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罪恶的鸦片贸易

1.中英鸦片贸易概况

鸦片俗称大烟，原产于印度、小亚细亚等地，是以一种叫罂粟的植物的果实中提炼出来的。罂粟为二年生草本植物，花很大，有红、紫、白等颜色，极具观赏价值，所以又叫“阿芙蓉”。果实球形，其中乳汁干后即为鸦片。虽然它有药用价值，但因含有大量的麻醉毒素，经常吸食，就会成瘾，不易戒除。长期吸食鸦片，会使人体质衰弱，精神萎靡。而这种能造成人们病态需求的东西在外商手里就成了一种很理想的特殊商品。吸鸦片很投合于那些穷奢极欲而又精神空虚的贵族、官僚、地主、官商的需要，这个类别的人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数目是很可观的，一旦诱使他们吸食成瘾，就会变本加厉。所以英商视之为可在中国长盛不衰并且能攫取高额利润的买卖。由于鸦片利润是很高的，50%的利润司空见惯，再高的成倍甚至几倍。许多鸦片商因此成了百万富翁。并且，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有着便利的地理条件，其殖民地印度的孟加拉，是鸦片的主要产地，这比从它本土贩运其他商品要便捷得多。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对鸦片抽税很高，政府收入的1/7是从鸦片贸易中得来的。就是为了赚钱，英国资产阶级不惜坑害中国人。对这一点，英国人自己也直言不讳，总督哈斯丁斯就曾这样说:“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用于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允许的。”^[6]在英国大规模地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前，中国每年也从印度输入少许鸦片，主要是药用。从19世纪初起，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的多次禁令，贿赂清朝官吏，以广州黄埔为走私中心。19世纪20年代，鸦片贩子以停泊伶仃洋面的趸船为据点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赤裸裸的武装走私。走私范围逐渐从珠江口外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远至辽东半岛。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更加猖獗。以贩鸦片出名的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带头在加尔各答和伶仃洋之间，开辟了一条专供飞剪船航行的快速航线，使印度鸦片运到中国，快时只需21天即可抵达，一年之中，可以往返6次。1836年，仅怡和洋行就拥有10余艘各种类型的走私船。据统计，输入中国的鸦片，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输入4200箱，1821年至1829年平均每年为1.9万箱，1830年至1840年平均每年为2.4万箱。^[7]

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鸦片到中国，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

2.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

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得白银大量外流。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那么中国必然是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势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起码在1000万两以上。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恶果:最直接的是造成银贵钱贱。当时，清朝实行的是白银、铜钱并用的双轨制，白银外流使得国内银钱比价变动，例如，1794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1000文左右，到1838年增至1600多文。按照清政府规定，缴纳捐税必须以白银作为计算单位，以前农民卖谷1石，值铜钱五六百文，卖谷2石，缴纳税银1两有余;后来卖谷3石，才能缴税1两，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受剥削更重了。其他如手工业者，出卖产品也以铜钱计算，缴税时则以白银计算，同样深受其害。由于劳动人民的负担增加，往往无力缴纳捐税，因此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据1839年7月统计，各省积年拖欠赋税共达2940余万两之多，相当于清朝一年的田赋收入，造成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另外，由于人民贫困的加剧，本来很有限的社会购买力也就更加减缩，这样就造成工商业的更趋萧条和衰落。

鸦片使清朝统治者更加腐化，更加剧了国家危机。鸦片的吸食者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僚，即清朝的当权者，以及地主、富绅之类作为清政权社会基础的人们和其他的附属者。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各衙门中吸食者更多，林则徐估计“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8]无论如何，在官府衙门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直接间接地与鸦片有联系，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这是可以肯定的。甚至紫禁城里也与鸦片有着扯不断的瓜葛，在1831年，就破获了皇宫里首领太监以下多人吸食和涉及贩运鸦片的案件。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清朝国家支柱的军队，许多官兵也吸食甚至贩卖鸦片，广东水师中这种劣迹颇多。所谓检查，只是装装样子，不但不予缉拿，而且俨然成了武装保驾。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同鸦片贩子订了一个契约，每私放一万箱鸦片进口除了收取一笔贿赂外，还让巡船扣下几百箱充当缉获的赃物，送到上司衙门去报功请赏，因此被晋升为总兵。政权机构和军队如此，清朝的腐败和危机不是可以想见的吗?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9]统治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任意挥霍，最终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这样就更加重了清朝的危机。在当时面临外国侵略危险的情势下，这种危机是和国家、民族的危机密不可分的。

鸦片毒害了国人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鸦片的吸食者当中，也不光是统治阶级及其附属者，也有些下层劳动者。他们本无吸食鸦片的经济条件，然而一旦失足便不可自拔，染上烟瘾后不但身体受损，甚至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往往伴随着品质、道德的沦丧。本来好端端的人，堕落成二流子、无赖，甚至弄得家破人亡。总之，从上至下吸食鸦片的人日增，造成了一种可怕的社会惨相。据有关材料描述:从沿海直至内地的大小市镇，赎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像毒菌似的滋长起来，掀开每个烟馆的门帘朝内一望，但见烟雾弥漫，一些面如死灰，两颊泛起青色的吸食者，横卧榻上手握烟枪，对着一盏鬼火一样的烟灯，双肩耸起，吱吱狂吸。由于吸食者一般都是吸上瘾，长夜不眠，白天则昏睡，过着日夜颠倒、糜烂无耻的生活，东南沿海的一些小镇，十几、二十家店铺里，烟馆常占半数以上，当然在这种烟馆里出入的多半还是下层人。至于贵族、达官、豪门富室的烟鬼们那就阔绰得多了，真是“侯门朱户翠笼帘，煎膏日夜烟熏天”。军营里一些兵弁有两杆枪，当武器的枪生满锈斑，而烟枪则油光贼亮，人们慨叹，这样下去中国就到了“人世将尽，鬼市已成”的地步。马克思对英国曾有过这样的愤怒斥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10]鸦片在当时对中华民族身心的危害是无法计量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国人被损害身心，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摧残。此外，在一些省份农村的某一些地方，也开始种植罂粟，良田沃土为毒物所占，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同时，也促使烟毒进一步扩散，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