考证，《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在写作时间上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很有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者是西汊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一起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为博士。《礼记》的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汊书·艺文志》）。孔子死后，门徙“七十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讲礼的文章流传至汊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汊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而得名，即指对“礼”的解释。到西汊前期《礼记》共有131篇，戴德所选的85篇本为《大戴礼记》（今残），戴圣又选49篇为《小戴礼记》。戴德选编的《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时只剩下了39篇。《大戴礼记》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卢辩注。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礼记》。这两种本子各有侧重和取舍，亦各有特色。东汊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为《小戴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上升为了经典，到唐代则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以后又被列人“十三经”之中，成为天下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汊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汊礼学家戴圣编定的。后又经近代学者的研究，认为这种传统说法存在一定问题。西汊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西汊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而成，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固定。东汊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汊书·艺文志》礼家书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西汊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有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而且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汊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汊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汊中期留传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汊礼学家戴圣编订的。

西汊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20多年。东汊王朝建立后，立经学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融会。东汊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辑上也趋向兼收并蓄。因此，西汊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汊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汊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85篇本和49篇本，即《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礼》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因为大经学家郑玄给东汊中期定型的收有49篇“记”的选辑本——《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士，把近20万字的《左传》和10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5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攻习《礼记》的人还是很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升，汊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则有《礼记》而没有《仪礼》。在这一历史时期，《礼记》与《仪礼》在经学系统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东汊后期大戴本不流行，小戴本便用来专称《礼记》，而且还和《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思想家都试图从中寻找到有益于自身与社会的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注本除郑玄的《礼记注》之外，还有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杭世骏的《续卫氏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当然，宋代以下的这些注解书，卷轶浩繁，也不够精审，不必通读。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十三经当中唯有《礼记》一种，清人没有做出新疏，清人关于注释《礼记》的著作，从总的情况来看，还没有超过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所以，读《礼记》的注解，还是应以郑玄的《礼记注》为主，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为辅。其他著作只能算是参考书籍，聊备翻检而已。

《礼记》，一般指西汊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汊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率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所记，其中一些篇章所记孔子的言论，其价值可能不在《论语》之下，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内容。《礼记》论述了礼的性质、意义及其作用。《礼记》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中庸》《儒行》《大学》等49篇，对我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比如《礼运》中所说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等都是儒家传统文化中闪烁光辉的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影响都很大。其中的《中庸》《大学》两篇被朱熹列人“四书”。《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汊儒生所撰。唐以后，《礼记》地位愈隆，逐渐超越《周礼》和《仪礼》。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的问答等。这部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诸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从散文艺术方面看，《礼记》中的议论文，如《礼运》《乐记》等篇的部分章节，雍容大雅，气势沛然，结构严整。记叙文如《玉藻》《坊记》等篇的部分章节，文笔凝练，言简意赅。尤其是《檀弓》《仲尼燕居》等篇中的叙事小品，写得生动形象、意味隽永，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如《檀弓》中的“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曾子寝疾”等章，以简练的文字表达出不同的生活场面和人物心理，情景宛然，笔法多变。“孔子过泰山侧”章，形容苛政猛于虎，令人触目惊心。“齐大饥”章只85字，却把黔敖的倨傲，饿者“不食嗟来之食”，写得活灵活现，其中还有服饰、神态、语气的描绘，接近于小说。“孔子蚤作”“晋献文子成室”等章，还嵌以诗歌、偶语，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情色彩。《檀弓》的不少篇幅糅合着想象的成分，而非信史，这一点前人已多有揭示。可见七十子的后学，对于师说也进行了文学性加工。

整体而言，《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有专记某项礼节的，体裁跟《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有专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分别解释《仪礼》中《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跟《仪礼》关系最为密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篇。有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王制》《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等篇。有侧重记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有记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等篇，这些篇大都是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有结构比较完整的儒家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此外还有授时颁政的《月令》，意在为王子示范的《文王世子》。当然，《礼记》还有不少篇章是讲修身做人的，比如《大学》《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资料。专讲教育理论的《学记》，专讲音乐理论的《乐记》，其中精粹的言论，至今仍然有研读的价值。

从研究价值及意义上来看，《曲礼》《少仪》《内则》等篇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贵族家庭成员间彼此相处的礼仪。今天看来，这些细节极为烦琐，缺乏生气，不过有些地方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可以从生活角度佐证“礼从俗出”的社会来源。《礼记》关于丧祭之类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宗法制度的人们来说，实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对《仪礼·丧服》的补充和说明。《礼记》中还有不少专篇是探讨制礼深义的，这类文章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举例来说，《昏义》是解释“昏礼”制定意义的专篇。一开始就解释为什么要重视婚礼，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长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礼节。结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儒家并不着眼于当事男女的幸福，而是：一、密切两个家族的关系；二、男方死去的祖先有人祭祀；三、传宗接代。儒家认为，结婚是家族中的一件庄重的事，不是个人的美事。传宗接代意味着新陈代谢，这样，做人子的不能无所感伤，所以《郊特牲》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郑玄注说“序犹代也”。不仅如此，儒家还对传统社会的各种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等，在《礼记》中也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显然，研究《礼记》中的这些内容都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

在研究方法的总结性方面，前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遂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汊代刘向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则将大小戴《礼记》合论，按内容分为十类：甲、记述某项礼节条文之专篇；乙、记述某项政令之专篇；丙、解释礼经之专篇；丁、专记孔子言论；戌、记孔门及时人杂事；己、制度之杂记载；庚、制度礼节之专门考证及杂考证；辛、通论礼意或学术；壬、杂记格言；癸、某项掌故之专记（详见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无论刘向的八类分类法还是梁启超的内容归类划分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礼记》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礼记》当中有不少篇章是彰显儒家人生理念与政治思想的，而反映儒家思想理论性的篇章则主要集中在《曲礼》《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当中，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孔门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另外，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可见，《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会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

就传统意义而言，《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之“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含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因而，如果要深切了解先秦儒家的精神世界与理想追求，我们就不能忽视对《礼记》中所彰显的时代特色、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的研究。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打开先秦儒家精神世界大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