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是我国古代法治文化的经典。本来，法治以法的公平、公开、成文等特征而超越了此前宗法血缘基础上的礼治，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只不过韩非所谓的法，并不以源于人性的仁义道德为基础，不和整个社会公共制度“礼”相符合，只是出于国君的个人意志，而非民众公意，国君也不受法的制约。这样，他所谓以法治国，就不幸沦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

一、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前281～前233），生于周郝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嬴政十四年。韩非为韩国公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

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秦国由于比较彻底地推行了变法改革，国力、军力大为增强，在战国七雄中综合实力首屈一指。韩非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秦王意欲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关链时期。在这种历史情形之下，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之心，屡次上书韩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要务，但韩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写出了《五蠧》《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10余万字的政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

韩非的这些文章在韩国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传到当时的强秦以后，却备受秦王嬴政喜欢。其时，秦王举兵攻打韩国，韩国君便派韩非出使秦国求和。当时出任秦相的李斯是韩非的同学，深知韩非的才能高过自己，出于嫉妒，于是向秦王进谗言诬陷他。结果，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投人监狱并毒死了他。于是，韩非死于秦国，终年47岁。

韩非与李斯都曾师从荀卿，并在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同时，韩非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的文章，一方面说理精密，文风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两篇，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可以说，维护君主至上权威，拥护天下统一大势，是韩非立论的宗旨和基本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善于在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韩非善于运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在他文章中所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情节，从而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所广泛运用。

《韩非子》一书集中呈现了韩非的功利主义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其目的在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蠧》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秦王嬴政对他非常重视。另外，《韩非子》一书对中国先秦时期史料不足的状况也可起到一定的补遗作用。

现存《韩非子》55篇。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汊书·艺文志》著录《韩子》55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汊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人浅出，功力深厚；清人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也值得参考。

二、《韩非子》的主要思想内容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整体而言，法家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一）“定分止争”“兴功惧暴”的尚法思想

法家重视律令，而反对儒家的“礼”。在他们看来，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需要废除。

法家认为，法律的第一个作用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人物慎到就对此做了很通俗的比喻：“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视。非不欲得，分定不争也。”（《太平御览》卷九○七《慎子》）一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的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争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徙感到恐惧。当然，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趋利避害”的本性。管子就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着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为了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观点立场，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商君书·错法》）意思是说，既然人生来就具有好利恶害的性质，只要据此颁布措施，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三）“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变革，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韩非子·心度》），他把尚古崇周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韩非子·五蠧》）。

（四）“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之时，他提出了将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其目的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具体而言，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韩非子·五蠧》，即用一定的策略或政策来辨别忠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韩非子·二柄》）。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法家思想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法治有着根本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家的法体现的是君主的意志，和民众意志无关，是黄宗羲所谓的“非法之法”；专制君主本身可以不守法，不在法规定的范围内，反之，法要为君主本身服务。这样的法治主张最终沦落为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工具。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意思是说，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而“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还要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蠧》）。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做到“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民众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政权才能得到有效巩固。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蠧”，防“八奸”（详见《韩非子·五蠧》《八奸》）。所谓“五蠧”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的存在会在很大程度上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悱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利用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徙、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结交大国以外力施加于国内的臣下。这些人都有充足的条件威胁到国家的安危，所以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对于民众，韩非吸收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乐佚”，应当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韩非子·心度》）。据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君主爱民的表现，富国强兵必须做到民众为君主效力，如果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并不利于君主统治。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政治措施，有许多就是对韩非理论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展。

三、《韩非子》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韩非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的“性恶”论和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罚而利庆赏”（《韩非子·二柄》），因而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二手，使民众畏威而归利。可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不仅如此，韩非还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徙。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来看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韩非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往往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了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韩非子·五蠢》）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此外，韩非也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子·解老》）同时，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上较早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以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韩非子·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思想中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他看到了事物是不断地变化着的，指出：“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韩非子·解老》）而且，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这个概念，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后人以智慧的启迪，对当今的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的思想作品，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此外还批判与汲取了先秦诸子多种学派的观点，对《道德经》首次加以论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以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汊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奠定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毫无疑问，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中国古代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在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方面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当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过于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事情，用严刑峻法惩治作奸犯科者，这就是所谓的“二柄”。当然，《韩非子》的法理学说与现当代的法理理论还是有根本区别的，价值观也有差异，这是人们在借鉴吸收时应该注意的。

（李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