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鸦片战争的经过
1.英方不断挑衅，林则徐积极备战
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因此，在严禁鸦片的同时，林则徐也积极进行备战，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的1840年年初，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战备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吸收敌方军事技术方面的长处，有的放矢地加强己方，主要是在船炮水军的建设上下工夫。他察看海口形势，加固和改建原有各炮台，部署添筑新炮台。并且设法秘购洋炮，据统计从外国买进200门近代的大炮，资费大部分是从行商捐款中筹措的。同时，他还努力改造兵船，以壮大水师声势，也有些成效，但苦于经费之难，受到了限制，不能完全落实计划。他在战备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认为“民心可用”，他在沿海招募渔民、疍户(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日夜加紧训练。作为封建官僚来说，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能做到重视民众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义律认为，中国的销烟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他一方面向英国政府鼓噪发动战争，一方面鼓动英军多次进行武装挑衅。1839年7月，英国水兵在九龙尖沙咀抢劫行凶，打死当地居民林维喜。林则徐严令英国人交出凶犯抵罪。义律抗拒不交，反而率军舰突然炮击九龙山口，被中国水师击败。从9月到11月，义律在九龙、穿鼻洋和官涌等地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均被广东水师击退。但虚骄昏聩的道光帝在接到捷报后，下令停止一切对外贸易。林则徐只好于1840年1月5日宣布封港，照旨办理。此时，英国政府正在酝酿发动战争。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没有林则徐的禁烟，英国也会找到其他借口发动战争，以达到打开中国大门，开拓中国市场的目的。
2.战争的经过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于1839年10月1日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发动侵华战争。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发给训令，指示先封锁珠江口，然后占领舟山，再北上至天津与清政府谈判。4月10日，英国议会通过对华作战军费支出案，组成一支有48艘舰船，4000余名士兵的“东方远征军”，开始侵略中国。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下旬(21日)英军舰船开抵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为标志正式爆发，到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为标志告结，其间历经两年零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争正式爆发到1841年1月下旬英方提出所谓《穿鼻草约》为止，历时约七个月，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英军至粤，挑起战争→进犯厦门，被击退走→沿海北犯，攻占定海→直逼天津，清廷妥协→林遭革职，琦善挂帅→英军返粤，签订《穿鼻草约》。
英军到达珠江后，见广东防御严密，按照英国政府预订的作战方案，除留下少量船只封锁广州外，以主力直取舟山。7月5日英军在定海头道港登陆，次日占领定海县城。在此之前，英军第二批北上的舰队中的“布朗底”号于7月3日在厦门与岸上的清军展开炮战，清军官兵死伤25人。8月，英船到达天津白河口，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直接向清朝中央政府施加军事压力。照会攻击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侵略要求，并威胁说，如不满足要求，英国“仍必相战不息。”[15]
定海失陷和英轮驶抵天津海口，引起清廷震恐。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把英军入侵归罪于林则徐，还竭力宣扬英人“船坚炮利”，“边衅一开，兵结莫释”，道光帝产生动摇，指派琦善赴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琦善表示只要英军退回广州，一切问题皆可在广州谈判解决。英军因兵力有限，加上天气转冷，唯恐北方海港冬季结冰封冻，兵舰不宜在大沽久留，于是同意回广州谈判，从9月15日开始，英军开始南撤。9月17日，道光帝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谈判。28日，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由琦善署理两广总督。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下令撤除一切防务，裁减水师，遣散水勇，以示“谈判”诚意。这时，英方懿律因病返回，义律任英国全权代表。在谈判中，琦善答应了义律提出的除割让香港外的所有要求。但义律并不满足，为了促使琦善完全屈服，决定再次使用武力。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虎门外的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率众英勇抵抗，不幸中弹身亡，炮台失陷。琦善慌忙派人去穿鼻洋求和，义律提出了一个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草约。琦善不敢应允，只同意代为上奏皇帝，准予“香港一处泊舟寄居”。而义律不待清廷答复，竟然于1月20日擅自向英商发布公告，谎称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即后来所谓的《穿鼻草约》)，称琦善同意割让香港。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占领香港，鸦片战争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自《穿鼻草约》提出后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到同年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历时整四个月，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清廷宣战，易帅奕山→虎门之战，(关)天培殉国→清军连败，签订《广州和约》。
1841年1月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原以为只要惩办了林则徐、邓廷桢等，允许通商，就可以罢兵息战的道光皇帝非常恼火，为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和尊严，便下诏对英宣战。谕令广东、浙江方面对英夷“痛加剿洗”。任命皇侄、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及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抽调各省军队17000人，开赴广州作战。2月，广东巡抚怡良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折到京，道光帝震怒，下令把琦善革职缉拿到京，查抄家产。义律得知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乘奕山等尚未到达广州之机，先发制人，于2月25日向虎门各炮台发动攻击，守将关天培率众奋起抵抗。此时仍在广州、手握重兵的琦善见危不救，拒不发兵支援。关天培虽年逾花甲，但身先士卒，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400多名官兵血战阵亡，虎门炮台失守。英军进入内河，向广州进犯。号称常胜将军的杨芳，以粪桶等秽物载于木筏之上，企图“以邪制邪“，抵御强敌火力。结果妙计失灵，惨遭失败。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4月间，奕山及各省军队先后到达广州。他日夜饮酒作乐，既无抵抗到底的决心，也无“靖逆”的能力。他认为“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16]，实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他求胜心切，在没有切实军事部署的情况下，于5月21日贸然兵分三路袭击英军，结果大败。英军乘势反扑，占领了广州城外的全部炮台，包围并炮轰广州城。退缩在广州城内的奕山等官兵慌忙在城墙竖旗求降，27日，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在6天内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交纳赎城费600万元，商馆损失费30万元。至此，鸦片战争第二阶段结束。
第三阶段:从《广州和约》订立后到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这个阶段的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民众激愤，三元里抗英→英方易帅，扩大战争→中方失利，折将陷城→奕经“丧威”，敌犯长江→《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1841年5月29日，英军闯到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抢掠，群众奋起抗击。在菜农韦绍光等人的联络与号召下，村民在村内伏击侵略军，当场打死几名英军，并将其尸体投入猪粪坑中。三元里村民知道英军肯定会来报复，就在村子北面的古庙集合，一起商量对付敌人的方法。他们决定进行武装抗击，古庙里有个神座，神座里面插有一面三星黑旗，村民们约定就以这面旗作为令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同时，爱国士绅何玉成等出面联络附近103个乡的群众，附近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也都奋起响应，快速集结。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1.5万余人齐集在三元里村东北的牛栏岗，共同商量如何作战。他们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牛栏岗附近丘陵起伏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和附近各乡几千群众，手持锄头、铁锹、木棍、镰刀、石锤、鸟枪，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敌军乱放枪炮、火箭，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按原定计划且战且退，诱引英军向前推进。三元里人民诱敌到牛栏岗，忽然螺号、战鼓齐响，埋伏在四周的七八千名武装农民突然出现，从漫山遍野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住，不一会儿就达到了几万人。卧乌古指挥部下从两路突围，武装群众立即从两边包围，并抓住有利时机，冲上去肉搏。恰好雷雨大作，武装群众个个精神抖擞，越战越勇。敌人的火药淋湿，枪炮无法使用，被打得东奔西窜，死伤几十名。英军拼命突围，武装群众歼灭侵略军2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当晚英军向四方炮台退去。三元里人民乘胜追击，广州附近几个县的群众也纷纷赶来支援，包围了四方炮台。侵略军没有办法，只有狼狈撤出广州，退回虎门。5月31日，英军以废除《广州和约》和攻城相威胁，奕山吓坏了，马上派知府余保纯带领南海县令和番禺县令前往解围。英军这才得以脱险。
这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规模较大的一次斗争。从此，民间流传着“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歌谣。它真实反映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人民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1841年4月，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认为此约所立条款不能满足英国的侵略要求。于是撤换义律，改派曾在印度长期任职的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扩大对华战争。英国政府给璞鼎查的训令是“只有在中国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后，才能停止军事行动”。8月25日，英军进攻厦门，厦门失守。9月，英军再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兵抵抗失败，以身殉国。英军再次占领定海后，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率军迎敌，战前集中宣誓，愿与镇海共存亡，激励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但是浙江总督余步云贪生怕死，不战而逃。裕谦孤军奋战，兵败后投水自尽，镇海失守。不久，英军攻占宁波，并两次分兵进犯台湾，均被台湾兵备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率众击退。
浙东连失三城，清廷大为震惊，期望尽快了结战事的道光帝不得不再次组织兵力应战。10月18日，任命皇侄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军队近2万人前往浙江作战。奕经带领随员，一路上勒索供应，游山玩水。12月到达苏州，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直到1842年2月才移驻绍兴。“饮绍酒大乐，日在醉乡。”[17]奕经视战争为儿戏，对战争不作认真准备，称曾梦见“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18]视此事为“佳兆”，又凭占卜所得签语制订了盲目的作战计划。于1842年3月10日四更(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兵分三路，向宁波、镇海、定海反攻。由于军机泄露，英军早有准备，结果三路大军都被打败，英军乘势攻占慈溪，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清军在浙江战场上接连失败，国内阶级矛盾又趋激化，很多地方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群众反抗斗争，使道光帝再也没有信心抵抗到底，决定与英夷“弃嫌修好”，尽快结束战争。4月，任用盛京将军耆英、前两江总督伊布里到浙江向英军求和。而璞鼎查却认为和谈时机还不成熟，只有按计划进入长江，占领军事重镇南京，切断长江、运河漕运，才能迫使清政府答应全部侵略要求，所以拒绝和谈。5月，英军退出宁波、镇海，集中兵力攻占了海防重镇乍浦。6月中旬，英军进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被英军的炮火吓得弃靴丢冠，狼狈逃跑，守军士气大受影响。江南提督陈化成率众孤军，为国捐躯，守军官兵全部阵亡，吴淞失陷。不久，上海、宝山相继失守。7月17日，英军兵船到达镇江，以近7000人的兵力攻城。副都统海龄率守军1500人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巷战搏斗，终因力量悬殊，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海龄兵败后自缢殉国，镇江被英军占领。镇江战役是中英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次大战。英军尽管占领了这座重镇，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恩格斯对守军给予了高度称赞:“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19]8月初，英军到达南京江面，耆英、伊里布等也到南京乞和，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结束。