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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是从国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主权等方面遭到了破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了。但中国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着它的权力。所谓半封建，是从经济角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妄图将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冲击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1.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的出现和租界的建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于1842年2月被宣布为自由港，1843年6月被宣布为英王属地，英国政府委派璞鼎查为首任总督，实行殖民统治，人口很快由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七八万人。香港成了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后，中国一直仍对澳门拥有领土与行政司法主权。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变成葡萄牙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了香港之外又一个鸦片贸易的大仓库，也成了西方拐卖华工的基地。

五口开放后，外国人大批涌入，派驻领事，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开设商行，兴办企业，占地造屋，逐步使五口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其中，上海由于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又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交通便利，到同治初年，上海便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半殖民地城市。1843年，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在上海县城东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为领事馆。又曲解《虎门条约》的有关条款向清方讹诈，要求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道员宫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个与英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将黄埔江边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共830亩土地划为英国租借居留地。这是外国在中国占有租界的开端。1848年、1849年美国和法国也在上海建立租界。在这些租界内，外国侵略者成立了行政、税收、警察和司法等机构，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将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此后，随着西方各国在中国不断扩张，租界推广到其他口岸，成为半殖民地的典型特征。

2.战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传统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输入仍有增无减。1841年中英谈判开始时，英方即向耆英提出开放烟禁的备忘录。耆英不敢答应，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说禁内不禁外，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与否，“中国无须过问”。这种默许，使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三万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万三千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鸦片仓库。而上海与广州，则是两个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鸦片税在英印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由原来的1/10上升到1/6，从而使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回国后，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的”。^[20]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21]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之类的商品也大批运进来。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6万英镑，1845年竟达239.4万英镑。在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万英镑，占总值的70%以上，增加了4倍多。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出工业品，其中棉布占80%以上。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中，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的最重要和典型的部门是纺织业(一耕一织)。外国以机器生产的大量的棉纺织品的输入，不可避免地冲击中国的纺织手工业。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手工纺织业素称发达，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这里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据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梭布，较稻田倍徒。……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22]在福建厦门一带，原来这里的商人将漳州、同安的土产棉布运往宁波、上海、天津、辽宁及台湾一带销售，又在宁波等地购买江浙的棉布及其他货物运回厦门销售，生意十分兴隆。但自英国在厦门开市通商后，“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门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雍滞不能出口”。^[23]出现这种情况的道理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的是机器生产，生产效率高。而我国传统的棉纺织业当然无法和机器生产者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原来从事棉纺手工业的就不得不改行。手工棉纺织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手工业，它被破坏，使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开始分离。这是几千年来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主要标志。

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也加强了对中国原料和土特产品的掠夺。最典型的是茶、丝。到1853年茶的出口量翻了一番，而丝的出口量则增加为战前的10倍。茶丝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国内茶丝生产的发展。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浙江湖州附近许多人改而种桑、养蚕、缫丝。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制茶业迅速发展。使中国农业生产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这是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应该注意到，并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很快就解体殆尽，而是有一个逐步过程的。从地域上看，开始，仅限于五口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后才逐渐扩展至内地。从程度上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也有着顽强的抵抗力，这是外国资产阶级所始料不及的。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外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有的人竟这样算账，只消中国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24]。可是在当时，实际上有几个中国妇女戴棉织睡帽?即使价钱比较便宜的棉纺织品，由于劳动人民贫穷，购买力弱，能自己加工解决的就是费点事也尽量不买。所以，从1846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开始急剧下降，到1854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只有100万英镑，比鸦片战争前的某些年份还要低。当然，这种抵抗不会是持久的，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终究无法阻挡外国大工业产品的力量。从1855年起，英国输华商品总值开始回升，到1859年就增加到400多万英镑。

3.近代产业工人和买办商人的出现

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通商口岸非法开办企业。1845年，英国在广州开办柯拜船坞，在上海和厦门开办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这些企业雇用中国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的工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与此同时，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专门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中国商人，近代称之为买办。他们受雇于洋人，代表洋行开展业务，由于与外国侵略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在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是洋行和华商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随着西方势力的深入，买办的活动也从经济扩展到政治。他们是中国近代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

4.思想界的惊醒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敲开了闭锁的中国的大门。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并未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但可贵的是，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在隆隆炮火中，惊起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在外患的刺激下，为了知己知彼，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注意了解西方世界情况的先进人物，范文澜誉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对于初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他来讲，面临着怎样战胜陌生的西方侵略者的问题。在闭关时代，他也跟处在闭塞状态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样，对外国事情茫然无知，也曾发表过“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的大话，也曾有过“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而外国绝离不了中国的看法，发表过类似西方多瘴气，西人要以茶解毒，一日无茶则病，数日无茶则死的议论，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他迅速惊醒，开眼看世界。

他组织翻译西方书刊，研究各国的情况动态。最著名而有成效的是把所搜集到的有关西方国家的史地资料编成《四洲志》初稿。书中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对于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来说起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作用。书称“四洲”，乃袭佛籍中之旧称，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重编为《海国图志》影响就更大了。林则徐在学习西方方面贵在开风气之先，在于能紧跟形势，转变思想。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1814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后与龚自珍齐名。他讲求经世致用，对当时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宋学(理学)和汉学(考据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两江总督陶澎、江苏巡抚林则徐筹议漕运、水利、盐政诸事。他在鸦片战争前即认为鸦片贸易是使中国民穷财尽的重要原因，主张严禁鸦片输入。鸦片战争期间，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参与筹划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他撰《圣武记》，历述清王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根据《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25]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顽固保守思想。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魏源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

魏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封建的家天下的局面;议员和总统皆自下而上地由民众选举，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26]这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

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创棒辟莽，前驱先路”，对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过不小影响。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道光初年，他结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私交颇厚。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员，严禁鸦片入口，积极组织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他的抗英活动被诬告为“冒功欺阁”，被贬官四川。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姚莹即已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战争的失败，使姚莹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说:“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27]怀着悲愤的心情，他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1845年，姚莹撰写的《康车酋纪行》一书问世。该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等作了考察，而且对英、俄等国的情况作了探讨。书中揭露了英、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认为要抵抗外国侵略者，就必须了解敌情，知己知彼，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情况，“欲吾中国童雯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青沦于鬼域。”^[28]他很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虽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了解很肤浅，然而他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徐继畲(1795—1873年)，号松完，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任按察使、巡抚等职。由于在广东、福建做官多年，徐继畲有机会接触一些外国人，1848年，他撰成《瀛环志略》10卷。与《海国图志》一样，《瀛环志略》也是近代中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对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所记述。徐继畲还在书中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给予称赞，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进步思想。

梁廷枏(1796—1861年)，字章冉，广东顺德人。曾任澄海县训导等职。鸦片战争期间，他热情支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梁廷枏在鸦片战争前即注意“采集海外旧闻”。1844年后，他陆续撰成《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吝偶说》、《粤道贡国说》，1846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合省国即美利坚合众国，兰吝即英国首都伦敦，此处泛指英国。《合省国说》和《兰吝偶说》就是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简要记叙，而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尤多。这有助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面貌的了解，开阔人们的视野。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边疆局势趋于严重，于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多潜心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写出专门的著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张穆(1805—1849年)，字石洲，山西平定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卷。何秋涛(1824—1862年)，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授刑部主事。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壤，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编成《北激汇编》(即《朔方备乘》)80卷。

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许多学者来记述这次战争的经过，探讨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唤醒人们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是系统记述鸦片战争史实最早的一部著作。梁廷枏的《夷氛闻记》五卷，也是记载这次战争经过的，尤详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和《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等地人民继续坚持反英侵略斗争的事迹。此后，夏燮编撰了《中西纪事》一书。夏燮(1800—1875年)，字谦甫，安徽当涂人。鸦片战争后，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遂编撰是书。这些著作都表现了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妥协投降，称颂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工作，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是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

[2]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第117-1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6页。

[7]李伯祥:《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神州国光社，第207页。

[13]《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鸦片战争》，第2册，第243页。

[1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6页。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神州国光社，第118页。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神州国光社，第15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0页。

[20]《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7l页。

[26]《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