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争再起与《北京条约》的签订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并未能促成和局。清政府方面，它对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缔结的城下之盟并不甘心，又忧心忡忡，事过之后，又想“尽力挽回”，或是“罢弃条约”。它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清朝统治者由于误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外国宗教带来的，因此对增开通商口岸和外国侵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怀有很大疑惧，怕再酿起事端，甚至担心外国侵略者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危及清朝统治。第二，清朝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向来只有贡使才能入京，而现在允许外国公使入京，夷人又不肯跪拜，“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大失天朝体面。总之，出于种种考虑，清政府试图和外国“修约”，并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其他条款的条件。而英法并不满足已攫取的权利，企图利用一年之内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用武力来实现和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

1859年年初，英法分别派遣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并拼凑联合舰队，在6月中旬，到达大沽口外。而清政府看到大兵压境，又软弱惶怕起来，只好允许按期在北京换约。同时，为了防备外国军队再次进攻大沽炮台，威胁津京，指令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进京。1859年6月25日，英舰队司令何伯率领联合舰队悍然闯进白河，进攻大沽炮台，中国爱国官兵奋勇抗击，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身先士卒，舍身酣战中炮阵亡。激战结果，侵略者遭到惨败，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0多艘，击毙击伤敌军近500人，英军军官伤亡20多人，英、法司令都受了伤。这次大沽之战，以我胜敌败告结。英法公使逃往上海，其联合舰队则逃往镇海海面集结，但清政府却不改变妥协方针，仍然要英法公使往北塘赴京换约。

清政府的态度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反动气焰，英、法政府也为大沽之败而决意报复。遂于1860年再度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扩大侵华战争。英法联军舰船200多艘，军队25000人开到中国，7月底，联合舰队再次集结大沽口外。此时，清政府还想罢兵求和，而僧格林沁作为津沽前线的统帅，在大沽加强防备力量，但北塘没怎么设防，目的是诱敌深入，然后聚歼。敌人在侦知北塘情况后，就于8月初占据北塘，登陆向天津进攻，塘沽、大沽炮台的清军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抵抗。但清政府并无抗战决心，咸丰帝晓谕僧格林沁撤退，说什么“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不久，天津陷落，清政府乞和，侵略者提出比《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实际不想在此时谈判，要给清廷以更大震慑，于是转而进兵北京。9月21日，进击通州，僧格林沁撤军反奔，以致失守。次日，咸丰皇帝出逃热河，留下他的异母弟奕求和，10月，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在北京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典型的罪行之一，就是焚掠西北郊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自康熙年间在明朝贵族废园的基础上扩建，到战前，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园林面积达5000余亩，内有综合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的杰出建筑物200余座，殿亭楼塔，山水林苑，蔚为壮观，举世罕见，凝聚中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辛勤血汗。园中还有许多珍宝和珍贵的典籍文物堪称人类文化宝库。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又将全园放火焚烧，数日里火光熊熊，烟雾弥漫，黑云压城，日光掩没。该园的被焚掠，是中国和人类文化重大损失，也永远留下了侵略者的罪证。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后，又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

在上述情况下，奉命谈判乞和的奕，乞请沙俄公使从中斡旋。俄使提出要以先解决俄中边界问题作为调解的先决条件，然后又要求奕答应英法侵略者的一切要求。奕在英法武力的逼迫和沙俄的恫吓挟制下，于10月24、25两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该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又规定了以下几项条款: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华工;中国割让九龙司(归属香港内)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归还以前没收的法国天主教堂财产，并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1月上旬，英法军队退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