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物逍遥　存天反真——《庄子》

《庄子》是我国古代道家道教文化的第二部经典，它将《老子》自然无为思想发展到极致，成就了庄子独一无二的个性，在哲学、美学、文学、语言、环境等学科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提供的“道通为一”的齐物思想、“无待”的逍遥观，对后来的佛教、儒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庄子》概述

《庄子》一书反映的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思想家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

庄子（生卒年约在前370年至前280年之间），名周，字子休，于战国中期出生于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北）地。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机同时也是最为混乱的时代，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列国征战激烈残酷，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各种学说争长论短。正所谓：“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跛攘臂乎桎梏之间。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庄子·在宥》）庄子自己也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庄子·山木》）处在这样的时代，庄子的内心经历过一番洗练，从而对于变幻莫定的世事有切身的体会，对宇宙人生有深沉的思考。

司马迁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 孔子之徙，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见，庄子学问非常渊博，其学术涉猎范围很广，但其思想的主要来源是老子一派道家。庄子的著作不再是《老子》式的格言体，而是汪洋恣肆的长篇大论，批判当时流行的儒、墨思想，继承并发展老子的学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赞语说：“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老子探讨“道”，强调“无为”，推天道以明人事，书中的道理十分深奥。庄子创造性地发挥了老 子的思想，“其言洸洋自恣”，但总是以“自然”为旨归。司马迁敏锐地指出，庄子以“自然”为中心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思想。

今本《庄子》一书，共有33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种篇章结构是由西晋时期的思想家郭象（252～312）在整理和注释《庄子》的过程中形成的。古今学者对内篇、外篇、杂篇3个部分的关系进行过很多研究，大多数学者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庄子》一书是道家庄子学派的文献汇编，其中内七篇结构谨严，论理深刻，很可能是庄子自著，是庄子思想的基础；外、杂篇是庄子弟子和后学的作品，是对庄子思想的发挥，其中有些篇章对庄子思想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释。因此，可将《庄子》一书视为体现了庄子思想的整体来进行阅读和理解。

近人注解《庄子》的著作主要有：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张默生《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3年版）。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叔岷《庄学管窥》（中华书局2007年版），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和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是当代研究庄子思想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二、《庄子》的主要思想内容

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并不断加以深化。论“道”以老子为本，而且以开放性和发散性的思维拓展对道的认识。他认为“道”不可以用形象来描画，它是自然而然内在于天地万物的，“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庄子·齐物论》）。正如郭象注所说：“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眹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好像在玄冥变化的世界中有个“真宰”，但实在没有迹象可寻，放眼看去，宇宙万物自然而然地运行，毫无爽失，万物自发地生成，不是由什么有形的东西促成的。《庄子·则阳》也说：“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认为万物自生自成，这就从内在性、无限性的角度将“道”论推向深人。

与“自然”有密切关系的“常”“反”“有无”等观念在庄子思想中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常”是万物自发运行和维持自身存在的力量，是万物“自然”运行的趋势，在《老子》一书中“大”“逝”“远”“反”的往复运行就是“常”，它是对“道”的运行过程的总概括。庄子继承老子，对“道”的认识进一步深人，在庄子看来，“道”的运行过程更为复杂，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庄子论“常”，线性循环运动的意味减少了，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的意义增加了。庄子用“常”来描述事物自存在、自组织、自运行的趋势，它是事物不断地展现自身的过程：“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 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庄子·骈拇》）人有生有死，就像天地运行有昼有夜一样，这自然而然的变化，人力根本无法干预。天下万物自然而然生长变化，方、圆、曲、直各有“常然”。

“常然”引导着事物生长变化：“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天地、星辰、禽兽、树木本性各不相同，各有所禀，是自然而然的，人顺从“道”的指引，按照自身的本性行事，就很好了，根本不必要标举仁义。“常”是自然发生、自然发展的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固定的、普适的常规。

“反”在老子那里有正反相对和返回返归两种意义，庄子对此进行了深化。老子提出“知其雄，守其雌”“弱者道之用”，在一系列正反相对的链条中，偏爱反面，执守柔弱。庄子面对正反关系问题时往往将正反相对的两极不断变换，引向深人，将事物一体多面、可分可合的道理发挥到极致，将人们的心灵带出偏狭执着的枯井。以灵活的思辨看待事物自然变化的全过程，以彻底的“自然”态度对待彼此、是非、有无、终始、言默、生死等等。由此产生了庄子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的、多边的、多样态的存在，人与人的感觉、语言、思想等等也充满着差异性。有彼就有此，从A的角度出发，只能看到事物的A面，从B的角度出发，也只能看到事物的B面，若偏执一曲，就总是只看见了这一方面而无视那一方面。“夫其所谓是非者，岂是非哉？彼此而已矣。我之所谓彼，彼之所谓我也，无定之名也。见此之为此，而不知彼之亦有此，自知而不知彼，遂恄之以为明；两相排而益引其绪，以相因而生，则立此而彼方生，使无此而彼不足以生矣”（王夫之《庄子解·齐物论》）。

自以为是，固执一边，是非彼此相互论难，总是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舍本逐末，最终乱成一团。庄子引导我们走出是非彼此相攻汗的偏执立场，接纳事物的多样性存在，承认各种可能性之间的变化，不固执于任何一边。

庄子是通达的，关于实在、思想、语言、行为等等问题，他都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不轻易下判断，而是随时准备有所变化、有所批判、有所创造：“只要审慎的原则没有要我们遵守某些规则去行动，只要还有明确的反对的理由，只要没有做决定的必要。那就搁置做决定的判断吧。”^[1]

他要人们从昏睡中醒来，悠游行走于彼此两端，不谴是非，使是非各止于自然之分。他以这种态度破邪显正，突破彼此是非的一曲之明，与天地精神往来，把我们引人一个充满生机和危机、需要冒险与探索、要披荆斩棘才能有所前进的思想大森林：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解道：“近取诸身，远托诸物，知能运用，无非自然。是知天之与人，理归无二。故谓天则人，谓人则天……此则泯合人天，混同物我者也。”

“真人”即顺随并融人“自然”之人，他能忘怀一切、抱一守真、泯合大道，明白人的有限性、知识的局限性、事物的多样性，以开放的胸怀与世间万物交流。“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

可见，庄子超越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思想，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的态度化解正反对立，在“齐物”观念的引领下跳出思维的圈限，走向广阔的天地。这个天地是没有一己之小我的，《齐物论》开篇，庄子提出“吾丧我”，其核心就在于对自我的破除。《人间世》讲“心斋”、《大宗师》讲“坐忘”，意义都是如此。一个“忘”字，引导我们突破未经沉思而接受的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既定框架，摒除彼此、是非、大小、多少、生死、寿夭、长短、高卑、美丑、成毁等等有待的偏执。这种体验从终极意义上说就是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建立富有意义的联系的过程，我们自身向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保持开放，进人与无限整体并存的关系之中，为积极的创造或自我实现擦亮眼睛并奠定坚实的基础。庄子极其注重深人体验，认为这是心灵的斋戒，是融人虚通之道的前提。

在庄子看来，只有在“齐物”的基础上才能谈到“逍遥”。“齐物”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的心灵从喧嚣的万物中摆脱出来，破除对万物进行的人为区分以及对种种区分的执着。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庄子“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为了和世俗相处，必须做到“不遣是非”，这样就可以由齐物达到逍遥——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庄子用无待来形容。无待就是与物无对，并且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这是无我也无物的状态，心灵游玩于无何有之乡，“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物的羁绊，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对世俗世界的超越中，生命犹如《逍遥游》中所说的大鹏鸟，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高高翱翔在天际。

庄子所论的“齐物”和“逍遥”，是一种符合自然之道的生活态度，在钩心斗角、是非颠倒的乱世，庄子认为这是“正”的，是谨慎和通达的选择。

“受命于地，惟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庄子·德充符》）这是说修习道德应该自正性命。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庄子·缮性》）这是说回归自然本性，恬静坦然，朴素认真，以“道”为本，自正己身。这就是庄子“随时放任而不偏党，和气混俗，未尝觭介”的生活态度，所谓“放任”，是顺“自然”而行，绝非私自放纵。

“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庄子·田子方》）这是说因顺自然，保持真性，就是全德之人。庖丁技艺高超，但其解牛之时，仍然极为谨慎，“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沭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庄子·养生主》）。

牛马四足是天生，而给牛马带上笼头鼻环则是人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谨修而身，慎守其真。”（《庄子·渔父》）由此可见，“自然”的生活态度需要具备认真、谨慎的精神，这是庄子再三强调的。

总之，庄子用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语言为人们发掘意义丰富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日常经验的现实世界，它是无限的、不断创生和变化着的，比我们的有限思维所认知的更加广阔和深远。宇宙万物自发运行的过程趋向于动态平衡，万物在互相依存中展现自身，就像一个个活泼的音符，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到宇宙万物的交响共鸣中。“自然”的生活，就是接受现实世界的充实完美的多样性的生活，是充满创造的热情的生活，“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顺从万物的自然本性，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不执着，不妄为，从先人之见中超脱，在当前的环境下尽力而为，安然地与“道”为一，与“自然”为一，就像陶渊明诗所说的：“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2]

庄子的思想在魏晋时期受到人们注意，西晋时期的向秀（约227～272）先注《庄子》，其中《秋水》《至乐》两篇未成而去世。后来，郭象依据向秀注文加以扩充，补注《秋水》《至乐》两篇，改注《马蹄》一篇，流传于世。现存郭象注《庄子》与向秀注文义基本相同，可以看作是两人共同的作品，也是最流行的《庄子》注释文字，同时也发展了庄子的思想。

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力图以《庄子》的形式，容纳更多儒家的内容。例如，庄子主张废礼法，向秀、郭象则提出相反的见解；庄子对存在的事物采取怀疑的态度，他们则为现存的一切事物进行辩解；庄子认为，“穿牛鼻”“络马首”违反牛马的本性，他们则认为这样做符合“自然”。这些思想在郭象为《庄子注》写的序言中有明确的表述：“（庄子）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这就表明，庄子论述天地、万物和人，都是为“内圣外王”这个儒家统治术服务的。因此，他们对《庄子》文本中凡是排斥儒家的文句，都以儒道相融的观点进行注解，以便证明《庄子》与六经、自然与名教、儒家与道家的不可分割，借以加强儒学的地位。

三、《庄子》的历史地位

庄子是中国古代最有个性的思想家，面对周流变化、无穷无尽的现实世界，面对我们自身和他人，庄子的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他以深刻的直觉与悟性、以灵变莫定的通观慧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一段美妙绝伦的天籁之声，撞击着此后每一个敏感的中国人的心灵。

庄子思想的创造性表现在他善于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超越前人。他学识渊博，对当时思想界主要的思想家以及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深人了解，但他主要以老子的思想为根本，吸收各家的思想资源对老子思想加以深化。这表明庄子的思想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庄子·天下》虽非庄子本人所作，但由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庄子及其后学对思想学说的发展有敏锐观察和深刻反思，并将其综合吸收进自己的学说之中。通过批判和反思，庄子思想以深刻性和新颖性为特点推进了道家思想，其贡献超出道家的其他人物。他继续深化老子“道法自然”的命题，并将真挚的情感、审美的态度和出人意表的言说风格融人思想之中，把老子那充满诗意的思想发展到极致，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他的哲学“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一个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3]。

（夏绍熙）

【注释】

[1]〔美〕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黄添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2]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形影神·神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7页。

[3]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0～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