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时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地主、官僚、商人(包括华侨商人)、买办转化而来。据初步统计，在1872年至1913年的约117家中国资本开办的近代企业中，共有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159人，其中地主和官僚102人，占64%，商人22人，占14%，买办35人，占2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新兴阶级，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们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束缚的要求;另一方面因其力量薄弱，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缺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束缚的勇气，在斗争中具有妥协性。革命性和妥协性，构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格。这种两重性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点，它对后来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在广州、上海等地经营近代工业，雇用中国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近代企业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洋务派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又一次得以扩充。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产生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到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增加到9万多人。中国产业工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一样，是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除此之外，中国产业工人还具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特点。

中国产业工人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进工厂后，很多人依然与农村保持着各种关系，对广大农村的情况有深切的了解，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利于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的亲密联盟。

中国产业工人具有高度的集中性。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产业工人大多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少数大企业中，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地的产业工人，就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全国将近半数的工人。从企业看，主要集中在几十个大企业中。1894年，约占全国66.7%的工人，集中在500人以上的42家大企业中。产业工人如此集中，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团结，有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

中国产业工人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所罕见的。其主要表现是工资极低，劳动时间极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恶劣，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政治上受各种压迫和凌辱。这使得它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和革命性，成为最革命的阶级。

当然，中国早期工人阶级也有一些弱点，主要是由于他们大多从破产农民或手工业工人转化而成，因此他们身上还保存着小生产者的习气。此外，他们当中文盲多，文化水平较欧、美工人低。

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不久，就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1879年，上海耶松船厂发生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的罢工，迫使外国资本家将工资如数交付给工人。同年9月，上海祥生船厂反对外国监工无理殴打工人，举行罢工; 1882年，开平煤矿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1883年，江南制造总局工人为反对延长工时举行罢工;1884年，香港工人为反对法国侵华举行大罢工，这次罢工规模大，时间长，直至迫使港英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拒修受伤法舰的条件才结束;1890年，江南制造总局工人为反对延长工时再次罢工;1891年，开平矿务局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外国工头欺压的斗争。尽管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其早期的斗争还多属于自发的、分散的维护自身权利的经济斗争，但却显示了它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英勇反抗精神，证明它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革命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