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1.政治整顿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使革命形势发生急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为挽转局势作了努力，采取了一些措施:

天京变乱发生后，鉴于造成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同时也鉴于人心的向背，洪秀全采取了崇杨贬韦的做法。事变结束不久，即着手为杨秀清恢复名誉。从1857年12月出版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的新历上看，对于杨秀清生前的爵职，不仅一律照例，而且还加上“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封号。1859年，洪秀全下诏规定: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公历9月2日)为东王升天节。洪秀全还给杨秀清续嗣，将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他，并封为“幼东王”。而对于韦昌辉，则除名削爵，其爵职在奏章文告中均不在列，没有他的位次。

天京变乱之中，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联做”。自任军师，总理朝政。在1857年10月，封蒙得恩(广西平南人，初名得天，因避“天”字之讳，改名得恩。早年参加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1853年授春官又正丞相，总理女营事务)为正掌率(当时天王以下的最高官职)，封陈玉成(广西藤县人，14岁从教父陈承镕参加金田起义)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并且在李秀成等人的劝说下，暂时罢黜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并且数次派人争取石达开回朝，事未果。陈玉成、李秀成都是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尽管非统筹全局之宏才，但不失为智勇双全的将领，他们参与军政，特别是主持军事，对太平天国后期局势起到了支柱的作用。至于蒙得恩，则是一介庸才，无所作为。到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其人在金田起义后，曾赶到广西浔州参加，时太平军转战永安，没有来得及追上革命队伍。由于清方追捕，他从1852年起避居香港。在西方传教士处教书，并学习天文、历数，研究国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1854年，他曾到上海，想去天京，因沿途为清军所阻，无法到达，1859年年初，他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洪仁玕的特殊生活经历对他的思想特色有着很大影响，他向往并一直设法投身太平天国革命，但却没有经受革命战争的洗礼，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缺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实际了解，而较多接触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这不免在他的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洪仁玕到达天京以后，洪秀全大喜过望，骤加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封洪仁玕为军师，号为干王，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节制”。为了克服骤加重用洪仁玕而引起战功卓著的将领们的不满，洪秀全相继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这样使得领导核心达到了变乱之后空前的坚强有力。

2.《资政新篇》的提出

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怀着对太平天国的深切期望，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资政新篇》。该纲领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个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改革的方案。

在经济方面，《资政新篇》主张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他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疏浚河道，以兴车马和舟输之利;主张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主张发展邮政事业;主张迅速发展近代工矿业生产，开矿设厂，并且奖励民间开矿;同时，提出奖励民间制造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准专其利”若干年，“准其自售”，以大力发展民间企业。

在政治方面，他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没有提出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和羡慕。例如，说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最强之邦，由法善也”。并且，他明确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君主制度之中，例如，主张政权既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又要反对封建专制的倾向，要求洪秀全自今而后遇事“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并建议设立报纸，置新闻官和意见箱，使“民心公议”。他还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党联盟”。这既是一个设法问题，也是一个用人问题。

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主张设学馆、医院、育婴堂等社会福利设施，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禁溺婴及买卖人口，禁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同时，还批判了“不务实学，专事浮风”的学风，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学风文风。^[6]

在外交方面，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要求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改革。这是符合中国当时社会发展方向的，对当时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很有启发意义。但是《资政新篇》在当时缺乏实施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它提倡资本主义，但未触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没有反映广大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和利益。因此，《资政新篇》并没有实践地位，对挽救天国危机作用也不大。但即使这样，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3.经营苏、浙

太平天国后期，除原有的江南省(天京附近)、安徽省(以安庆为首府)和新建了以江浦为中心的天浦省外，李秀成等率军攻下苏杭之后，又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和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在各个省区内，设置省、郡、县三级政权，并且在基层推行乡官制度。

苏浙地区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富庶地区，也是清朝统治比较牢固的地区。太平军挺进苏浙，其势如狂风骤雨，虽然推翻了清朝地方政权，但并不等于扫荡了封建统治势力，当地的反动势力竭力运用军事以外的各种方法来进行抵制和破坏。而直接统辖该地的李秀成等人，基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再加上后期封建思想日益严重的侵蚀，同时，又面临政权骤间易手的形势，抵抗反动势力对新生政权的破坏因素的能力比较软弱，因而，使苏浙政权与太平天国前期政权相比，表现出封建因素增强的一些特点:

第一，政权的组织构成上，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原封建政权的成分。一方面，表现在利用了不少原清政权的官员和地主士绅。例如，在占领苏州城时，原在江南大营中的李文炳、何信义等人，他们都有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之类的官衔。他们作出了打开城门迎接太平军的姿态，便立即在太平天国方面得到官职。乡官成分更是严重不纯，甚至还有少数地区不设低级乡官，而利用旧有统治机构的情况。例如，在浙江的海宁花溪水镇、海盐通元镇一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表现在作为政权支柱的武装力量上，收编了一些团练和枪船。团练是地主阶级为对抗太平军而组织的所谓“民团”武装。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昌元等。枪船是一种凭借水网地带驾船活动的武装组织。它的参加者虽大多数是游民无产者，但领导权却掌握在地主和流氓分子手里。他们霸占码头，开设赌局，劫掠行旅，在太平军统治下扰乱社会秩序，与太平军敌对。对这种敌对的武装，李秀成未采取坚决镇压、消灭的政策，而是以招抚为主。当然，在军事打击取得成效、敌人严重动摇的时候，适当发起政治攻势，进行招降，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是可以的。但李秀成的招抚则是无原则的，不解除它们的武装，这就使得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成分不纯，埋下了隐患。比如，那些团练、枪船头子，李秀成就对其授职授爵，使得他们摇身一变，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依旧为非作歹，而一遇适当机会，他们就又公开反叛，尽管有的被镇压，但给太平天国造成了巨大危害。

第二，在所执行的政策上，封建性色彩严重。最突出的是维护地主政权。承认地主地权，允许地主取租办赋，但又限制地主，以利农民，是太平天国前期实际推行的土地政策。而到了苏浙政权这里，就演变为相当程度上主动维护封建地权的政策。比如，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地主的权益，向地主颁发“田凭”，作为地主占有土地和向佃农收租的凭据。另外，积极支持地主收租，宣称“粮从租办，理所当然”，设立“租息局”、“钱粮局”之类的机构专门办理收租完粮，甚至动用政府权力机关协助地主收租，严禁“农佃抗租”，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抗租斗争。

4.太平天国领导人政治、思想上的蜕变

苏浙政权是太平天国政权向封建政权蜕化的典型，但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整个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在日益蜕变。天京变乱以后，天王洪秀全尽管不无振作之气，但总地看来，其革命精神愈益减弱，而封建思想的迷信观念却恶性发展。他产生了强烈的猜忌心理，对别人不放心，极力想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建立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他一味加强宗教活动来作为达此目的和进行自我麻痹、自我慰藉的途径。而此时的宗教，已经脱离群众，成为自我麻醉与欺骗的毒剂和进行宣传的素材。例如，洪秀全在1859年秋发布了一个《打死六兽梦兆诏》，大概内容是:这天五更时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偕二妇人同行，见路前有四只黄色大虎，他怕二妇人害怕，带之返回，但虎追赶，他即用手打，虎忽变人形。未甚分明之时，他忽然醒来想此事非同小可，便请求天父天兄让他把梦做完，以兆明白。于是……找到刚才打虎之处，见四黄虎二狗同在一处，四虎已死，二狗中一条已死，另一条死而复生，他用手擒住复打，狗作人声喊曰:“我恐!”他说:“朕要诛死你”，便又把它打死，这样，共打死六兽，因此“男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诛残妖”，“天朝江山万万年”，特发一诏书。另外宗教成为他追逐个人物权的工具。比如，他令长兄、次兄出面撰写《福音敬录》，来证明自己确曾上天受过天命。他宣布把幼主过继给耶稣，以兼祧二宗。他任人唯亲，“立政无章”，朝纲紊乱。他采取过某些“肃正朝纲”的措施，但是不但无利，反而成弊。例如效法古代帝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滥封诸王。到太平天国失败时，“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他滥改国号，如1861年下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过了不久，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目的是突出他家天下的神圣性，受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如李世贤始终拒不执行。如此种种，越闹越乱，以致造成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而手下将帅，有些人则公然“结盟联党”，弄兵逆命，破坏铨选制度，再也不顾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