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特有的笔法记载历史，于一字一言之中，寓意褒贬，古人称之为微言大义。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司马迁肯定《春秋》明王道，辨人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暗含着王道政治的重要内容。《春秋》将仁义道德等人性内容作为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等的标准，“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充分发挥了人文批判、价值评价的社会历史作用，影响十分深远。

一、《春秋》概述

关于《春秋》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的变化，许多前辈学者都有过考证分析。目前学界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春夏秋冬四时之名之义均见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指出，“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四时之名的出现大概在西周之前，春秋二季的分法基本源自商代。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认为春秋时代以前只有两季，卜辞中称为春秋。西周时期经常连用“春秋”二季，如“春秋修其祖庙”（《礼记·中庸》）、“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周礼·地官·州长》）等。

以时节之“春秋”命名典籍史册，较早见于《国语·楚语上》，当时太子傅士亹就关于如何教育太子的问题请教申叔，申叔认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的春秋、世、故志、训典等属于历史典籍，有不同的功用，而“春秋”居首位。《国语·晋语七》提到“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春秋”记载各诸侯行为，“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所以，晋悼公命叔向为太子傅。可见，“春秋”是史书的通名。《墨子·明鬼篇》甚至载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即四国国史的说法。《左传·昭公二年》，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鲁春秋”即为鲁国编年史。

“春秋”由通名变成鲁国史书专名，见于《孟子·离娄下》所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乘”是晋国的国史书名，“梼杌”是楚国国史书名，依《墨子》说法，即是晋国“春秋”与楚国“春秋”。鲁国国史没有特别的名称，直接称为“春秋”。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影响，“春秋”的概念范围缩小，最终成为鲁史的专称。

今本《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书中所记，始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共242年。

《春秋》16000余字，从所载内容看，包括侵伐、朝聘、会盟、杂事，以及其他国家向鲁国做过正式通报的大事情。这些内容按年分若干条，每条或几个字，或100字左右，类似于现在的报纸标题。因此，后代有学人称《春秋》为“断烂朝报”，或视《春秋》为“流水账簿”。

关于《春秋》的作者，有学者认为不是孔子所作或所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古史辨派的钱玄同、顾颉刚，以及现代学人杨伯峻、赵伯雄等；有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或所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范文澜、白寿彝、卫聚贤、沈玉成、刘宁等。笔者倾向于孔子修订、整理过鲁国旧史，由鲁之《春秋》笔削为儒家后学所传《春秋》，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春秋》。

最早记述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一处是《滕文公下》，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方面指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另一方面指出《春秋》的作用。一处是《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方面讲晋国、楚国、鲁国的国史内容相近；另一方面，鲁之“春秋”经过孔子的整理则“义”在其中，这是与晋国、楚国国史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孔子成《春秋》而让乱臣贼子有所惧的原因。

至于孔子是如何取鲁国史《春秋》之“义”而成今本《春秋》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做了进一步说明：“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徙不能赞一辞。”可见，孔子依据旧史记载而作《春秋》，具体方法是“笔则笔，削则削”，即是对旧史的重新处理，有保留，有删减，标准则是“义”。现在来看，与其说孔子作《春秋》，不如说孔子编订、整修鲁国《春秋》而成今日所见《春秋》更精确一些。经过孔子笔削整理，《春秋》成为亦经亦史的文化经典。

二、春秋学的发展历史

孔子在鲁史《春秋》基础上进行编修，突显其中大义，可以说是最初的春秋学。《韩非子·内储说上》载：“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本来，《春秋》记载这种现象表示异常，和其他记载的日食、水灾一样，而当鲁哀公问到此问题时，孔子却以天道贯通人道。可见，孔子在解读《春秋》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观点融人其中。

《春秋》大义的阐发，更多体现在解经之“三传”的叙述和议论里。《汊书·艺文志》记载，古代王室都有史官，记言记事。周王朝时，史籍残缺。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这里提到的首先是成书于战国中叶的《春秋左氏传》。孔子编订鲁史《春秋》后，讲授给弟子。孔子死后，因其弟子众多，所传经义已有分歧。左丘明以史事解释《春秋》，为《春秋》作传。《公羊传》《谷梁传》基本也出现于战国中后期，只是最初没有固定文本，属于师徙父子间的口耳相传。到汊代景帝时，《公羊传》由公羊寿、胡毋子都写成定本，而《谷梁传》的定本还要稍晚一些。正因为此，公羊学于汊景帝时被立于学官，谷梁学于汊宣帝时被列人学官。左传学在西汊始终没有受到重视，末年，刘歆站出来大声疾呼，朝廷开始树立研究左传学派的官方地位。经过几次辩论，直到东汊初年，左传学得以立为学官。《邹氏春秋传》为战国时代作品，当时有其定本，但后来失传。《夹氏传》在刘向、刘歆父子编著的《七略》中有收录，但在班固作《汊书·艺文志》时已佚失。所以，最初五家解经之传，最后只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流传较广并最终取得经典地位。

三传解经各具特色。《左传》是一部单行独立的书，西汊时今文经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究其实，左氏以事例解经，通过对经文中所涉及的人或事的详细描述，使人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比较有代表性的宣公二年“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讲述晋灵公的残暴，赵盾的进谏过程，灵公派人暗杀赵盾，最后赵盾杀灵公，史官记录为赵盾弑其君。可见，《左传》解经是以补充史实为特点。正是因为这种特点，《左传》成为不朽的史学和文学名著。

《公羊传》是经学家所认可的解释《春秋》的“传”，是以义解经。这种解释主要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对经文逐字逐句提出问题，逐个回答，逐渐深人，凸显大义。如《春秋》第一条经文“春王正月”，公羊家解释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羊家正是这样通过对经文的逐字解析，论述大一统的思想。

《谷梁传》也是经学家认可的传义之文，其解经方式与《公羊传》相似，所阐述的经义与《公羊传》也有相似之处。但《谷梁传》发挥经义的方法主要是运用日月时例。日月时例，是指《春秋》记事或记日期，或记月份，或记季节，记法不同，所表达的褒贬大义不同。如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谷梁传》解释：“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不日，其盟渝也。”即经文不书日，是此次盟约被破坏了，以不书日表达批评之义。成公十二年：“秋，晋人败狄于交刚。”《谷梁》解释：“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败之。夷狄不日。”其中讲到两个书例，一是中国与夷狄之间发生战争，用“败之”；一是记载与夷狄的战事，是不书日的。通过这两个书例，表达《谷梁传》的排斥夷狄之义。《谷梁传》以日月时例阐发经义，后学者或认为“失之迂”“失之凿”，或认为“精深”。

春秋学从先秦到近代，其研究内容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先秦时期，春秋学已有所分化，三传从各自角度解释《春秋》，孟子则对《春秋》做总体评价，荀子春秋学则兼采三传。汊代时，春秋学成为显学尤其是公羊学。一方面，经过董仲舒等学人对春秋的适时改造，《春秋》被用于治国、断狱等，体现出实用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今文学者们探究《春秋》大义的学术意义，古文经出现后引起了经学内部的派别斗争，使春秋学也各具师承特色。当然，也有经学家主攻一传，兼采其他，如郑玄即宗《左传》，又兼《公羊传》《谷梁传》之义。正是由于两汊《春秋》经学性质的大书特书，《春秋》本身的史学性质有被忽略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动荡，经学地位有所下降，但对《春秋》的研究却出现了一个小综合时期。这一时期的三传各有其注疏集解著作，偏于训沽义疏，影响深远。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对《左传》的注解，后学者研究《春秋》《左传》，或推崇杜注，或批判杜注，可见其影响力。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虽是对《谷梁传》的解释，但其中也有对三传的总体评价，“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从而对《公羊传》《左传》某一方面的解经也有所吸收。北朝徐彦《公羊传疏》不仅对《公羊传》中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说明，而且对汊代何休注解《公羊传》做了进一步解释、阐发。可以说，徐彦《公羊传疏》是对前人《公羊传》注解的总结。同时，这一时期，学人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推崇《左传》，出现了一批编年体史书，如《汊魏春秋》《后汊纪》《晋纪》等。

隋唐五代时期，国家统一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环境。一方面，经学实现统一，《五经正义》中《春秋左传正义》被定为官学，成为当时科考的标准。另一方面，怀疑、不满官方注疏之经的风气日盛，开启唐中后期以至宋庆历年间的疑经惑古的新学风。刘知几对《春秋》经文提出“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进而又从史学角度讨论《春秋》的性质，指出《春秋》开启了史学体例；啖助、赵匡、陆淳春秋学派以经批判三传，提出要直探经旨，又提出《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突显了《春秋》以史济世的功能。

宋代，春秋学成为显学，其经学和史学的特性互相映照。从经学特性看，宋代春秋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初则间接参与理学的形成，后来完全从属于理学，最终在最高层面发挥其现实作用。如“宋初三先生”中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批判汊唐训沽式《春秋》研究，重申《春秋》中的伦理道德规范。王安石虽有《春秋》“断烂朝报”之说，但间接地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二程以“理”阐释《春秋》，《春秋》成为“理”的现实载体。朱熹承认《春秋》的经典地位，反对前人注解《春秋》的主观性、臆度性，主张在《春秋》所载史事中掌握《春秋》大义，并依此更深刻地理解“天理”。

宋代学人治史深受《春秋》书例、尊王观、夷夏观、大一统观念等影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为编年体史书；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家人传”列传之首，记录五代宗室与后妃；欧阳修作《正统论》，提出正统的标准是“王者大一统”“君子大居正”；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认为九州统一是评判正统的标准。

元明时期，经学衰微。一方面是官方的统一经义，如元朝时科考中《春秋》以三传及宋代胡安国《春秋传》为准，明代官方颁行《五经大全》，其中的《春秋大全》借用元人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其书也是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另一方面，春秋学在民间的发展继续义理化，如吴澄、程端学、赵汸等人对《春秋》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学人也探讨《春秋》“史法”“经法”等。

清代初期，学者反对宋人的臆度说经，主张实证、考据，汊学盛行。这一时期的春秋学主要表现为训沽、校勘，涉及礼制、地理、音韵、天文历法等，于经义发挥有限。如毛奇龄《春秋毛氏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沽》等。晚清时，因时代所至，学术所归，《春秋》公羊学成为主流。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是对汊代何休《公羊解沽》的全面解释、阐发。廖平著有《公羊解沽十论》《公羊解沽续十论》等公羊学专著，是对汊代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理论的修正和补充，其中对“素王”的解释启发了日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康有为治《春秋》推崇公羊学，推尊董仲舒春秋学，通过改造公羊学中的孔子改制思想、三世说，为其变法奠定理论基础。清代春秋学的史学性质也有所体现，如章学诚大力阐发“六经皆史”说。

近现代以来，对《春秋》的研究方式基本由经学转向史学，集中于《左传》研究，并逐渐科学化。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古史辨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他们延续了明清疑古考辨学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撰写文章证明《左传》是刘歆改造之书。以疑古为理论基础的学人们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武断、偏激。其后学者开始反省古史辨派学说的极端，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如杨向奎提出《左传》是《春秋》之传，成书年代不会在战国中期以后；童书业直接指出所谓刘歆伪造说是武断之论，不可信；周予同谈到关于《春秋》《左传》的问题，更多采用陈列各方观点，做经学史的研究；杨伯峻为《左传》作注，并指出《左传》成书时间在战国中期。

当代对《春秋》的研究，呈现出或通史或专史的学术研究特点，视角多元，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广度。如赵伯雄《春秋学史》，论述了先秦至清代春秋学的发展；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梳理了左传学的发展历史；马勇《汊代春秋学研究》，专门阐述汊代春秋学的发展特点；陈苏镇《汊代政治与春秋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证汊代春秋学的作用；陈其泰《清代公羊学》探讨公羊学与清代社会变迁、学术风气的关系等。

三、《春秋》的影响

《春秋》是孔子笔削鲁国旧史而成的编年体史书，兼具经学和史学的品质，影响十分深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春秋》大义。学者研究《春秋》，离不开所谓“大义”。旧史《春秋》经过孔子修订，文辞简略，16000多字，字字句句蕴含深刻内容，即“微言大义”，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治《春秋》的方向和目标。汊代司马迁肯定《春秋》之“义”，认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世家》指出《春秋》大义的政治功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以道义……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意指社会各阶层应通晓《春秋》大义。《春秋》大义内容是什么？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所持之义，关链在于“达王事”“明王道”。后学者继续探寻其中大义，或着眼于学术意义的论证，如春秋学，或着眼于史学意义的阐述，如春秋笔法，或着眼于现实价值的发挥。

其二，春秋笔法。即书例，就是孔子修订《春秋》的书写原则，在文笔曲折中寄寓褒贬之义的写作方法。司马迁讲孔子因史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史记·孔子世家》）文约而指博，即在词语运用上，蕴含贬损之义，以一字褒贬来体现微言大义，也就是春秋笔法。西晋杜预在注解《左传》时，对书中的记事体例进行了总结，并著有《春秋释例》。后来学者虽对释例的牵强附会不甚满意，但仍旧认同笔削含有大法，出现了专门研究书例的著作。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著作、史学理论、史学思想都有深刻影响，以至于有学者从经学角度专门探讨春秋笔法，更延伸至文学、新闻、语言学等学科领域。

其三，政治思想。传统观点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或者经过孔子的修订，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虽然在《春秋》的性质与作者方面，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思想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被视作政治学著作。通过对历史得失成败的总结，以及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扬善抑恶的伦理评价，《春秋》对后世政治理念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侯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