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英贸易和闭关政策

1.早期的中英贸易。中外贸易开始于16世纪，这时西欧各国正经历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掠夺殖民地成为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先来到中国活动的是葡萄牙人，并于1557年侵占我国澳门。后来又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分别于1624年和1626年侵占我国台湾的北部和南部。17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也接踵而至。18世纪时，葡、西、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而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英国发展很快，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715年在广州设立商馆，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首位。在正当的贸易中，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后两种商品能够赚点钱但数量有限，大宗纺织品则亏损。而英国又亟须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因此，在若干年里的中英贸易中，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出超额每年仍在200万～300万两白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工业品有着很强的抵抗力。中国传统的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穿着自己纺织的结实的土布，既不需要也无力购买外国的棉纺织品，因此影响到英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的销量。另一方面，也与清王朝实行的闭关政策有关。

2.闭关政策。中国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王朝都闭关锁国，只是到了明、清某些时候，才实行了“闭关”政策。主要内容一是“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海禁”令，后来一度松弛。再后(嘉靖、万历年间)，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又曾厉行“海禁”。清朝开国之初，也曾发布过鼓励海上贸易的上谕。但从顺治十三年开始，为了对付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皇帝连续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禁海令”，规定“片板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出洋”;另一道是“迁海令”，规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军民，一律内迁五十里。这种彻底的闭关政策，实行了将近30年，平定了台湾等地反清势力后，清政府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决定部分地开放海禁，实行对外贸易，起初是开四关贸易，准许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对外通商。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种种骚扰活动，中外纠纷日益增多，所以下令只留广州一关而封闭其他三关。二是“公行制度”。这是在闭关政策之下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一种管制办法。粤海关虽有清廷和地方大员控制管理，但政府及海关不直接与外商发生关系，一切事务都要通过“洋行”居间经办。后来各洋行之间为了避免过分竞争，就组成了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公行”里的洋行通称“十三行”。当然，“十三行”只是一种习惯性叫法，并非洋行的固定数目。公行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有:承销外商的进口货物，并为之购买出口货物;划定出口货物的价格;经手交纳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税;照管外商的生活，并监督其行动;居间传达清政府对外商的指令及外商向清官方提出的意见、禀帖，具体经办清政府对外商的一切联系事宜。可见，公行既是中外商人联系的中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联系的中介。它既具有商业的职能，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三是颁布若干限制外商的规定，如:外商到广州，须住在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也不许中国人接触夷馆;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1831年宣布撤销);不准外国妇女来广州夷馆居住等。四是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与数量加以限制。这种闭关政策一直延续到《南京条约》的签订。

清政府长期实行的这种闭关锁国政策，如果从暂时的、局部的范围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但是从长远、从全局来看，这一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积极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自己，到头来是作茧自缚了。最终锁闭了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目光和思想，以至于在明清长时期里，士人们连葡萄牙、西班牙、法国都分不清，统统以“佛郎机”称之，说“佛郎机”(指葡萄牙)近满剌加(马六甲);束缚了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手脚;阻碍了的，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实行闭关政策的结果，是中国愈发被动、落伍。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政策。

由于闭关政策的限制和自然经济的抵抗，使得英国很难打开中国这个古老却广大的市场。最初他们企图用外交谈判的方式来扭转贸易的不利局面。1787年，应东印度公司要求，英王三世派卡思卡特为大使，率团访华。乔治在给卡思卡特的谕令中，明确训示他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开展对华商务，并希望从中国获得一块地方或一个岛屿作为货栈，以及中英互派使臣等。后因卡思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死于班卡海峡，使团与船队返回，此行无功而返。

1792年英国政府又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以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率使团再次访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1764年曾任英国驻俄公使，1780年任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这次使华的使命包括，“增进与中国的往来，以导致在(中国)整个帝国范围内销售祖国及我们的印度领地产品”。为此，希望中国给予英国“一块比广州地位更加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的小岛”，充作英国的货栈，并在“靠近优良茶叶产地，即北纬27～30度之间的地方”取得一块土地建立英国商站;此外，还要求中国允许英商在“(中国)内地贸易或旅行”。1792年8月，马一行从英国朴次茅岛出发，经香港海域和舟山在天津登陆后，于次年9月8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14日受到乾隆帝隆重接见，然后转赴北京。10月3日，马戛尔尼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对英贸易;援俄国旧例，准许英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将舟山附近一个岛屿让与英国，以便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将广州附近一块类似的地方让与英国;英货自澳门运往广州减免过境税;英商只按清廷公布的税章纳税，不另纳税。^[4]以上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乾隆在审阅照会后说了这样一番话:“语言不通。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5]

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失败，1793年10月7日回国。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立即着手组织新的访华使团。1816年2月，以阿美士德为首的新使团自英国启程来华。行前，英国外交大臣长斯尔雷指示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要“保证不断地进行贸易”;争取中国开放多口通商，“保卫”东印度公司的在华权益，以及公使驻北京。阿美士德使团一行于1816年8月经天津到达北京。由于阿美士德不按照中国宫廷礼仪行事，嘉庆帝怒其无礼，最后决定不予接见。阿美士德的使命又完全失败。

据马士罗举的《大事年表》，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在数次遭到拒绝后，英国商人找到了对他们最有利的特殊商品——鸦片，把它作为掠夺中国财富，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