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最早对《易经》作的诠释性著作，借助《易传》《易经》才可读可解。通常，人们将《易经》和《易传》合称为《周易》。《周易》发展成为古代儒家经典之首，注解著作很多。古人认为《易传》由孔子所作，孔子是圣人，故他所作的《易传》也被称为《易大传》。但其中的思想内容明显与孔子不同，代表了儒家孔孟之道以外的现实主义思想传承发展系统，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易传》概述

《易经》是古代的占笙之书，是对占卜结果所做的记录。本称《易》，《左传》中始称《周易》，战国末期始称《易经》。关于《易经》的作者和年代，有很多说法。相传，远古时代的伏羲氏在观察和把握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创作了八卦，后来周文王继而创作了卦辞，周公旦创作了爻辞，或曰卦辞、爻辞都是周文王所作。《周礼·春官·太卜》又载：早在夏、商时期，八卦的理论已有运用，夏代叫《连山》，商代叫《归藏》。不过，对这些说法，学术界已有质疑。一般认为，《易经》产生于殷末周初。

《易传》是解释和发挥《易经》的著作，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和《杂卦》等十篇。对经而言称为传，自汊代起又被称为“十翼”。后代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著作很多，都可以称为“易传”。为了与其他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著作相区别，“十翼”又称《易大传》。宋代以前，古人认为《易传》系孔子所作，从宋代的欧阳修到清代的崔述特别是近现代学人，对《易传》的作者和年代提出了质疑。目前多数人认为，《易传》是战国至秦汊之际的作品，各篇产生的时代也有先后，作者主要是儒家后学。

作为占卜结果记录的《易经》，是古人世界观的体现，他们希望以此探知天意，沟通天人。其中一些卦爻辞又包含着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如“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初六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泰卦》九三爻辞），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内容和认识意义。此外，《易经》的卦爻辞借助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结构组成了一个独特系统，为后来的卜笙提供了参考和推论的依据。这些特点都是卜辞所不具备的，是《易经》能够发展出哲学思想的内在原因。

春秋时期，宗教观念严重动摇，人们对《易经》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有人说：“《易》不可以占险。”（《左传·昭公十二年》）还有人并不用《易经》占卦，而是把卦爻辞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据加以引用。^[1]如郑大夫游吉引用《复卦》上六爻辞“迷复，凶”作为“楚子将死”的证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又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为了论证持之以恒的意义，孔子引用了两个证据，前一个是“南人”的格言，后一个就是《恒卦》九三爻辞。如果说春秋时期，人们利用卦爻辞的个别条文表达出一些零散的哲学观点，那么到了战国时代，人们逐渐对《易经》做了较为全面的解释，最终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了《易传》这部哲学著作。

《易传》以后，诸史著录的《易》注有好几百种，加上史志未著录的和近代著作，可达千种。《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由曹魏王弼、东晋韩康伯作注，唐代孔颖达等正义。东汊郑玄《周易注》（辑本），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宋代程颐《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近代学人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2007年版）、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等，都是较好的版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汊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与传世各家《易》本均有不同；上海博物馆收藏并公布的战国楚简《周易》（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三））是现存最早的版本。

二、《易传》的主要思想内容

《易传》阐述了关于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正如《系辞上》所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从整体上看，《易传》应该是儒家学派的著作，但同时也吸收了先秦诸子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元素。它将政治伦理教训视为核心内容，强调“辨上下，定民志”（《履卦·象传》），“非礼弗履”（《大壮卦·象传》），突出宗法制度及其相关伦理的重要。它还提倡“神道设教”的社会教化思想，主张“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彖传》），并发挥了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裒多寡益”（《谦卦·象传》），“赦过宥罪”（《解卦·象传》），“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卦·象传》），这些都彰显出鲜明的儒家特征。不过，先秦时期从宇宙论意义上对阴阳理论加以系统化的是老庄道家学派，《易传》关于阴阳的理论观点以及基于此对宇宙生成变化的诸多探索和论述，当与道家有关联。《易传》的思想总体上属于儒家学派，但它的出现实际上与先秦诸子发展的背景分不开，是先秦以来诸子理论思维发展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天人合一”是贯穿《易传》最为核心的理念。《易传》继承了《易经》从自然世界的探索中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思维。但《易经》思维没有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易传》吸收《易经》的原始思维并将其哲理化，形成了人道效法天道的天人哲学。天、地、人是《易传》所突出的最基本的三个概念，《易传》的哲学思想无不通过天、地、人所构成的命题表达出来。根据《易传》的解释，八卦的性质、六画卦的构成和六十四卦的排列结构都蕴含着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系辞上》亦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它强调人的价值属性来自天地宇宙，凸显了天道、地道、人道的内在贯通。《文言》进而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天人合一”的经典命题。

《易传》在解释《易经》时，继承和发展了占卦的象数学。“象”是指卦象和爻象。《易传》认为，每一卦和每一爻都象征着一类事物。乾象征天，坤象征地，坎象征水，离象征火，震象征雷，艮象征山，巽象征风，兑象征泽。但乾也象征圜、君、父、玉、金、寒、冰、大赤、马、木果等；坤也象征母、布、釜、吝啬、均、牛、大舆、文、众、柄、墨等；巽也象征少发、广颡、多白眼的人及经商得利等；坎也象征忧愁、心病、耳痛等。又如，《彖传》解释剥卦说：“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认为剥卦的下五爻都是阴爻、上一爻是阳爻，象征阴性的东西在增长，阳性的东西在衰退，预示着“小人”即将得势。“数”是占卦中的一套数字关系，指阳数、阴数和大衍之数等。阳数也叫天数，即奇数中的一、三、五、七、九。阴数也叫地数，即偶数中的二、四、六、八、十。二者相加为五十（一说五十五），叫天地之数。天数具有阳刚的性质，地数具有阴柔的性质，因而八经卦中的卦数为奇数的乾、震、坎、艮为阳卦，卦数为偶数的坤、巽、离、兑为阴卦。另外，在笙法中还有一些被赋予特别意义的数。如占卦时使用的蓍草总数为五十（一说五十五），这叫大衍之数等。^[2]《易传》认为，这些数均有其自身的神秘性，可以说明《易经》的成变化、行鬼神的功用，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蒙上了神秘面纱。

《易传》解释了天地宇宙的生成问题。《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在笙法中指大衍之数，即五十五根蓍草的总体，象征着天地未分的混沌状态，也就是《吕氏春秋·大乐》中所说的“太一”和《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一”。而所谓“易有太极”，似乎又表明“易”比“太极”更具有本原的意义。按照《易传》的解释，具有阳性的乾卦代表天或父，具有阴性的坤卦代表地或母。《咸卦·彖传》曰：“天地感，万物化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卦·彖传》）“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些说法都把天或父与地或母的交感会合当作万物生成的根源。因而，《易传》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由“易”到“太极”，再到阴、阳或天、地，最后到万物化生的宇宙生成模式。

天地万物的生化过程被《易传》赋予了一些基本原则。《系辞上》认为，天高地卑，确定了乾、坤的性质，也确定了人间的尊卑秩序。天动地静，确定了天的刚性和地的柔性。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有对”的，如阳与阴、动与静、刚与柔、天与地、男与女等，认为阴阳交感则事物发展，否则事物停滞。值得注意的是，《易传》不仅把阴阳看作气，而且把阴阳看作事物的内在属性。它把万事万物分为两类，一类具有阳的性质，另一类具有阴的性质。用阳表示一切事物中刚健的属性，用阴表示一切事物中柔顺的属性，阴阳成为表示万事万物运动中对立因素的哲学范畴。阴阳交感引起运动变化也就是事物内部对立统一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结果。《系辞上》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系辞下》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传》对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问题做了深刻论述，揭示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来自事物本身内部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告诫人们不要在世界以外寻求万事万物发展的动力。

《易传》认为，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向对立面转化。《易经》有很多相反的卦是排列在一起的，例如泰卦和否卦、剥卦和复卦、震卦和艮卦等。《序卦》对这种排序解释说：“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乾卦六爻的爻辞说明事物依次上升发展，但最上一爻九六爻辞为“亢龙有悔”。《文言》解释说：“‘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就是说，事物发展到极点“穷”就要向反面转化了。

《易传》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把阴阳范畴看成贯通天道、地道、人道的总规律。对于规律与现象的关系以及规律的作用，《易传》提出了深刻的见解。《系辞上》指出，天下事物极其复杂（天下之至赜）和变化多端（天下之至动），人们很难把握，但规律则是简单的，人们容易把握（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掌握了规律就可以“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这是从简单和复杂的角度讨论规律和现象的关系，指出了超越现象、掌握规律的意义。《易传》还从抽象与具体的角度讨论规律和现象的关系，看到规律是抽象的、无形的，现象是具体的、有形的。《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这个命题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易传》认为发展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它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卦·彖传》）这是从日月运动变化中引申出天地万物无不变化的看法，从而说明天地万物都要随时间而变化，人类社会以及“鬼神”也不能例外，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易传》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深人探讨，表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思维。

《老子》也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思维，但《易传》的辩证思想与《老子》的又有不同。最突出的表现是《老子》强调柔弱，《易传》强调刚强。《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主张君子应当效法天的刚强健壮的精神而自强不息。《大有卦·彖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也是同样的思想。柔弱和刚强在事物发展中各有一定作用，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易传》高于《老子》之处在于，它在强调刚强的同时，没有完全否定柔弱的作用，它主张刚柔相应，保持中正之道，以防止刚强向反面转化，并将此运用于人类社会当中，认为君道、夫道、君子之道是刚强的方面，臣道、妻道、小人之道是柔弱的方面，刚要与柔相应，必要时可以居于柔之下，损刚益柔，以贵下贱，以取得柔的顺从和拥护。《易传》所认识到的刚与柔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表明它对《老子》思想有所扬弃。

《易传》不同于《老子》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老子》主静，《易传》主动。《易传》认为，乾卦象征的动不仅有“万物资始”的作用，动的结果还能达到“保合大和”“万国咸宁”（《乾卦·彖传》）的高度和谐状态，“能以美利利天下”（《乾文言》），获得极广泛的成果。《易传》还从重视运动发展出发，强调变革的思想，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应该顺从事物发展的趋势自觉进行变革。《系辞上》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化”是事物发展的趋势，“裁”是顺从事物发展趋势主动进行变革。《革卦·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把顺应天地的变革视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经过变革事物才能向前发展，这是《易传》对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不过，《系辞下》所说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以及《复卦》卦辞所说的“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似乎倾向于把发展变化看成是往复循环的运动，这与《老子》是相通的。

三、《易传》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易》自战国时期即被称为“经”。自汊代始，《易传》与《易经》合编为一体，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汊书·艺文志》认为，“六经”皆为专门之学，各有其具体用途，并随时代需要而“变改”，但“《易》为之原”，“与天地为终始”，是“六经”的理论依据，作用是无限的。

《易传》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历代思想家大多是通过解《易》来阐发其思想观点、构建其思想体系的。汊代以后，对于《易传》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概括说：“汊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人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象数派虽受到义理派的批评，但象数派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确有不可否认的贡献。如汊代象数派的“卦气说”，对元气自然观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易纬·乾凿度》所提出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宇宙生化因素，对中国宇宙生成论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宋代陈抟所传《太极图》，为周敦颐和邵雍所改造、发挥，在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义理派则纯粹从哲学意义上研究《易传》，通过解《易》或以解《易》为基础构建出别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曹魏王弼通过注《周易》与《老子》《庄子》，创立了玄学思想体系。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张载以解《易》为基础创立了气本论思想体系，为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代表作就是以解《易》为主的《正蒙》。理学的创立者与集大成者程朱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同样也离不开《易》学的重要基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大量“易学”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不仅古代思想家如此，即使是近代思想家中也有不少是通过解《易》创建出新的哲学体系的。康有为的进化论哲学，就是将《易传》的变易观与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新儒家熊十力的“新唯识学”也是在“融《易》以人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易传》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古代许多领域都有鲜明烙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人《易》，故《易》说愈繁。”总之，《易传》是中华文化延绵不绝、不断发展创造的重要源头之一。

（曹振明）

【注释】

[1]《左传》《国语》引用《易经》共22条，其中6条是直接引用卦爻辞作为论据。参见杨树达《周易古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高亨：《周易杂论·〈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齐鲁书社，1962年；李镜池：《周易探源·左传中易笙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等。

[2]关于“数”的具体考察，请参阅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笙法新考》，中华书局，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