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和部分士大夫的危机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3]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面临着西方文明的挑战，要想不灭亡，只有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追赶世界潮流。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思想，主张了解夷情，学习西方。但由于传统社会积重难返，没有重视这一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多数人仍浑浑噩噩，苟且偷安，不思振作，从而浪费了将近20年的宝贵时间，失去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进入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政府遭受到“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京城，逼得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并焚毁了以圆明园为主的清朝皇家园林。沙俄则趁火打劫，攫取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这些前所未有的痛创给清朝统治阶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清朝已经遇到了难以对付的强劲对手。如湘军统帅胡林翼在夺取安庆时，猛然看到两艘游弋于长江上的洋人的军舰，迅如奔马，逆江而上，立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几乎坠下马来，原有病的他数月之后郁郁而终。曾国藩在亲自体验了西洋船炮的威力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4]这说明，这类封建士大夫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已远非中国军队所能比，他们不能不为大清国的未来担心。李鸿章的危机意识则更为强烈，他对时局的看法是:“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陷，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5]稍后，曾纪泽称这种变局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则说是亘古未有的奇变。这反映了封建士大夫对西方及中西差距认识深化的过程。在“变局”中，封建士大夫们有了紧迫感。

如何应付“变局”，他们自然要到儒家传统中寻找理论根据，《易经》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君子也应仿效天的运行不止，刚健自强。奕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利器为先。”^[6]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自强”之声不绝于耳。和局成立之后，赵树吉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并简陈对策:“皇上以为抚议为可恃乎?不可恃乎?如知其难恃也，则亦求所以自强之术而已。”^[7]冯桂芬则在分析了中国的多方面不如夷人之处后，主张采取魏源的“师夷”论，强调“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8]追赶西方的思想已表达得十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