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也是我国军事文化的重要经典。它排除宗教想象对军事活动的干扰，完全理性地探讨治军、用兵等军事活动规律，总结取得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实战经验等，蕴含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思维，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跨领域的国际性影响。

一、《孙子兵法》概述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孙武，字长卿（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前551～前479），齐国贵族的后裔，曾潜心研究兵家之学，公元前532年（齐景公十六年）齐国发生“四姓之乱”，孙武出奔吴国，“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阖庐亦称阖闾。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汊墓出土的《吴问篇》残简，记载了孙武和吴王关于晋国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答问，孙武认为亩大、税轻者可以“固成”，得到吴王的赞许，可见，孙武不仅擅长军事，而且也是具有改革图强意识的政治家。

孙武受到吴王阖闾重用，同伍员（伍子胥）等大臣辅助吴王治国练兵。经过数年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孙武建议与蔡、唐两国联盟。他辅佐吴王率大军进攻楚国，柏举之役，大败楚军，占领了楚国首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因此《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西破强楚，人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后来，由于吴国内部纷争不断，孙武闭门不出，对历史上和他自己经历的战争经验进行总结和理论提升，授徙讲学，经过许多门徙、学生和前来请教者的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军事理论著作。

班固《汊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的《孙子兵法》有两种，一为《吴孙子兵法》，另一为《齐孙子（兵法）》。这里，《吴孙子兵法》是孙武的兵法，即人们习称的《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兵法）》是孙武的后代孙膑所写的兵法。对于这两部兵法之间的关系，过去引起学者间的争论，有人认为二者其实就是一部书，有人主张是不同的两部书。直到银雀山汊墓竹简出土，人们发现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种书，二者并不相同。竹简本《孙子兵法》13篇已单独成书，另附佚书5篇；《孙膑兵法》16篇，即久已失传的孙膑所著《齐孙子（兵法）》^[1]。

“兵法”就是《孙子兵法》中频繁出现的“用兵之法”（见《作战》《谋攻》《军争》《九变》《九地》等篇）的简称，主要讲治兵、用兵等军旅之事。我国春秋时代的贵族已有讲兵法的书，叫作《军志》《令典》，提出了“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等简要的作战原则。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兼并战争规模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研习用兵之法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今本《孙子兵法》共有13篇，约6000字。从结构上看，大致可分为4个部分。《计》《作战》《谋攻》3篇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讲战略。以计谋为先，重视出兵之前的“庙算”，把战争作为一个综合事件，从道、天、地、将、法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继而讲野战和攻城，使人对战争有总体上的了解。第二部分包括《形》《势》《虚实》3篇，主要讲战术，如何因时、因地、因敌采取相应的措施，兵力的投人什么地方多、什么地方少，即所谓用兵之妙。第三部分包括《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5篇，讲实战，如何在战场上灵活、机动、迅速、多变地打击敌人，所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离）合（汇合）背（后退）鄉（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汊书·艺文志·兵书略》）。第四部分由《火攻》《用间》两篇组成，讲火攻和间谍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对实际战争经验的总结。

《孙子兵法》在现当代影响较大的注本有郭化若将军《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研究著作可参考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和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

二、《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内容

从思想内容上看，《孙子兵法》表现出把握整体、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注重变化的思想特征。下面对此进行简要说明：

第一，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军事活动。《孙子兵法》没有简单地以兵论兵，而是把军事活动放到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体中考虑，重视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实力的比较，讲大计、重谋略，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思维特征。

《孙子兵法》一开篇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指出用兵打仗是国家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考察研究。就是说，国君和大臣在战争发生之前必须进行全局谋划，仔细比较敌我力量，权衡利弊得失，如果胜算大，才选将出征。

从哪些方面着手制定战略计策呢？孙子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七计”是围绕“五事”进行七个方面的比较。

在“五事”“七计”中，“道”都居于首位，最为重要。按照孙子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孙子兵法·计》）。“道”是民众与君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即老百姓与统治者的关系，实质上是战争背后的政治，包括战争的合法性、通过战争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确立的政治原则，孙子将其视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

除此之外，“天”“地”即天时（昼夜、阴晴、寒暑等季节情况）、地利（高山洼地、远途近路、险要平坦、广阔狭窄、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也是制定战略时要考虑的。^[2]

“将”是军队的管理者和指挥者，是整个军队的核心，对战争胜败负有直接责任，孙子认为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有深谋远虑之智、赏罚分明之信、爱兵如子之仁、冲锋陷阵之勇、令行禁止之严。

“法”是军法，凡与军队编制、后勤、配给、训练有关的诸多事项都属于军法，孙子主要强调“曲制、官道、主用”三个方面，就是军队的组织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将吏职责即军队指挥系统，还有粮道和军需军械等与后勤保障有关的情况。

“五事”既明，再从七个方面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兵法·计》）看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哪一方军队装备配给有充分保障；哪一方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

由上面列举的“五事”“七计”可以看出，孙子认为应从整体上把握军事现象，在战前全面系统地考虑涉及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古人所论“凡攻伐之道，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要打胜仗必须有战略眼光，能够看到战争不仅靠战场上的厮杀，也是战争指挥者智慧的比拼，更是敌我双方国力（以政治、经济为主）的较量。

孙子还具体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形》）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是这样产生的：双方都有面积不同的土地（度），一定面积的土地缴纳一定容量的军粮（量），征发一定数量的士兵（数），于是敌我的实力就可以比较（称），比较的结果，有优势的一方胜算就大（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兵、农是战争之本，这就突显了经济基础在战争动员等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比较双方实力以后，孙子指出，百战百胜不算是最高明的，不用战争而以政治经济等综合实力迫使敌人屈服，才是最明智的，即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孙子提出“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的作战原则，战争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胜利，旷日持久，必然导致国力衰竭，甚至国破家亡，“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顿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也。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同上）孙子对用兵之害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主张：“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兵法·形》）要掌握战争胜败的决定权，就要修明政治，军民一心，积极发展生产，充实国家的财力物力。

第二，重视人的自觉性（或主观能动性）。《孙子兵法》强调在战争过程中，对敌我行动的分析研判、战争主动权的取得、行动计划的落实等都离不开人的主观努力。

大敌当前，一切都以实力为依据，感情用事或依赖鬼神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孙子论人的自觉性，首先表现在对人之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的充分重视。孙子屡言“知”（即人的预见性，分析、判断、理解的能力）。在《计》篇，通过“五事”“七计”对敌我双方实力进行比较，看谁得胜的可能性大，“以此知胜负”，就是说战争胜负的大局是能够经过比较计算来判断的。《谋攻》篇更有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地形》篇也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认为战争的指挥者只有对彼己双方的情况、天时地利等影响战争的因素有清晰认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制订相应的行动方案。孙子把从实际情况出发的理智思考（知）作为其思想的重要基础，具体的战略部署和实战原则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制定。

将领是军队的统帅，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孙子非常重视将领的作用。“夫将者，国之辅也。”（《孙子兵法·谋攻》）“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他认为将领是辅助国家的骨干，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并把深知用兵之法的将领比作天上专门掌管民众性命的“司命”之星，能够使人民避免过多的牺牲，使国家转危为安。

孙子提出两个重要命题，一个是“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形》）；另一个是“胜可为也”（《孙子兵法·虚实》）。二者看似互相矛盾，实则大有深意。

前一个命题是说，敌我实力的强弱可通过事先比较计算而知道，实力强的一方取胜的可能性大，但并不等于一定会取得胜利，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争实例很多。所以，实力强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将领如何用兵，扬长避短，把己方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这就引出了后一个命题——“胜可为也”。孙子认为战争的胜利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获得的，优秀的将领是“善战者”或“善用兵者”，能够根据战场具体情况采取应对措施，克敌制胜。其突出表现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军队指挥者在确保己方不犯错或少犯错的前提下，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尽量引导敌方多犯错、犯大错，进而抓住时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给敌人意想不到的致命打击。

因此，“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孙子兵法·行军》），兵力并不是越多越好，只要不盲目冒进，并且能够集中力量、判明敌情、战胜敌人，就有望取胜。可见，对于将帅来说，用兵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足智多谋非常重要。

第三，重视变化，强调在变化中思考和行动。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各种现象错综复杂，用兵之法，讲求因敌变化。《孙子兵法》对军事活动的理论思考揭示了许多由敌我形势变化而起的相反相成的对立范畴，具有很强的辩证性。

战争是事物矛盾运动最尖锐、最剧烈的一种形态，它要求参战者迅速掌握战场的具体情形，不断观察、了解、分析、权衡、判断、决策，直接针对对方采取行动。战争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军事计划都要落实到军队的实际行动中，在行动中不断修正、改变。战争的动态性本质说明人们不能局限、拘泥、束缚于现成的认识框架，它不允许人们从容不迫地论辩、剖析，而是迫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进行开放性思考，通过战争的艰苦实践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是灵活多变、注重实效的。

孙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兵以诈立”（《孙子兵法·军争》）等命题，就是说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它千方百计地隐蔽己方的意图，又想方设法诱导敌方犯错。孙子进一步用“形”和“势”这两个概念进行解释。

“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孙子兵法·形》）孙子用比喻的方法说胜利者指挥军队作战，就像掘开在极高处的积水一样，积水的重量加上奔腾而下的速度能产生巨大的冲击力，打垮对方。“形”首先是拥有强大的实力基础，然后在运动变化中使实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善于防守，则“藏于九地之下”；善于进攻，则“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形》），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迫使敌人露出破绽。“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势”就像高山之上的圆石飞滚而下，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就是说在战场上要造成对己方有利的态势，顺势而下形成强大的攻击力。“形”与“势”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目的就是在运动变化中寻找机会，通过高效的指挥系统，根据敌情及时调整计划，取得胜利。

孙子用“神”和“巧”说明善于应变带来的效果。他把实战比喻为水的流动，说：“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因敌变化就是不凭主观臆断制订作战计划，也不墨守成规，而是随机应变，使己方始终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取得战争胜利，这就是“神”。只有善变，出其不意，才能在决战中以隐蔽性和突然性给敌方造成致命打击。孙子将变化的高超技巧称为“巧”，所谓“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孙子兵法·九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战争变化的过程中，孙子揭示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对立范畴，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动静、虚实、欹正、劳逸、勇怯等等，并注意到对立双方发生转化的可能性和条件。他要求将帅凡事都要考虑到战争的正反两个方面，“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会失去信心；在有利的条件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避免挫折。这就表明孙子提出重变思想是为了对战争进行全面的、有联系的观察，并注意战争形势的变化。

简言之，我们可以从重全（即战争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系统中的一个方面）、重人（即战争要求充分发挥人的自觉性）、重变（即因敌变化是战争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这三个方面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特色。三者密切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重全”是战争的基础，“重人”是战争的关链，“重变”是战争的本质。

另外，《孙子兵法》含有可贵的道德化色彩，攻城略地、伤人性命并不是其最终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理想的战争方式和境界。战争是政治与外交的延伸，《孙子兵法》的战争观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三、《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

《汊书·艺文志·兵书略》把兵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指出兵权谋家的特点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主要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三家之长，理论性和综合性强，是兵家最主要的一派。《艺文志》著录的兵权谋家著作有13种，《孙子兵法》位列第一，可见其在兵家之中的显赫地位。

三国时期，曹操最早对《孙子兵法》进行整理和注释，其后注释之书历代不绝。南宋时期《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之首，号称“兵经”。约7世纪时传人日本，18世纪以后陆续出现法、英、德、俄等文译本，受到外国军事理论界的关注，享誉世界。有人认为它在思想深度上超过一向被西方称道的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而且其重要性随着毁灭性的核武器的发展正显得日益突出。^[3]

当然，《孙子兵法》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但它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哲理性，影响波及商业管理、中医药学及文学艺术等领域。它远播日本、欧美等，在海外也有重要影响。

（夏绍熙）

【注释】

[1]曾宪通：《试谈银雀山汊墓竹书孙子兵法》，载《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兰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2]“高山洼地”等词请参见孙武撰、曹操注、郭化若今译：《孙子兵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页。也见于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3]格里菲斯（SamuelB.Griffith）：《孙子兵法》英译本“前言”，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