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收录保存了中华文化最早有关治国理政的文献材料，也是中华文化元典之一。先秦诸子常常《诗》《书》并称，说明它和《诗经》一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荀子认为《尚书》是政事的纲领。孔颖达说，《尚书》记载先王治国的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实际上，《尚书》在经学时代也发挥了政治哲学的性能，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经典。

一、《尚书》概述

《书》或《书经》，在后世习惯称之为《尚书》。先秦著作中的“书曰”，皆指《尚书》而言。除去征引“书”之外，先秦著作也征引“传”。例如，《孟子》当中就有“于《传》有之”的文字。“书”与“传”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而后者为传说。由于《书》与《传》的关系相当密切，或者由于有些《传》的内容羼人《书》中，汊代学者有通称《书》为《书传》之例。比如，《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又称“故《书传》《礼记》自孔氏”。两“《书传》”均指《书》而言，与后代称《尚书》之注解为“书传”者不可混为一谈。称“书”为“书经”，当是后世儒家尊其为经典之后的称谓。

“尚书”之名，最早见于《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因何而成为后世儒家的通称，原因不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墨子学术出自史官，而“书”为史官所掌，故墨子对“书”的称谓不仅来历分明，而且具有权威性，从而被普遍接受。

那么，“尚书”之“尚”究竞是什么意思？后世经学家大都视“尚”为“上”的通假字。换言之，所谓“尚书”，就是“上书”。至于“上”字在此又当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有两种：其一，“上古”。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其二，“君上”。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记录君上言行之书”。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王充之说，两说兼备而偏向“上古”之说。刘熙《释名》主“上古”说，而孔氏《尚书序》则依从“君上”说。《尚书》涵盖的年代属于上古，这一点无可争议；《尚书》记载的内容多为君上的训令或出师的誓词，这一点也无可争议。因此，以上两说从逻辑上言，皆无不可；至于哪一种说法确为当时定名者的本意，已无从考辨。

虽说《尚书》属于上古无可争议，但若考察《尚书》究竞上古到何时，却又不易言之。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其一，《尚书》不是在某特定时间上编写而成的著作，而是经过多年累积而成的文献。内容涵盖大约上自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距长达1300余年的时间。其二，内容所涉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献编写的年代。其三，今本《尚书》的内容并非完全可靠，而掺杂有后人伪造的成分。

《尚书》相传为孔子编订。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尧舜到春秋秦穆公时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弟子的教材。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尚书》各篇的文体，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篇章是“记事”或“记言兼记事”。整体而言，《尚书》的文体可以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典”，例如《尧典》。“典”字在古代象形文字中表示被尊重的书册，所以，凡是受人尊重的书册就被称为“典”。“经典”“典范”这类意义都由此而来。《尚书》中的“典”即“五帝之书”之意。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在《尚书》中所占比例极小。

第二类是“谟”，比如《皋陶谟》。“谟”字读音和字义都与“谋”字相通，“谟”的意思就是“谋议”。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在《尚书》中也很少见。

第三类是“训”，例如《伊训》。“训”就是“训令”“教训”的意思。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现仅存《伊训》一篇。

第四类是“诰”，例如《大诰》。还有一些虽不以“诰”名篇，但实际上也是“诰”，如《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等。“诰”的意思就是“告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作“诰”。《尚书》中的“诰”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和群众的讲话。“诰”体大多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一方面由于商、周时代的口语和近代口语距离很远，另一方面由于口语本身并不像书面文字那么有条理，往往重复琐碎，所以“诰”体文献比较生涩难懂，这也是《尚书》当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在《尚书》中，属于“诰”体的文献占了半数左右，是《尚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第五类是“誓”，例如《汤誓》。“誓”一般指的是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辞。属于“誓”体的文献在《尚书》中所占的比例仅次于“诰”体。“誓”辞大多讲究节奏音韵，力求简洁明了，比较容易读懂。

第六类是“命”，例如《文侯之命》。“命”本来就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命辞”，它们大多数是君王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所宣布的命令。《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所发布的一道奖令。属于“命”体的文献在《尚书》中很少。

由于《尚书》的篇章基本上是以上述六种文体为主，故《尚书》的文体也被习惯称之为“典谟训诰之文”。

可以说，《尚书》是一部朴素的上古时代历史档案汇编，其中最早的文献大约写成于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尚书》固定版本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自秦始皇下焚书之令，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尚书》大都被烧毁。西汊初，经伏生从秦朝廷带出、私藏于家的秦隶《尚书》残卷出，几经传授，分成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个今文家派。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献给朝廷，其中与今文《尚书》共有的篇章经孔安国传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被称为“逸书”。晋末的“永嘉之乱”使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 向朝廷献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的《尚书传》。唐初整理古籍的结果，致使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失传，并令后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版本，一直流传至今。今本《孔传古文尚书》虽是伪作，却含有大量真实的成分，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

二、作者推测与典籍流传

《尚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早期，它被称为《书》，到了汊代被叫作《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汊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作《书经》。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以及作者情况都已很难确定，但在汊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而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自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历史约1500多年。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诰和君臣谈话的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很有可能是史官。作为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许多重要史实，真实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我们了解华夏文明早期社会的珍贵文献。

《尚书》的真伪、聚散过程，极其复杂曲折。汊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订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汊初，《尚书》存28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汊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汊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4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义。明代梅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如若竹简来源可靠，可以对《尚书》的进一步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从唐代以来，人们就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尚书》存在真伪之争。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通行本的《尚书》59篇中，有25篇伪作（加上书序，共26篇），所余33篇中，《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上、中、下3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这样便成为28篇，与汊代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篇目相合。这28篇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可靠资料。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代表性的著作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可供研究者参考。

三、《尚书》的主要思想内容

伪古文25篇暂且不论，33篇真古文的内容大致如下：

《虞书》4篇记载的是我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这4篇都以虞舜为中心，所以称为《虞书》。

《夏书》2篇中的《禹贡》记载了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是我国古代综述地理面貌的第一部文献，学术价值极高，人们现在普遍把它作为战国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献看待。另一篇《甘誓》记载禹的儿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的誓师辞，内容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

当然，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虞书》和《夏书》6篇文辞都不是虞代和夏朝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是战国时期，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其中只有《甘誓》一篇已出现于战国前期学者墨子的著作中，只不过《墨子》引作“禹誓”，文字略有出人，可见这一篇的来源较早，至少在战国前期即已存在。

《商书》7篇，除第一篇《汤誓》记载商汤伐桀的事情以外，其余6篇都是商朝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3篇记载盘庚迁都于殷的时候告谕臣民的讲话。其余3篇都记载商朝末年的事，有两篇与商纣王有关。在这7篇中，只有《汤誓》被人们认为是后来追叙的历史传说，其余6篇都是比较直接的历史档案。

《周书》20篇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包括从《牧誓》到《立政》，这14篇内容最为丰富，是全部《尚书》的精华所在。它们集中记载了周朝灭商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主要内容以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为中心人物；后一部分包括《顾命》以下的6篇，其中《顾命》和《康王之诰》从性质和内容、文字来看，本是一篇，所以，也可以说是5篇。一般认为，《周书》20篇大体都是可靠的真实档案文献，其中只有《洪范》似乎应是战国时期五行学家兴起以后的作品。

简言之，《尚书》的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组：

1.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

2.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历史文献，尤其重点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

3.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也不尽相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必然的关联。

整体而言，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虞书》与《夏书》皆非虞、夏两代当时的历史文献，而是战国末期甚至晚至秦代之作。其中《甘誓》的来源不会晚于战国前期，不过，是否为夏后启的誓师辞，则未能确断。《虞书》4篇中的少量字句也被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引用过，至于全篇文字的真实性如何，亦难以断定。《禹贡》一篇的内容，未曾见诸任何先秦著作，出现的时代可能最晚。

此外，作为主要记录虞夏商周部分帝王言行的《尚书》，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为国家治理提供有效借鉴。当然，在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开明统治群体的倡导下，这种天命观念较之以往已有了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比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等等，从而将政权的合理性建基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上。二是重民。《尚书·泰誓上》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中》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五子之歌》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等。因此，统治阶层不再视神意为最高准则，而是将施政的落脚点放在了民意和民心上。

四、《尚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尚书》自成书以来，在此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其流传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劫难：

（一）第一次劫难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全部都要送交官府，以集中烧毁。秦朝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到了汊代，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儒学，今文《尚书》盛行。当然，关于秦朝焚书及其影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二）第二次劫难

西汊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的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后虽被孔安国献于朝廷，但由于未列官学，故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三）第三次劫难

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2000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的。

《尚书》版本的形成、流传确实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今天所见到的《尚书》文本也是真伪并存。虽然《尚书》文本当中存在不少伪的内容，但由于它的形成时间较早，且一直备受儒家重视，因而其文献价值依然很大。

总而言之，《尚书》是儒家经典文献之一，也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的汇编。《尚书》所保存的商、周时期的诰、誓等材料，是历史学家研究先秦史不可或缺的依据，其中的一些述古之作，由于写作时代较早而具有极高价值。它还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材料，为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从汊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其经书地位就从未动摇。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尚书》的成书、整理、流传过程极为复杂，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书写字体、卷轶构成、具体内容不同的版本；部分内容曾经由帝王朝廷组织学者整理、校勘，颁布为“定本”。今本的主体部分至迟出现于东晋；其部分篇目内容的来源可靠性从南宋开始就遭受怀疑。清初，这些篇目在主流学术界被判定为“伪书”，甚至被排除出《尚书》的内容。近十多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不断进展，学界对今本的定位问题也展开了进一步反思。

（李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