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的对象主要是艺术作品，这意味着艺术批评自身就是艺术接受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艺术接受活动中的一个层次，它与欣赏性的接受方式和层次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对艺术作品欣赏性的接受方式主要是一种直觉活动。在接受过程中，欣赏者一直保持着对作品感性形象完整性的感知，关注作品的审美属性和审美价值，并且个人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在欣赏性接受中起着主要作用，简言之，欣赏性接受是一种直觉性、主观性和享乐性都较强的接受方式。批评性的接受方式则主要是一种理性的科学探究活动，它必须从一定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重建作品内部各因素，以及作品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艺术史之间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来分析、阐释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作品的得失、作品的艺术特征、作品所包含的艺术规律等问题。但是批评式的接受是建立在欣赏性的接受基础上的，是欣赏式接受方式的深化，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它能以各种方式反作用于艺术创作和欣赏性的接受方式，成为调节艺术创作和大众接受之间的重要中介力量。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艺术批评在艺术家的创作与大众接受之间起沟通、调节和引导的作用。这是因为从艺术家的角度看，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并不能直接面对广大的接受者，它必须通过上述艺术世界中种种合法性的中介环节，如美术作品就必须通过美术展览馆、画廊等机构才能与广大接受者见面。音乐作品则必须通过音乐厅的演奏才可能与听众接触。但是，实际上这些中介环节并不会接受这一时期中所有艺术家的全部艺术作品，而是必须在一定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内涵上对其进行严格的选择，才能把那些符合要求的艺术作品介绍给广大观众。这种选择的工作就是艺术批评家的职责。特别是一些大展或专题性的大展，往往还要成立评委会来负责挑选入展的作品，这些评委的工作，尽管只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展开的，但无疑就是对艺术作品的批评。而从广大接受者的角度看，在面对众多的、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时，也需要艺术批评给予引导，从而在艺术作品与广大接受者之间建立起广泛而有效的联系。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将通过对作品的审美价值、思想意义、风格特征、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的阐释，给广大接受者以理论上的指导，从而使他们能有效地理解、感受和体验艺术作品。

其次，艺术批评还能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批评来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进而影响艺术的接受。这是因为，艺术批评对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不仅能对欣赏性的接受给以理论上的指导，而且也会对艺术家的创作起调节作用，这一点，我们能从艺术史上风格更迭、思潮转向的过程中明显地看到艺术批评调节、导向艺术创作的巨大作用。举例来说，弗莱和贝尔对后期印象派的推崇，明代董其昌对文人画的赞赏，五四时期对“四王”的抨击都极大地改变了当时艺术创作的局面，也改变了当时的艺术接受状况。必须指出，这种批评往往带有极其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色彩，有时甚至与意识形态的力量结为一体，有着非常明显的倾向性。比如说贝尔为了确立后期印象派在美术史上的地位，曾不惜贬低再现性绘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功绩；董其昌对“北宗”的轻蔑；五四时期对“四王”，包括对文人画的批判，都充分体现了艺术批评强烈的倾向性特征。事实上，也正是艺术批评这种明确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价值判断，使其具有了调节、导向艺术创作的力量。而艺术创作的变化，也必然反过来改变和影响艺术接受的状况。当然，我们认为，艺术批评的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价值判断的倾向性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必须在符合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才能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起到积极的作用。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文革”时期那种艺术批评调节和导向出来的艺术创作局面，从而使亿万中国人民仅只能欣赏到“红、光、亮”式的样板画和样板戏。

第三，艺术批评对艺术创作的调节还体现在对作品的社会接受效果进行考察这个方面。因为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广大接受者提供精神方面的食粮。这意味着，艺术家就必须关心、了解广大接受者的精神需要，这样，艺术作品的社会效果就成了调节艺术创作的巨大力量。但事实上，艺术家并不能从广大接受者那儿直接了解到自己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只能通过各种中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艺术批评不仅只是对作品本身进行分析，而且也会对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考察，以此来调节、引导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创作的变化，也就会反过来改变艺术接受的趋势与结构。

总之，艺术批评作为一门学科，本身就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活动；从接受角度看，它也是艺术接受的方式之一；而从创作与大众接受的关系角度看，它又是调节、引导它们，并使其相互促进和发展的重要中介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说，艺术批评具有集创造性、接受性与中介性于一体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